唐文立编著的《风雨晚清(一个民族的百年涅槃)》讲述了：1811年，内有忧，外有患，天朝大厦将倾。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惊醒了沉睡中的大清。1898年，甲午海战，大清再摔一个四脚朝天。1900年，仰仗义和团的慈禧向西方列强叫嚣，却再次被羞辱。1911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族终于在趔趄中爬起。这一百年，见证了一个民族的涅槃……

百年晚清，泱泱中华究竟发生了什么？皇帝、朝臣和平民都做了些什么？嘉庆、道光、咸丰到慈禧再到溥仪；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再到袁世凯；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晚清最后一百年，距离今天这么近，但我们其实并不了解它。“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君主立宪”为什么均告失败，最后必须革命，历史为什么非要这样？

《风雨晚清(一个民族的百年涅槃)》虽然讲述的是百年晚清的历史，但提到了诸如科举制的来龙去脉以及对历史的影响，从“禅让”到“家天下”再到“皇帝轮流坐”最后回归“天下为公”的曲折历程。短短百年展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精华。阅读《风雨晚清(一个民族的百年涅槃)》（作者：唐文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读到这个民族的未来。

一、平淡而不平常的1811年

 1.嘉庆收容遣送洋人

 2.洋人：大清朝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

 3.传说中的康乾盛世

 4.胖皇帝不能承受之重

 5.洋人的难题：跪还是不跪

 6.中国人的中国式出路

 7.林则徐中进士

 8.旗二代的麻烦

 9.嘉庆皇帝第一次抓赌

 10.嘉庆皇帝第二次抓赌

 11.1811年，曾国藩出生

二、一代不如一代的大清皇帝

 1.两个皇帝同朝

 2.蝗虫不食庄稼

 3.鸦片能吸食：

 4.天理教的天理

 5.皇宫被攻袭

 6.道光是过日子的好手

 7.皇帝也受欺负

 8.没想到禁烟会带来战争

 9.为了银子的战争

 10.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看到了什么

 11.阻挡不住的溃败

 12.道光：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

 13.“奕谊”成了道光的“遗嘱”

 14.咸丰没有“咸庆丰年”

三、科举路上死磕的曾国藩和洪秀全

 1.科举也算一大发明

 2.当科举成了八股

 3.曾国藩的科举之路

 4.突围的曾国藩

 5.洪秀全也是科举路上的一员

 6.我爸是上帝，我哥是耶稣

四、曾画藩和洪秀全的战争

 1.“孔门弟子”投靠了上帝

 2.洪秀全说：我要造反

 3.上帝啊，救救我们

 4.曾国藩踏入官场

 5.曾国藩十年九升迁

 6.两个书生之间的战争

 7.没有胜利的结局

 8.曾国藩没想做皇帝

 9.天下有湘军的一半

五、憋屈的李鸿章

 1.李鸿章去上海

 2.淮军在上海崛起

 3.李鸿章和洋人

 4.师夷长技以自强

 5.有科举无科学

 6.现代文明在变通中前进

 7.海防、塞防和潜规则

 8.建一支海军有多难

 9.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10.内斗之殇

 11.甲午之败

 12.马关之耻

六、为了苟活的维新

 1.慈禧的家长里短

 2.垂帘听政

 3.光绪也是皇帝

 4.不想当家的皇帝不是好皇帝

 5.没有赢家的内斗

 6.草根圣人要指点江山

 7.康圣人要做救世主。

 8.大清朝要活下去

 9.光绪不是好领导

 10.变法成了夺权总动员

 11.慈禧先动手了

七、风雨飘摇中的晚清

 1.义和团保护大清朝

 2.满族亲贵玩火

 3.现代文明，这么近，那么远

 4.权奴慈禧

 5.多灾多难的晚清

 6.慈禧的“新政”

 7.慈禧的最后时光

八、黑白通吃的袁世凯

 1.李鸿章的祠堂

 2.袁世凯的偶像是李鸿章

 3.袁世凯的发迹之路

 4.袁世凯组建新军

 5.李鸿章的再传弟子

 6.贵族和跪族的较量

 7.袁世凯笑到了最后

九、素食的医国者孙中山

 1.洪秀全第二

 2.上医医国

 3.孙中山打算拜见康有为

 4.孙中山给李鸿章上书

 5.重病用猛药

十、没有大腕的革命

 1.从“禅让”到“世袭”再到“皇帝轮流做”

 2.当革命成了唯一的选择（1）

 3.当革命成了唯一的选择（2）

 4.革命也联盟

 5.革命成为一种潮流

 6.没有大腕的革命

 7.革命成功了，黎元洪被逼做都督

 8.天下为公

嘉庆收容遣送洋人

1811年，也是清嘉庆十六年，论干支则为辛未，羊年，也是从这一年起，中国成了羊。这一年的五月，嘉庆皇帝颁布一道圣谕：“西洋人现在住居京师者，不过令其在钦天监推步天文，无他技艺足供差使。其不谙天文者，何容任其闲住滋事？著该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著发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其在京当差之西洋人，仍当严加约束，禁绝旗民往来，以杜流弊。”

这是一项典型的限外令，大意是说，那些在京师居住的外国人，除了一些搞天文的技术人员，其他不懂天文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外国人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稳需要，责令有关部门进行排查，在天文部门有固定工作的除外，其他一律遣送回国。就是在天文部门工作的外国人，也要严加管教，尤其要禁止和旗人往来，以免带坏了旗人。

看似一道普通圣谕，却蕴涵了大清朝心理失衡，在洋人面前的优越感丧失。也说明，中国人对洋人的态度从此改变，洋人不再是稀罕物了，是一个问题了，而且不得不关注了。

皇帝很生气，后果自然很严重，不久西洋堂依据嘉庆的这道谕旨对在京西洋人进行了普查。两个月后，即七月十四日，主管西洋堂事务大臣福庆把调查结果上奏嘉庆帝，提到西洋人贺清泰、吉德明已年老多病，毕学源尚能通晓算法，此三人请令留京；高临渊、颜时莫、王雅各伯、德天赐四人，学业未精，留京无用，应遣送回国。

接到奏折后，嘉庆同意贺清泰、吉德明、毕学源三人有一技之长，颁发留京居住证，但要求他们老老实实住在西洋堂。至于高临渊等四人，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被遣送回国。为了确保彻底遣送，政府对他们一路护送，要求步军统领衙门派人送到良乡，交由直隶护送，直隶再交给下一个行政区域，一直到广州，然后等有方便的船只，把他们四人送回家。并且要求他们四人无论在沿途还是在广东居住期间，严禁与内地人们来往，担心他们破坏了淳朴民风。

七月十六日，清政府颁布法令：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意当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著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除旗档。失察官员降级调用。在钦天监任职的西洋人必须严加约束，禁绝与旗民往来，以杜流弊。其余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国，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别办理，以净根株。

真是有点奇怪，堂堂天朝皇帝，竞和区区几个洋人较上劲了，又是严定科条，又是大加惩治，又是遣送回国……的确有失体统。不是嘉庆不要面子，问题的根本是洋人太热情了，要给大清朝的子民带来福音，这令大清朝的嘉庆很不爽，我天朝上国，哪里需要尔等福音，从哪来到哪里去。可是，大清朝已经离不开洋人了，可以不要洋人的物品，但钦天监需要洋人观察天象修整历法。

连皇帝都把洋人当回事了，说明天朝放下尊严了，心虚了；实力不如洋人了。不敢“中国欢迎您了”，也说明开始害怕了，问题的关键是已经离不开洋人了。梳理一下，中国和洋人的交往极具特色，仅仅从称呼上就能发现一些端倪。从最早的夷到洋夷，再到洋人，进而变成洋鬼子，之后又称为外国人——老外，外国人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我们自己。这些称呼的变化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兴衰史，中国人向来以天朝自居，其他国家自然等而下之，不配和中国平起平坐。

最早的“夷”是中原华夏人对周边地区人的蔑称，那时中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于是把自己当做是天下的中心，称四方为“夷”，显示自己的优越高贵。托祖先的努力，我们的优越领先了世界两千多年，因而我们称外国人为‘‘夷”，也就称呼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年，一直都是别人到我们天朝求学问道，所谓风水轮流转，正当我们还在夜郎自大的时候，而“夷”们却强大了，而且超越了我们。

“夷”们不像我们天朝那样矜持，等着别人上门取经，他们是送来主义，是“己所欲施于人”，就把他们认为的“救世良药”送了过来。他们哪里知道，天朝什么都是早就有，哪里稀罕他们的东西，他们自然就碰到了一鼻子灰。

据考究，“夷”们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年)，就开始来“救世”了，那时称为景教。不过，那时候我们正如日中天，哪里需要他们，后来唐朝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灭佛也顺带捎走了基督教，该教故此从中原消失。元朝时，西方“夷”人热情不减，基督教再次被传人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当元朝统治者被小和尚朱元璋撵出中原后，基督教也随风而去。

西方“夷”人做事情向来有宗教徒般热情，百折不挠，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利玛窦到中国“救世”。利玛窦的确有本事，为了能在中国传教，他对天主教礼仪进行了改革，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让中国人有一种亲近感，在翻译天主教最高信仰“Deus”名称时，利玛窦采用了先秦古籍儒书中的“上帝”称号。再就是，中国人在信仰上帝的同时，还可以拜孔子、祭祖先。经过努力，利玛窦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完成了天主教梦寐以求的成功。但由于他们内部产生了不和谐意见，引来一些其他来华教士对利玛窦的传教方式有偏见，引发了“中华礼仪之争”。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一个名叫颜当的法国传教士在福建传教的时候，以上帝名义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祭祖拜孔，这样一来，康熙皇帝肯定不干了。尽管如此，康熙还是多方努力，希望罗马教廷能收回成命，但罗马教廷就是固执己见，这令康熙很不爽。让你们传教，已经给你们面子了，还蹬鼻子上脸不成，于是一怒之下在全国禁止该教。

通过这件事，康熙还是觉察到西方文化的潜在威胁，他为自己的子孙敲响了警钟，明确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这也是天朝的君主第一次走下台阶，开始平视西洋，改称‘‘夷”为“洋”，从夷到洋，绝不是字面含义的差别，还有更深层次的微妙的变化。这里的“洋”不单是指海洋，更含有先进文明的意思在内，所以“洋人”一出口，自己就矮了半截。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能看到这一点，康熙不负圣主之名，遗憾的是康熙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还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颁南洋禁海令，禁止内地商船到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和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处贸易，南洋的华侨必须回国，澳门外国船只不得载中国人出洋。理由是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清圣祖实录》)。

如果说当年朱元璋颁布“禁海令”，是因为自身的小农意识让中国成了世界大航海的落伍者；那么，康熙的“禁海令”，把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海洋资产，统统放弃，把自己从一个海洋国家变成沿海地带渺无人烟的“内陆国”，就是有些犯傻了，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种下了苦果，也让整个国家蒙受耻辱。P3-5

人类非常有意思，学习先进的东西非常慢，而且很难见效果；但对落后的糟粕东西就不一样，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很容易就学会，而且往往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文明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是这么艰难，几乎每迈进一步都是一项惊世骇俗的工程：因为人类文明的前进，不仅仅涉及大自然的生态环境、文化以及国民性，还取决于这个族群的政治政策和制度。所以，每每一个民族的文明更上一层楼，都是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纪念碑、里程碑。

1911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一件有点意外的大事——武昌起义，几千士兵突然发动起义，最后成功了，是为辛亥革命。因为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中国人因此对这一年青睐有加，甚至有些崇拜。

而1911年的前一百年，即1811年，因为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则几乎没有人记得。同是一样的纪年符号，差别为什么这样大呢？其实，尽管1811年有些平平淡淡，但还是发生了一些史学家注意不到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是后来许多重大事件的症结所在，在历史的走向中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力量。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逻辑，所有的人和事都有前因后果，一切行为的产生都是必然，即使那些看上去偶然的事情，一旦剥去表面上的那层皮，露出的依然是逻辑——必然。

1811年，在中国为清嘉庆十六年。论干支则为辛未，羊年。这一年。注定很好玩，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不大不小影响深远的事情。如果按照影响力排位的话，第一件事当属嘉庆收容遣送洋人。堂堂大清朝的皇帝和几个洋人较上了劲，本身就是一件很掉价的事情，问题的根本是洋人太热情了，要给大清朝的子民带来福音，这令大清朝的嘉庆很不爽，我天朝上国，哪里需要尔等福音，从哪来到哪里去。问题是，大清朝已经离不开洋人了，可以不要洋人的物品，但钦天监需要洋人观察天象修整历法。把洋人当回事，说明天朝放下尊严了，心虚了；实力不如洋人了。不敢“中国欢迎您了”，也说明开始害怕了。

第二件应该是满人的“旗二代”问题，这一年嘉庆帝训谕八旗，并颁布了诏书，认识到统治的危机。自从入关以来，已经170年了，这么多年的优裕生活。当年令人闻风丧胆的八旗子弟已经成了脱毛的凤凰，不仅不能战斗甚至不能养活自己，有的开始赤贫，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分子。

第三件是吏治败坏，满朝的文武竟然连小小的赌博案都办不了，最后嘉庆皇帝只得亲自抓赌。

第四件事，当属林则徐中进士，这位“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开始走进官场，他的一生和洋人密切相连。

第五件，就是曾国藩出生，他的影响无须赘言。

最后一件，就是经历五代皇帝的积淀，嘉庆皇帝开始编撰《大清一统志》。这部总志虽然不像《太平寰宇记》《寰宇通志》那么牛气哄哄，但还是自大了一番。把当时派使臣来中国的所有国家，统统称做“朝贡各国”，列为专门，排于书末，事实上根本不是这回事，纯属自欺欺人。尽管总志叫做《大清一统志》，但还没有修完的时候，就是在《大清一统志》完成的前两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来清政府战败，也正是在《大清一统志》完成的那一年香港就被割让了，哪里还有一统啊。

在1811年之后的一百年，就是一百年的耻辱，一百年的凌辱。于是，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美国人来了，德国人也来了，比利时人来了。荷兰人来了……太多了，最为让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是，日本人也来了，按照先前的惯例，他们是“进贡”的，但这次他们是“进攻”的。那就是，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的那场中日战争。

在这一百年里。我们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我们的皇帝和朝臣都做了些什么，我们为什么如此，是偶然呢，还是必然呢？“洋务运动”“戊成变法”“义和团运动”“君主立宪”为什么一一失败，为什么最后必须革命？

柏杨说过：“人类能不能振衰起弊，和中国历史能不能创造新猷息息相关。”我们的文明传承几千年，历经磨难，浴火重生，但从未中断，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几千年的文明，悠久的历史积淀诚然是其优点，同时也会背上沉重的包袱，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继承这样一种文明本身就需要智慧，加上人类对文明糟粕的天然亲近性，所以稍不留神就有可能继承了糟粕。

林则徐开始正眼看世界了，可他看到了什么呢？洪秀全的基督水平也就仅仅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不能也不可能找到新方向；卫道的曾国藩的最高水平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

德国哲人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或许，我们可以说，我们早就有，早就知道，但从一再重复的历史。甚或仍将重复的历史，可以知道，我们真的没有吸取教训。

其实，治史如治病，常言道，治病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待历史也应如此。实际上，西医治病就是头疼要医头脚疼要医脚，中医治病讲究头疼医脚和脚疼医头。对待历史，就要采取类似中西医结合的手法。既要像西医一样就事论事，对一件事进行细致彻底放大并找出病毒，也要像中医一样辨证施治，弄清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就是说不仅仅追求找到病灶进行手术，还要探求是怎样形成的，进行防微杜渐。

唯有如此，才能走出历史的窠臼，摆脱周期律，拆掉历史的藩篱，走向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