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的“老社会”，在不是近趋廊庙就是远避山林的文人谱系之内，在“瞒和骗”的文学传统中，鲁迅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的人格的完整与超人的智慧，简直令人怀疑是“飞碟”式人物。然而，他根系发达，且确确实实深植于现代中国的贫瘠干硬的土壤之中。

对于一个文化战士，可以说，了解他的日常生活的轨迹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接受他的精神遗产。一部《鲁迅全集》，凝聚了鲁迅一生战斗的实绩，——那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喉舌，风骨和骄傲！《无声的中国(鲁迅散文)》收录了鲁迅先生经典散文作品近五十篇。

在中国，鲁迅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他是“好斗的精灵”。“能憎，才能爱”。他的斗争性是有名的。在整整一生中，他都在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的文章，不是雅致的，隐逸的，可供摆设和赏玩的，而是深沉的，悲愤的，曲折而犀利的。那是一种最富于现代意识的崭新的文体风格。他的杂感，也即思想随笔，被称为“战斗的阜利通”。《无声的中国(鲁迅散文)》收录了鲁迅先生经典散文作品近五十篇。

《无声的中国(鲁迅散文)》凝聚了鲁迅一生战斗的实绩，——那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喉舌，风骨和骄傲！

编者说

无声的中国

老调子已经唱完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现代史

听说梦

春末闲谈

灯下漫笔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圣武”

暴君的臣民

无花的蔷薇之二

记念刘和珍君

“死地”

空谈

可恶罪

《杀错了人》异议

同意和解释

华德焚书异同论

买《小学大全》记

病后杂谈

病后杂谈之余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这个与那个

忽然想到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流氓的变迁

习惯与改革

由聋而哑

禁用和自造

拿来主义

吃教

过年

名人和名言

学界的三魂

沙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运命

北京通信

青年必读书

导师

随感录四十一

世故三昧

重三感旧

趋时和复古

未有天才之前

论秦理斋夫人事

论“人言可畏”

关于妇女解放

杂感

小杂感

半夏小集

这样的战士

战士和苍蝇

淡淡的血痕中

过客

关于知识阶级

二丑艺术

从帮忙到扯淡

帮闲法发隐

隔膜

一点比喻

言论自由的界限

“京派”与“海派”

论睁了眼看

《呐喊》自序

写在《坟》后面

《华盖集》题记

答有恒先生

风筝

影的告别

希望

墓碣文

我要骗人

死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许广平

致李秉中

致赵其文

致李秉中

致台静农

致李秉中

致章廷谦

致李秉中

致李秉中

致曹聚仁

致台静农

致黎烈文

致曹聚仁

致曹聚仁

致曹聚仁

致萧军、萧红

致萧军、萧红

致萧军、萧红

致曹靖华

致胡风

致萧军

致杨霁云

致曹聚仁

致曹靖华

致李霁野

致王冶秋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1-4

在黑暗的“老社会”，在不是近趋廊庙就是远避山林的文人谱系之内，在“瞒和骗”的文学传统中，鲁迅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的人格的完整与超人的智慧，简直令人怀疑是“飞碟”式人物。然而，他根系发达，且确确实实深植于现代中国的贫瘠干硬的土壤之中。

著名作家郁达夫说：

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中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鲁迅，一生都在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在各种各样的“围剿”中，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能憎，才能爱”。鲁迅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反抗性，斗争性。作为“叛逆的猛士”，他所叛逆的是“旧垒”中的“强敌”；一切黑暗、专制、腐败，都是他反抗的目标。他把“目下的当务之急”定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于是发出这般的战叫：“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在一生中，鲁迅始终以“下”，以“小”，以“新兴的无产者”为本位，把斗争的锋芒首先对准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他无情地抨击几千年所谓的“王道”，公开的屠戮和暗暗的虐杀，如细腰蜂般专司破坏神经的“毒针”，软刀子，文字狱，层层制驭的“文明”秩序，各种“吃人”的把戏。对于反动统治者，他不抱幻想，奉劝不要“看错了人”，倘“咬人之狗”一旦塌台落水，则必须痛打之。与此相关联，他的投枪，也就当然不会放过“暴君的臣民”，虎吏，奴才，二丑，各式的帮闲。面对封建统治思想所覆盖的传统文化，他深入地作着“刨祖坟”的工作，揭露“聋哑的制造者”，遗老遗少，各种花样翻新的“国粹”，致力于国民性的根本改造。他从来不把“黄金世界”预约给人类，他关注的只是现实中的“惨淡的人生”。“思想革命”是他所一贯重视的，与此同时，对旧世界的反叛，又往往通过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专制主义文化的忠实继承人，也即“假知识阶级”的批判进行，从而带上私人论战的性质。

的确，鲁迅是“好斗的精灵”。对于任何阻碍人类进步的恶势力和旧思想，他都不肯宽恕、姑息。他称《呐喊》为“遵命文学”，他说：“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可见在他那里，“遵命”与“斗争”是正相一致的。他的文章，不可能是雅致的，幽默的，闲适的，可供摆设和赏玩的，只能是深沉的，悲愤的，讽刺的，曲折而犀利的。尤其杂感，正如瞿秋白所称，是“战斗的阜利通”。但因此，也就招致绅士、学者、才子们的诸如“褊狭”、“偏颇”之类的攻击和诟病。对此，他是直认不讳的，在通信中，甚至把自己的文章干脆称之为“骂”。他说过：“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

只是，他不但解剖别人，同时也解剖自己，且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在知识者中间，这是更为难得的。

“能憎，才能爱；能憎能爱，才能文。”鲁迅对人类，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热爱是深广的。憎根于爱。在他那里，人们看见的是“锋棱太露”、“剑拔弩张”，殊不知对他来说，爱正是通过憎才得以表达和实现。

他曾感慨说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而他，反抗是勇猛的，韧性的，但也是艰难的。

所有关于他的年谱都写着：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返国后，曾在教育部供职，先后辗转执教于杭州、北京、厦门、广州等地，1927年定居上海。此后十年，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笔对付手枪，因此而遭通缉，直至逝世。

对于一个文化战士，可以说，了解他的日常生活的轨迹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接受他的精神遗产。一部《鲁迅全集》，凝聚了鲁迅一生战斗的实绩，——那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喉舌，风骨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