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报业全景式观察与记录，

胡舒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溯源，

胡舒立编著的《访美记：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的观察与写作》写给那些想了解美国新闻报业的读者，提供全景而真实记录，让人身临其境。

《访美记：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的观察与写作》从报人、报纸、报业三个角度，对美国报业做了深入的观察，通过此书很容易对美国报纸运行情况有个清晰的了解。

《访美记：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的观察与写作》是被称为“亚洲最危险的女人”的胡舒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溯源，从中不难看出胡舒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来源。

胡舒立编著的《访美记：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的观察与写作》是胡舒立对美国新闻业深度考察的全记录。她的美国之行，是一次“强化”采访，四个多月几乎都是在汽车轮子上度过的。一行十名国际记者自驾两辆中型吉普车，从中西部出发，最后经底特律回到圣保罗，走了25个州，晤谈了400多人，话题无所不包，可谓地地道道的美国报业“面面观”了。这次访美，胡舒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开始启蒙，从此她开始在中国推介、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媒体界产生巨大影响。

《访美记：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的观察与写作》分为三部分。报人、报纸、报业。从这三个角度，作者对美国报业做了全景式观察和记叙。

序 新闻专业主义启蒙，从《访美记》开始/展江

前言

一 报人

 一对普通编辑夫妇的生活

 斯哥特和记者们

 安和她的专栏

 记者：报纸第一环

 “报评作家”戴维·肖的故事

 我的朋友希尔维亚

 美国驻外记者侧影

二 报纸

 《芝加哥论坛报》：“特大”与实用

 《洛杉矶时报》：鹰之报

 《华盛顿邮报》：新闻人的向往

 《费城问询报》：“问询者”的足迹（上）

 《费城问询报》：“问询者”的足迹（下）

 《纽约时报》：公正和详尽的报道

 《今日美国》：今日美国？

三 报业

 翻开美国的报纸

 小城的报业沧桑

 一万人的“登月飞行”

 在一家报业托拉斯的地方总部

就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古德温夫妇当然也会忙里偷闲。

又快到周末了，安打来电话：“舒立，我们想请你去我们在威斯康星州的湖滨住宅度周末。星期五晚上走，星期一早上回来，住三个晚上。”我欣然答应了。

我去过古德温夫妇在明尼阿渡利斯的那套公寓房，仅大小两间屋子，朴素得很。加上他们两次请我吃饭都那样简单，便对这对美国同行有了很俭朴的印象。

那天晚上，坐上杰克的汽车走了一小时，来到他们在成斯康星州北部的那座乡间往宅，我不免有些吃惊。这是幢很大的房子，连顶楼有三层，里面的十来间屋子连同楼梯垒铺着很厚的鹅黄色地毯。大客厅布置得豪华而典雅，左侧精美的壁炉和什物架上，竟还陈设着掸瓶、彩盘和瓷碗等十多件很珍贵的中国古董。安说，那是她的祖父20世纪初在中国行医时，中国友人赠送的。那4个掸瓶和一对瓷碗都是宋代的。

喝罢冷饮，安提议出去走走。屋外四下无人，门前三五步，穿过几排树木，便是一处开阔的湖泊。湖边有大小两座浮动码头和一艘小游艇。我惊喜地问安：“你们的？”她点点头，领我上船，坐在后座上歇息。当时是盛夏，双子城里溽暑蒸人，可这里清风徐来，吹人衣襟，水波在月下金鳞般泛光，远处传来鹭鸶清婉的啼叫，真是优雅至极，闲适至极！

安告诉我，他们过去在双子城有幢很大的房子。后来儿女长大离家后，他们卖了房子，改住租来的公寓，又花20多万美元修建了这座湖滨住宅。“不少美国人在湖滨或郊区有别墅，可我们的房子比较大，是我们主要的家，所以我称为‘住宅’。”她和杰克每星期都在这里度周末。别看平时工作那么紧张，可在这儿好好休息两天，就又精力充沛了。再过几年退休了，他们就从城里迁到这里来度过晚年。

这以后，我多次在这座湖滨住宅与古德温夫妇共度假日。其实，他们在这里的生活不仅轻松闲适，也是丰富多彩的。古德温夫妇热情好交往，常请朋友们来度假，楼上楼下共备了14张床。按美国人的习惯，此类做客是自带食物，自己动手烹制的。聚餐之后，人们常常一同泛舟湖上或是游戏庭前，冬日，便聚在壁炉前谈天说地，总是热闹非凡。P7-8

这本书，记载了25年前一名中国新闻记者眼里的美国报纸界。

一

1987年6月，我获得了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参加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简称W.P.I.，又译世界新闻学院）组织的青年国际记者旅行采访活动。

那是中国人正陆续迈出国门的年月。从20世纪80年代初，名作家们和涉外资深记者们就已经有机会到美国各地访问，然后用优美精准的文字，俯拾皆是地将从衣食住行到人际交往的各种新鲜感受写出来，让绝大多数没有护照也没有机会接触外部世界的人看到彼岸的万花筒。记得当时对美国写得比较全面深入的一本书，作者是外文局的专家王作民，写的是这位20世纪40年代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毕业生重返美国后的纪实，书名就叫《美国万花筒》。

我出去的机会稍晚，也有些特别。因为我是记者，而此次美国行，是一次涉及面极广的“强化”采访。除了最初的三周主要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大学里听课，其余的4个多月几乎都是在汽车轮子上度过的。我们一行10名国际记者自驾两辆中型吉普车一路行走，从中西部到西海岸，再从南部到东海岸，最后经底特律回到圣保罗，前后走了25个州，晤谈了400多人；话题从美国的政治、经济、新闻舆论、科技到黑人贫民区、女权、非法移民，以及艾滋病、同性恋，无所不包，可谓地地道道的“面面观”了。

走前，我拿着美方寄来的厚厚一本项目日程及背景，请教几年来我一直尊为师长的刘宾雁，此行可以写些什么。刘宾雁说：“你出去以后会看什么都新鲜，但现在已经不是看到一个塑料垃圾袋、碰见一个出租车司机都可以写篇文章的时候了，最好集中到一个专题，选个你比较熟悉也有兴趣的领域，可以事前作准备，事后再作些研究，写得深一些。”他还举了作家郑义的例子，他写监狱。

我明白了，觉得我可以集中写写美国的报纸。这缘由，部分是由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念书时就对美国新闻史感兴趣，毕业四五年来也一直有涉猎，兴趣甚浓；另一部分是由于我当时身为从事中文报纸国内报道的记者，特别强烈地感到千千万万国内新闻工作者确实需要了解美国这个报业帝国的状况，需要知道彼岸同行的生活与工作情形，以及在那个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国度，每一家报纸究竟是什么样子，如何运作。

那是在没有互联网，而且境外报纸极为罕见的年月。国内的报纸都是党报机关报，数量不多，清一色地每日4至6版，极少数特大报有6至8版。绝大多数报纸没有国际新闻部，没有国际新闻自编（莫说自采）稿件。当然，从事国内新闻的编辑记者普遍不懂外文，也并不接触境外报纸。

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变革的阀门已经打开，万象更新，思潮澎湃。北京新闻界的同行中，一些有志有识的中年和青年人都与我有些交往，他们个个意气风发、胸有宏图，相信自己于中国新闻发展、报业变革使命在肩。但他们对这个世界上同业的状况并不知晓。中国新闻业和这个世界还非常远。

二

当时，中国没有比较全面、客观地介绍当代美国新闻业运作的中文书籍。

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写毕业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从里根遇刺看《纽约时报》突发事件报道”，指导老师为国内研究美国新闻史的权威人士张隆栋教授。毕业后，我仍是与张老师来往较多的学生。纵有张老师指导加上我的始终关注，那时国内看得到的关于美国报纸的书实在是屈指可数，主要是译作，均系美国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传播学者对美国报纸的批判反思；还有一两本小册子由国内专家写就，在浓郁的意识形态气氛中，对美国新闻界作概括介绍，提供一些基本数据。

那是中国打开国门的最初几年。舆论广泛地承认中国应当向世界学习，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社会的分野并非无处不在；相反，两者在许多领域存在共性。处于前者初级阶段的中国，应当也可以学习、接受、采纳和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经验。

不过新闻是个例外。因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新闻观，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均为各自的统治服务，所以两种社会制度下的新闻业仍有鸿沟为界。虽然我的毕业论文深得张老师肯定，但最后系里评分只给了“良”，因为主要用了定量分析却没有“阶级分析”；虽然毕业后我成了张老师家中常客，但这位40年代的燕京大学新闻系高才生只要聊起专业，话就很少。很自然，当时的中国国内新闻业中人对国外同行、同业完全是陌生的。

当然，改革开放在推进中，中国新闻业的大门也在缓缓开启。至少在我写毕业论文的80年代初，凭一张学生证，已经可以在北京图书馆老馆查阅纽约时报。还记得是1986年，“大众传播学”这个概念得到官方认可，进入中国新闻教育研究领域。

同样始于80年代，重返新闻舞台的老一代共产党报人在不断反思“文革”教训的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党报“人民性”为上的主张，而且鼓励我们这些新入行的记者们践行说真话原则。也是在1986年，中国的绝大多数党报已经陆续明确为脱离机关系列、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现了一批行业报和经济类报纸。

那时方方面面在谈改革，没有人否认新闻也要改革。我是《工人日报》的普通记者，毕业后先在时政部当采编合一式的记者，后来到厦门记者站建站驻扎。我一心想当名记者，希望多写东西，干劲十足但也经常茫然。我想，去美国采访无论如何是个大机会，要写大东西，而写美国报业正可为自己、为同行开启一扇认知的窗户。要写书！我跃跃欲试。

从美国东道主事先寄来的采访日程表上，我也意识到写一本关于美国报纸的书完全是可能的。世界新闻研究所为我们安排了在大、中、小三类报纸（或其他新闻机构）的三次实习考察，每次不少于一周时间；而在美国各大城市旅行时，采访当地主要报纸也是重点项目。和我共同参加这次活动的其余9名记者，分别来自日本、匈牙利、挪威、联邦德国、埃及、加纳、南非、巴西和澳大利亚，年龄均在30岁上下。他们都是自己国家著名大报、周刊或通讯社的杰出记者。我想到，他们对有“报纸帝国”之称的美国报界不可能没有兴趣，这或许也能成为我的书中很有价值的素材。

我还读了国内可以找到的几本有关美国报刊的书，包括一本英文书；并且在听取了首都报界一些前辈和同人的意见之后，写出了采访提纲。我比较明确地想到，我的书不应过于严肃和深奥，成为纯学术分析性专著；我要把我的观感和我所获得的关于美国报纸现状和历史的信息传递给和我一样的读者们。这本书应当主要是一部新闻作品：生动可读，客观准确，信息充足，并且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书名，我想就叫“美国报海见闻录”。

世界新闻研究所的活动定于1987年6月6日报到。我赴上海，经东京，转道纽约，于6月5日到达该所所在地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从此，开始了我职业生涯中最紧张繁忙的5个月。

三

1987年12月初，我携多件行李，经东京，绕香港，再经深圳和广州回到北京。行李中一半是装了资料的纸箱，与我先后一同抵达的还有在美国陆续寄回的6箱书籍资料。

我的“名记者”人生诉求此时出现转折：报社决定调我回京，负责组建国际新闻部并推出国际新闻专版。因为知道我迷恋于记者根本不想“当官”，总编辑李翼还承诺，两三年后以交换的方式安排我常驻东欧国家，比如和民主德国交换长驻柏林，或是与波兰交换长驻华沙。据说，这些国家的工会正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联系，其报纸可能愿意与《工人日报》合作。在外汇紧缺的情况下，交叉负担当地费用正是报社自派驻外记者的可行办法。

国际新闻部获得了报社新建大楼四层的一间大办公室。我用专配的若干个资料柜拦出一角，支起折叠床，开始每天白天编稿、晚上写书的生活。很快，《工人日报》的兄弟单位工人出版社与我签署了出版合约。

我写了一年半。美国之行的内容毕竟要丰富得多，身为记者很难不作为，所以其间我也穿插写了一些其他主题的单篇报道，后来收在我的另一本书《微观美国》里。不过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在写《美国报海见闻录》，遇有写作中感觉材料不足，再写信到美国查询索要。写作过程也成了认知深化的过程。

写完该书，正是1989年6月。当驻东欧记者自然是不可能了。不过，最主要的是工人出版社决定不履行原来的出版合同。不可抗力支持下的毁约显得自然而然。

此后两年，便是我一边改书一边寻找出版社的过程。有苗棣（我的先生）的支持体谅，我们掏出全家积蓄之大部，用3000余元买了台先锋牌文字处理机，把全部书稿输入，打印成若干本交张隆栋老师和其他专家们征求意见。后来，我又借得当时价值逾上万元的四通2401文字处理机，转入全部文本细编细改；还写信到美国核查资料，对原来截至1987年的数字资料作了部分更新。

终于谈成了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此书。该出版社完成了三校，正式出了胶片，可在付印之前，社长思索再三，还是觉得“说美国的事风险太大”，决意叫停。出版社请我过去，社长当面宣布了这个悲惨的决定，我觉得五雷轰顶，当场大哭。社长出于同情，把胶片送给我作纪念。后来，80年代后期就从事民间出版业的友人李盛平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搞到一个书号，把胶片印成了书。印数5000册。

那是1991年上半年。后来的事实表明，诸家出版社的风险预感其实是误判。我的书出版后，在新华书店、在党报、在大学很快就有售出，并没有引起批判性争议。《工人日报》北京记者站一名记者的妻子在中宣部任处级职位，她还曾联系我买了一批书用于总编辑培训。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改革春潮再起，报纸改革被提上前台，不少同行都向我提到看过此书，且受到启发。

此书出版后，我被请到当时有些报纸改革实验田意味的《中华工商时报》讲课。或因此，彼此都有“知音感”，我次年索性离开中央级大报《工人日报》，加入这家半官方报纸担任了海外部主任，自此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程。这是题外的话。

四

《美国报海见闻录》的写作和出版，让我对美国报纸研究有了更多的兴趣和信心。以后搜集阅读此类书籍不少，1996年以后还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专业性刊物《国际新闻界》杂志写过一些专门文章。多年前，就有几家出版社先后找我，愿意再版此书并收入相关文章，也希望我能够补充更新。我每常答应，却并无时间动笔。而这些年来，中国新闻业人士眼界大开，对国外所知越来越多；由国内作者或译或写，介绍美国报业的书文渐次出现。而由于互联网的革命性激荡，美国新闻业已从有变迁到大转折，悠悠长河进入激流险滩段了。

于是我想，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我按原来的思路补充后再版原书，都已经没有可能了。

正是此时，出版经验极为丰富的徐晓又找到我。她看了原书稿，以她强大的书籍编辑能力做了结构性手术，让价值犹存或有可能历久弥新的部分显露出来。她认为可以新编的结构出版，列入她主编的财新丛书“思享家”系列，我受宠若惊唯有从命。顺着她的建议想，书名定为《访美记》。

这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原来较完整、有体系的画卷式陈述经过裁减调整，成为题材各异的若干组纪实“映象”，新书较之原著已大相异趣。但我对留存文字作了极少量修改和调整以求准确贯通，完全保留了原来的内容和风格——就事实而言，我当初介绍的一些重要报纸在过去的25年里发生了太多太大的变化，有些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本书的文字止于只讲昨天；就认知而言，我和我心目中的中国读者们已经对彼岸的报业世界有了许多了解，而我还是留住只在昨天才会有的感悟和惊叹。须知，我采访研究的那个时段，正是美国报纸的鼎盛期；而我本人，正是急切地想了解这个世界的80年代中国报人。

希望这样的“老作新编”，能让今天的读者读出今天也能体验昨天，觉得有趣也有益。在这里，我想象中的主要读者，应该是中国新闻业年轻同行以及书斋电脑前的新闻学子。

毕竟，流淌的历史总有变与不变，而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可能显得很长，也可能显得很短。

胡舒立

2012年7月于北京到罗马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