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小孩写真——画家张守义的艺术生活”；“紫垣秋草——记书法家、散文家刘炳森”；“命运与画共浮沉——画家杨永青的故事”；“牌戏人生——记翻译家傅惟慈”；“布谷鸟和种子一起歌唱——蒋风与他的儿童文学杏坛”；“从“五一棚”开始的希望——访大熊猫专家胡锦矗”……《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作者庞旸)中的篇什，大体上是每篇一人。它们都可以作为所写人物传记的某一时段，某一侧面。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篇什，大体上是每篇一人。它们都可以作为所写人物传记的某一时段，某一侧面。某一点位的展开看。作者视界开阔，视点集中；有的点到为止，有的稍作展开；行文简约朴实，不拖泥带水；句式一般较短，运笔灵活，适应性强。

这本《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作者是庞旸。

序

自序

旧事重提——和胡风先生的一面缘

一船俊彦一船诗——记叶圣陶乘“民主轮”北上

附：一棵根深、枝繁、叶茂的大树

往事犹可追——邓拓研究新见两则

结缘燕山夜话时——顾行与邓拓的生死之谊

筛子、镜子和轮子——周年忆萧乾

戴镣铐跳舞的思想者——记董乐山

推开”西风窗”的人——记董鼎山

一个多世纪的悲喜人生——四访“人瑞”周有光

附：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

流年碎影——点点滴滴忆行公

一位”诤友”的世纪人生——记王福时

父与子——记沈从文与他的两个儿子

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记沈苏儒

含泪的采访——与丁一岚最后的书缘

却尽尘俗还本真——三访严文井

塔上与桥边——性情中人汪曾祺

躬亲实践写科文——记叶至善

硬汉楞娃也温柔——记阎纲

西来的“虎情”——文学评论家何西来素描

没有北大中文系55级会怎样？——记黄修己

生活、艺术和读书——记“百年掌柜”于是之

老小孩写真——画家张守义的艺术生活

紫垣秋草——记书法家、散文家刘炳森

命运与画共浮沉——画家杨永青的故事

牌戏人生——记翻译家傅惟慈

布谷鸟和种子一起歌唱——蒋风与他的儿童文学杏坛

从“五一棚”开始的希望——访大熊猫专家胡锦矗

发球员 二传手 时装设计师——记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卞毓麟

附：望星空

藏书家的风范——记姜德明

写在心底的怀念——记老编辑、作家洪钧先生

名门出虎女——记吴青

代跋——有感于退休后说真话

《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而它的策划者，就是顾行。

比邓拓小16岁的顾行乃浙江海宁人氏，也是世代书香之后。他1948年上北京大学时，参加了反专制争民主的学生运动，又从北大投身北京军管会，负责接管前门的西河沿大街一带。北京解放之初邓拓曾担任过市委宣传部部长，顾行则在区委管宣传，直接在邓拓领导下工作过。1954年顾行调到北京日报主持政法文教报道，1958~：参加筹办《北京晚报》，担任了晚报副总编辑。

邓拓生前常开玩笑说，“我写《燕山夜话》，完全是被顾行他们‘逼着’上马的”。

1961年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天灾人祸。“大跃进”、“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破裂，使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党中央召开会议决定纠正“共产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这时邓拓已调到北京市委担任文教书记，他在市委常委会上对报纸宣传发表意见说，现在工业下马，农业欠收，群众生活困难，情绪低落，许多事情不好报道，报纸应提倡读书，帮助群众开阔眼界，增加知识，在困难时期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顾行和北京晚报的同志从中受到启发，觉得邓拓同志为晚报出了个好主意。他们决定在报纸上开辟一个知识性杂文专栏。请谁写呢？有人提出，“解铃还需系铃人”，邓拓同志读的书多，在哲学、历史、新闻、诗词、书法、绘画等各个方面都有很深造诣，是不可多得的“杂家”；又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对我国实际情况有深入了解，请他为这个专栏撰稿，再理想不过了。可是，开专栏意味着要长期坚持、定期交稿，邓拓同志以前多是写社论、论文、特写一类文章，请他为晚报写读书札记一类的短小文章，他是否愿意呢？副主编顾行和《五色土》副刊的编辑刘孟洪，决心拿出记者的“磨劲”，一定要请邓拓出马。果然，他们整整磨了三个月，邓拓一直不肯答应。每当他们提出这个要求，邓拓总是不置可否，以笑作答。

3月底一天，他们有意陪邓拓去看画家吴作人。邓拓与吴作人合作《诗配画》已有一段时间了，这还是第一次见面。邓拓饶有兴趣地看了吴作人的藏画，和吴作人切磋着绘画技法。乘邓拓高兴，顾行和刘孟洪又一次提出了开专栏的要求。邓拓笑着说：“你们的胃口真不小，也真能磨，看来不写是不行了，我考虑考虑再答复你们。”

一个星期以后，邓拓同意了晚报的要求。当天晚上顾行、刘孟洪来到邓拓家，一见面，邓拓开玩笑说：“逼债的来了。”接着，向他们展示了已经写好的两幅字，一幅是“燕山夜话”，一幅是“马南部”。他说：“栏目就叫《燕山夜话》。燕山，是北京的一条主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邮取马兰村的谐音，这是我们办《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并说：“可以写的内容很多，题目随便想了一想，就够写一两年的。”

就这样，从1961年3月19日开始，“马南部的《燕山夜话》每星期二四在《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上和读者见面了。从首篇《生命的三分之一》到终篇《三十六计》，前后共发表T153篇杂文。

《燕山夜话》开办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每星期二四，北京的读者争相购买晚报，一时洛阳纸贵。人们倾听这位博学、睿智的“马南部”同他们谈天说地，说古论今，内容涉及时事、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学习、工作，琳琅满目，无所不包，真像一部“小百科全书”。老舍先生开始并不知道《燕山夜话》作者是谁，但他看出这位作者绝非等闲之辈。他评价说，这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燕山夜话》中有许多针砭时弊、思考社会问题的文字，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却因其鲜明的个性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在《燕山夜话》连载期间，顾行亲身感受到了邓拓写文章‘‘倚马可待”的本事和勤奋严谨的工作精神。每到刊出“夜话”的前一天，副刊拼版时在右上角预留1500字的版面，邓拓头天夜里把文章写好，当天一早由报社派人取回，看完后马上发排上版。一年半中，一次也没误过期。工作之余，邓拓常和顾行和其他编辑拉家常，“夜话”的许多题目，就是在这种无拘无束的闲聊中产生的。

一天晚上，顾行他们又在邓拓家聊天。有位同志说：“人们发言前总爱说‘我是抛砖引玉’，您能否就‘一块砖头’发表点意见呢？”邓拓笑着说：“我的文章可连‘一块砖头’还不如，只能算作‘一块瓦片…。说着，他忽然打住，提笔飞快地写起来。大家一看，原来写的是自唐至明六首咏瓦的诗。他说：“一说到瓦片，材料倒不少呢！光诗就想起这六首，至于瓦的材料就更多了。咱们这回不写砖头写瓦片，你们看怎么样？”这就是《燕山夜话》中《一块瓦片》的由来。在这篇干字文里，竟采用了14种史料，涉及三国、南北朝、唐、五代、宋、明、清各个朝代史籍中有关瓦的记载，那六首咏瓦诗也用上了。

《燕山夜话》中有一篇《文天祥论学》，是邓拓为顾行而写的。文章说的是文天祥的《题戴行可进学斋》。他对顾行说：你的名字中有个“行”字， “戴行可”也有个“行”字。人们都知道韩愈的《进学解》，但韩愈并没有很好解决学与行的问题。《题戴行可进学斋》可以说是文天祥的“进学解”，它比韩愈那篇短得多却要高明得多。明确提出和回答了学与行的关系问题。邓拓所说的“行”，就是强调了人们在求知过程中实践的重要性。 邓拓还时常向顾行等年轻报人传授新闻工作的经验。他说：“办报纸，最好是搡住两头，既揲住领导，又揉住群众，退其次是揉住一头，最苦是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作为市级报纸，特别是晚报，群众性最重要，我看，晚报就是要探住群众这一头。” 他还说：“办报纸，一定要注意自己报纸的特点”，“报纸绝不能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顾行将在长期交往中所学到的邓拓的新闻思想及自己的一些感想体会，随时记录下来，日积月累，竞记成一大本笔记，取名《学艺札记》。他谨记邓拓“新闻记者要有社会调查的基本功”和有关“知”与“行”的教诲，常常深入到门头沟矿区、北京浴池业、粮食业，一行一行进行调查，陆续写出长篇连载《昨天·今天·明天——北京浴池业调查》、《粮老虎发家史》和《京西矿区小学教育调查散记》等贴近生活的报道，在当时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晚报也成为北京人非常欢迎的报纸。

正当顾行率领北京晚报一群年轻人意气风发，生气勃勃地活跃在北京新闻舞台，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把罪恶的刀却拦腰斩断了这一切。P29-31

同女传记文学家庞呖交往，已经很有些年了。她的主业是编辑_家，经她的手，编辑出版了许多很好、很有影响的文章和著作。她好学覃思，异常勤奋，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自己也从事著述，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传记文学《邓拓和他的一家》《叶圣陶和他的家人》，散文集《牌戏人生》《书边人语》等。最近她的又一本散文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行将面世，要我在前面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很高兴。

首先让我好奇的是书名。此书原叫《读人记》，读了稿件，我才领略了她之所以这样为自己散文集命名的原因。读人，其实就是深入地、细致地理解人，认识人。把这一个个经她理解、认识的人形诸笔墨，写出来，裒为一册，便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散文集了。当然，用“读”而不用别的字眼，照我看，也还可以做更进一步的阐释。进入她的视野，来到她的笔下的人物，大都是文化人、知识分子，或日读书人。这些人，多有文章行世，甚至著作等身。庞□大约是很相信“文如其人”的古训的。她觉得要了解他们，必须认真读他们的书，从书中读出他们的为人和品格。当然，也要顾及他们的全人。就是说，还要用品读的方法细按和探究笔下人物的全部活动，在为人与为文的对照中，求得更准确、更真实的把握。她的主要着眼点在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那么，她读出了什么呢？

她读出了她笔下人物的命运、灵魂、性格和品行。她是传记作家，侍记是史，但这种文体从它在太史公司马迁那里诞生至今的两千余年问，多数情况下都兼具文学的品格。自古文史一家。即使在被鲁迅先生称为“文的自觉”的时代，在魏晋南北朝，齐梁间人刘勰所写的体大精深的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里，也单立《史传》一篇，追本溯源，详而论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篇什，大体上是每篇一人。它们都可以作为所写人物传记的某一时段，某一侧面。某一点位的展开看。作者视界开阔，视点集中；有的点到为止，有的稍作展开；行文简约朴实，不拖泥带水；句式一般较短，运笔灵活，适应性强。

按照马克恩的观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命运，以及与其相关的气性、品格等，都是在这些关系的网络中，在一系列偶然和必然因素的叠加中形成的。而要从这复杂纷纭的关系中理出头绪，做出判断，则主要取决于作者的才能与器识。这也是唐代史论家刘知几在史家三长的才、学、识中，把识断放在第一和统率地位的原因。从庞□的这些写人的散文采看。她是一个有很强的识断能力的女性作家。这种能力，是一种具有穿透力的理性能力，是一种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能力，排除假象看清真相的能力。

新旧甘纪之交的时候。有一股我称之为世纪文化反思的潮流，漫过知识界的头脑。这股潮流，在形式上表现为对以往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思，是以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批判眼光，对20世纪的再思考，再评价，再认识；但是它的指归，却是指向未来的，是为民族的复兴，为大国的和平崛起，为自由、民主、和谐与富强的理想的实现扫除障碍。清理基地的。庞□的这些传记性很强的“读人”散文的写作，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进行的。不仅在根本上保持了与此世纪反思潮流的方向的一致，而且就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一朵文学的浪花。

知识分子是世纪反思的主体，也正是在这一反思中。庞□发现了他们作为民族精英的伟岸身影与价值。她称翻译家、杂文随笔家董乐山为“带镣铐跳舞的思想者”，说“他才华横溢，而孜孜以求，一生追求崇高的目标，却命运多舛；他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家、作家。更是一位闪烁着思想之光的智者，一位为了理想而长期在泥泞中跋涉、屡受打压却决不低头的思想战士，一位把他的智慧：才华和学识无私奉献给社会、给青年的知识分子。哲人长逝而精神永在。”董乐山无疑是上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位健者、代表人物。从庞□的这段议论，显然可以看出《史记》中“太史公日”，《资治通鉴》中“臣光日”的遗绪。虽然议论由董乐山引发，但用采指称她笔下的胡风、邓拓。也一样当之无愧。当然，庞唠还是非常重视笔下人物个性特点的捕捉与描绘的。如《点点滴滴忆行公》，不仅通过许多让人难忘的细节，勾勒出张中行晚年率性淡远的风致，和学问渊深通透的化境，连行文也随意洒脱，行云流水，颇见行公神韵。难怪张中行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要写我，找靳飞：要不行，找庞□。”“读人”读到这种境地，也就真的道行不浅了。行公称她为“才女”，要我看，应该不是溢美。

2011.12.7.六砚斋

在与老一代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接触中，我注意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即退了体，才能(才敢？)畅所欲言，说真话。比如——

董乐山，翻译过《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九八四》等名作，获得过“中美文化交流奖”的翻译家，虽然年轻时代就显露出写作的才华，但在长这几十年的时间中，一直是“戴着镣铐跳舞”，只能靠有选择地翻译采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直到晚年，退休前后，他才开辟了一个相对能够自由挥洒的领域——用杂文、随笔来直抒胸臆。他以锐利的笔锋，深刻的见解，抨击了文化专制主义，揭露了国民性中的弊端和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无情地嘲讽了封建主义传统和官场的腐败。他的《译余废墨》、《边缘人语》、《文化的误读》等集子，一时成为知识界独立思考的一面旗帜。

严文井早年是一位唯美主义的小说家，延安“整风”后知趣地选择了儿童文学作为避风的小港湾。后来他担任文艺界领导，讷言谨行了一辈子。退休后，他洗尽铅华，回到书斋，开始对灵魂进行严格的反思与拷问，开始了求“真”的l心路历程。他说：“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之前多懂一点真相，多听一些真诚的声音。我不怕给自己难堪。”用他的传记作者巢扬的话说： “晚年的严文井成为了一个勇者，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他这一生，被政治折腾得七荤八素，当从怪圈中冲出来之后，他开始在自己的文章中失声呐喊真理。”他写真话，甚至不惮得罪人，就是“希望今后人人讲真话，希望中国不再重蹈过去的灾难。”

尽管在大难过后的“新时期”，韦君宜领导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思想解放澎湃洪流中一朵翻腾奔涌的浪花”，但她真正写自己想写的话、干自己想干的事，还是在1985年退休以后。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她以“杜鹃啼血”般的无畏精神写出《露沙的路》和《思痛录》，这两部敢于吐露真言、充满忏悔意识和历史反思精神的作品，在思想文化界引起一场震动。《思痛录》出版后不到一个月就再版，一连印了好几次，被誉为“继巴金《随想录》之后又一本真正讲真话而方显品位的书”。洁泯先生说： “她是怀着明辨是非的勇敢精神而勤奋写作的。她的《思痛录》是真实的。我想，也只有勇于面对人生并说真话的人，才值得人们敬佩。”

袁鹰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副刊部主任，是文艺界公认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温厚长者。他和《人民日报》副刊一起经历了几十年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在这个特殊的思想文化阵地为尽可能求真、求善、求美而默默耕耘，其间自有种种坎坷与无奈。1986年退休后，他开始反思亲历的这段历史，用自己的笔再现时代风云，总结经验教训，呼吁一个更加科学与民主，更加宽松与和谐的社会。最近出版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就是这样一本讲真话抒真情的书。书中追忆新中国办报史上件件令人扼腕的往事，为读者留下了一部“史鉴”式的作品。

随便想到上面几个例子，其实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萧乾说：“要尽可能地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是在退休后；

赵丹说出“党对文艺不要管得太死”的真言，不但是在退休后，而且是在-临终前；

舒展、牧惠等老作家，写出辛辣大胆，带“刺”的杂文，是在退休后；

张中行写《怀疑与信仰》、《月是异邦明》、《刚直与明哲》、《吃皇粮与颂皇权》等颇有见地的散文名篇，也是在退休后。

这就让人不能不想，为什么这些“说真话”的文字，都是写于或发袁于作者退休以后？

固然，退休后，他们才有更多的闲暇思考、总结、梳理、感悟，并把结果见诸文字。  但一个事实是，他们退休前，也大多是从事文字和写作工作，只是那时的写作与发表，自觉不自觉地多了一些禁忌。几十年的政治风雨，早已教会人们要谨于言而慎于行，不如此不足以自保。

更重要的是，退体前，他们都有一个“单位”，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职务。他们是单位人，职务人。这就使他们的写作与发表，不能仅仅代表他自己，而不能不有所顾忌。不仅在“单位”说话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就是在单位以外，在媒体、社会上发表与出版，也要谨小慎微。这就像唐僧给孙猴子套上了紧箍咒，立地画了一道圈，你只能在那个圈子里活动，稍有逾越，就会尝到苦头。

而退了休，虽然那个单位还在，但职务已卸。无官一身轻，他们与单位的联系已很松散，这时他们的写作与发表，才获得了相对的自由，才能想过去所不敢想，写过去所不敢写。就像孙猴子摘下紧箍咒，迈出师父画的圈，还了个自由身。许多“说真话”的文章，只有在这种。态和环境下，才有可能呼之欲出。

平心而论，能在退休后相对地畅所欲言，说真话，已经是历史了不起的进步——曾几何时，管你是什么人，都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因言获罪已成为可笑可悲的历史。尽管你的书或文章可能会招来非议，被一些人所诟病，有权的人也可能会限制和禁止它的发表、出版或发行，但你作为人的基本尊严还不至于受到侵犯，也不至于因此领不到退休金。

退休，使人们脱离了职务人，回归到自然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只要他愿意，就可像陈寅恪先生那样，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但我们还是有疑问：这个进步难道就够了吗？为什么只有在退休后，人们才能获得这种身心的释放与自由？如果是凭着良心说出的真话(尽管它不一定正确)，为什么不能在退休前就得到一个自由发表的环境？

人们在谈到“宽容”这个词时常爱引用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这样的观念，什么时候才能被我们的“师父”——单位以及单位的领导们真正意识并奉行？

政府号召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我相信，真正的文化繁荣，是在切实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时。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2011年11月1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