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岛流水
“多年后我发现，对于一名作家而言，旅游最重要的事就是自己所接触的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爵士曾在《超越信仰》一书中写道。这本厚厚的游记陪伴了我2010年游学台湾的整个过程，我找到它的时候万分惊喜，因为大陆尚没有译本＿却在读完它以后百感交集，因为贯彻阅读全程，夹杂各种悲欣交集，我才渐渐识得了台湾、台湾人，并由此更进一步地识得了大陆、我的家乡。
我申请来台时，尚未闻及“两岸自由行”开放的消息，因而我的游学计划受到了同侪们一致艳羡，颇风光了好一阵。可仔细想来，我对台湾的印象实在浅薄，只记得小学课本里的“日月潭”，及从小就被灌输的信条——“对岸的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去年四月时，朱天心、唐诺夫妇去到大陆演讲，我正巧在同乐坊芷江梦工厂边上的港式茶餐厅与两位老师坐上下楼，遥遥相望的紧张、欢喜才使我真正感受到，世界已经大不同。如今的台湾已经距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近，离我的想象越来越远。
这种感受在我抵达台湾之后尤为强烈。在日月潭搭快艇，既不见日，也不见月。无处登攀，难以亵玩。在阿里山上没有看到比西门町更正的姑娘，等候日出时我倒是被冻得不知所以。艋胛大道上看不到凤小岳，垦丁也不一定天气睛。凡纳比吹落了我们同胞的游览车，滚动新闻让我第一次近距离地了解什么叫做尸骨无存。鹿港的妈祖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东北季风吹过的九份在我的心里永远站着吴念真和他偏执、爱抽烟的“多桑”。老台北不像白先勇笔下的奢华、感伤，向热情的行人们问路倒是常常会得到相反的方向。我没有在忠孝东路上走个九遍，倒是在南京西路上领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号外，偷偷地带回民宿，折放在包包的底层。
我所就读的逢甲大学地处台中市西屯区，一片并不新潮的地域，却也是陆客赴台旅行的必经之地，通常旅行团由日月潭或阿里山参观归来，晚上的一站就是夜游逢甲。它的盛名源于台湾“夜市”文化的深入人心，“逢甲夜市”还曾被评为全台最好吃的夜市，事实却也不一定。台湾夜市的形态类似于上海的“排档”，但夜市料理的规模和创意显然要略胜一筹。相较于台北的士林夜市、高雄的六合夜市，逢甲夜市的地形显得更大更窄，支巷丛生。每每到了周末傍晚，逢甲的道路就会变得水泄不通，几乎所有的饮食摊位前，都簇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兴隆繁盛。夜市的大部分摊位都没有座位，仅凭一台小车、一个店员的手工作业，就可以撑起一家别具特色的小铺。而店员们热情周到的服务，也常给路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台湾人爱用“古早”来形容“有一些历史感”的物什，譬如古著鞋、包或衣裙，也有复古的店铺、建筑和只有在儿时才见过的玩具及吃过的食物。“古早”泛指着上一个年代的产物，无论是爷爷奶奶一辈还是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留下的痕迹，凡是“旧”的，就算不怎么精致，不怎么值钱，也是美好的符号。人的年纪越长，似乎就越爱追寻旧时滋味的淳朴。如今盛行的“古早”味，已经不再是个人标新立异的价值取向，恰恰相反，它已经成为了人们的“集体回忆”，试图将历史以味觉的形式留存于心。
而手工作业本身在如今看来，多少有一些遥远的味道。尤其是在我常年居住的上海，饮食、服饰等各种文化的机械生产、复制，促进了大规模连锁企业的发展，却也压榨了原本鲜活、手工的个性生产。换句话说，在大都市中人们想要吃到亲切、温情的纯手工食物，或想要穿上独家缝制的衣裤，则不得不支付昂贵的代价。手工本身已经成为了精品化的代名词。但我们80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一定不会忘记“棉花糖”、“大大泡泡糖”或者“跳跳糖”之类的小食，也不会忘记“小浣熊干脆面”、“麦粒素”及半透明的“搅糖稀”曾经带给我们的快乐。如今大手笔的血拼与炫耀式的消费远不及曾经裤兜里的三五毛钱所能带给我们的满足感，曾经温暖的夕照下“插天飞”的我们如今似乎只能通过“追寻”才能悉数回味时光的变迁。P3－6
鸟瞰记
进入雨季以后，整个城市漫在水中，好像稍要动念进入它，都会发出“扑通”的声响，泛起涟漪。一切意外皆因此而显得合情。湿漉漉的上班上课，机车泡水，伞骨在急雨骤风中倒转碎裂，鞋袜永远要找一双略湿的来取代尽湿。更骇人的往往是，一阵豪雨过后立即拨云见日，日头释颜不过半个钟，转瞬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滂沱……然在此地，这一切都可以怪给天公不慎呕吐，或马英九执政无能……上帝、菩萨、妈祖都庇佑着粉饰修葺过的平安与自由。总之没有一个具体的罪人，会像意外爆炸的事故一样声称对这些自然的小灾难负责。南岛的盆地，于是就这样忽然就变成一汪痰盂，很乖很无辜地笼着朦朦胧胧的乌烟瘴气，等待被彻底洗刷的那一天。
总会有那一天的吧，我猜想如此。那些依然穿着细高跟鞋行路东区的漂亮女生，就带有如是狼狈的自信。那些还裹着粉红羽绒背心的小学生们，也不自觉令自己奇异地路过热到焦躁的异乡人的视线。有人觉得热，有人害怕冷，天赋着迥异的感知，还带有父权母命的不可违抗，怪可怜的。以及公园中无论刮风下雨都在树下甩手甩脚的阿公阿嬷，我羡慕他们，只因为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毫无惊惧的、看淡世事的从容，也就是任凭是祸是福、哪儿都不去的威风凛凛。这让我思想起家中从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切台湾是否地震的父母。人到一定年纪，就开始和自己的执念厮守，自动过滤了和自己生命全无挂碍的讯息。他们毫不关心什么“二二八”、钓鱼台、林志玲和李安，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到岛屿念书，却不得不一再和身边的人解释这一切。他们和对岸唯一的关系就是我，自以为和水深火热唯一的关系也是我。想到这个，总是因欲言又止而涕零。那就是爱吧，我对自己说。一望无际都是爱，就是重压。我只能假装没听到自己这样说。
求学，无非是另一种肇事逃逸。只是弃置的是一部分旧的自己，而开启的是更惶恐的流亡。
蒋公时代以后，一部分坚固的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烟消云散，岛屿的秩序就换了新颜。无家可归的同时，有些有识之士忽然决定在公园里建设向晚的新生活，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分析报章头条上的大字，顺便还能尽享有氧运动赠品般配搭的脑啡吠，大鸣大放去给生命表象的裂伤镇痛。有时傍晚，我会坐在公园里看他们运动，想起白先勇“新公园”的旧传说。他们眼睁睁在我这种外人的记忆里凋零，如今所能目击的，是那些显然不能称之为运动的“活动”，令我感受到暮光尖利的哀凉。即使锋面豪雨，这些旁若无人的勇士也要拉完筋才愿意回家洗菜料理，他们湿淋淋的生命不息，落汤鸡也要运动不止，堪比坐在黄包车上的王佳芝听到妇人赶着过封锁线回家做饭的神情还要更世故一些、更冷艳一些。毕竟，没有人会真的死于热带雨，宛若专家所言冬季殁于寒冷的七位老人“很可能”是病发于其它并发症。话虽如此，却充满“但是”，一切骇人听闻的新闻都不可靠，不知该信谁，不知该笑谁，这就是异乡人目之所及最彷徨的生命观。它充满奇异，光怪陆离，但那奇异源自彻骨的陌生。若有一天，我对此地连“陌生感”都没有了，就只剩下对于不可理解、不可调和的诸多恐惧与惊慌。
我所不理解的别人的生活方式，如坚决不躲雨、不骂马英九会死、笑看于美人演出惊世婚变却天天在JET综合台教育全岛妇女怎么当一名好太太……我所不理解的他人的地狱，其实都是最日常不过的生命观。超级无敌百花齐放，超级无敌弹眼落睛。
充满吵杂的表象，是我在台北经过的一个春天。
我记得是由谢依涵杀害八里一对老夫妇开始，快要以菲律宾机枪扫射台湾渔船作结尾。当中强行置入高凌风装病离婚不给钱和于美人对着镜头嘶吼“他们要我下跪奉茶”的天大委屈。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种时光嬗递的过程更象征台北喧哗冗长的春天了，它就像雨刷器上镶嵌的新鲜鸟屎，清新袭人，带着惘惘的腥味。它自呈一种特殊的性情，其实也在暗地里影响着人的命运。
包括异乡人的命运，谁都在劫难逃。
那时听说，三月南京的枝头开始下起麻雀，故都的噩耗令身处两宗杀人悬案尚未告破阴影中的我周身凛凛。更由于时空中两宗投毒案的联结让我深陷天涯论坛的泥沼，好容易才确认自己其实已经生活在一个需要两本证件才能抵达的地区，泥菩萨过河竟还恬不知耻有了一丝丝偏安的侥幸。电视里那个两个月后会闹婚变的妇人酸不拉叽建议广州“猪江”和上海“黄埔江”索性换名，H7N9催生的离奇法案气得我肝胆震裂，转眼又被豆瓣贴上黑我一身的陌生人群震晕，有人转发时评论道：“我早就看她不爽了。”令我心中打满问号还看似卖萌地扪心自问一句“真的吗？”
三月九日是我的生日，同时也爆发了反核游行。我在西门町的茶楼默默地注视街上的人流，看他们手中高擎的恐惧与狂欢。想到早些日子似曾相识的浩荡阵容，校园里忽然消失了成群结队的学弟。他们相爱而骄傲，骄傲又恐惧，来到这里，像是奔放乐土，也像是境外桃源。他们带着意志穿梭命运，生命就摇身一变有了大主题。这令人舞之蹈之，歌之咏之。而那段日子对我来说却有点灰暗。即使每天在跑步机上撑过开始燃烧下巴脂肪的时长，都没有感觉到脑啡吠的慰藉。那时我的脑海中会想到村上春树，或者公园里的阿公阿嬷，效颦他们克服无聊的冷艳，告诉自己要爱这碗潮湿盆地的寂寞。大喧哗背后都躲藏着大寂寞，像有人命运中尚未找到大意志，又怎会真的拥有过大命运。歧视与反歧视，像暴雨与暴晒，自有来历，享有运命，却无落幕的节制。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学校的土特产交易会上，看到我们的同胞手举着梅干菜大声叫卖却无人问津时，我打算尽一己之力去当一下围观群众。我假装自己手里也举着某种对我的童年记忆超级重要的东西，譬如糖年糕、粢饭糕、大闸蟹、蟹糊，被那么华丽的无人问津却不知该从何说起，这种微弱的共鸣让我忽然意识到在这个致命的春天里，我终于坐稳了一个怂货的位子。是为真正的岛屿日常生活，总是带有着难以尽诉的严酷，无所逃遁，索性就不要逃遁。无所慰藉，索性就不要慰藉。索性就席地欣赏眼下的纷繁突兀、宁取格格不入。以为自己登了山，就真的懂得鸟瞰。
当别人以为我天天在垦丁天气晴，其实我就是想去忠孝东路走九遍还要搭上一个多小时的公车。这一切都是原地的。原地的沉闷与哀悯，原地的太想被懂得、又害怕被看穿。于是在这个春天里，看不到小津安二郎的冷静，也没有山田洋次致敬时的温馨。只是当心中燃烧起了一百盘蚊香一轮一轮流转，催人挖心挖肺的烦躁时，倒是有那么一点怀念起秋季的清冷与安宁。
那之前我已和台北秋日成为了临时故知，习惯了用柔情蜜意吹捧它换点钱花，这十分像用意志力努力维系的平静的婚姻关系，搭伙过日子也有街灯晚餐的“致青春”感。而在时光翻转到这个春季，倒像是丑媳妇第一次见到新男友母亲，目击她的眼神中泛起的意味深长的疑云，心有余悸，让人忽然决心要彻底逃跑，却不忘上脸书上打卡签到。关于这种分裂的恶趣味，他乡、故乡，本没有什么犀利的差别。有时不知所措，才叫生活本身。但“不知所措”这四个字，也越来越像是饭后的口香糖，每天来上几颗都不稀奇，只要有耐心等得到台北市高唱《致爱丽丝》的垃圾车来巡回收纳。
在巨大的、庞杂的容器中，躲着哩哩啦啦各种奇葩的前世今生，那就是现代城市无可逃脱的运命。台北从来没有迎来过那么多大陆年轻人，而我也从来没底气像周润发一样登上城市最高处刁雪茄，酷酷地说：“我终于把这座城市踩在脚下。”而即使豪掷一百多台币登上高处不胜寒的101大楼，我也不过是轻轻地问身边的学弟：“这个上面的优惠券要怎么用啊……你看得懂吗？”“这个月的发票你兑了吗？听说学弟Q中了足足四百块。”我们正在细枝末节地适应，像病毒一样顽强着变异，创造属于自己的天地，也建立某种难以言喻的权威。
在旧家生活二十五年中，都没有经历过所谓学长学姐制。然而一到这里，就因为辈分太高而忽然显得那么受人尊敬。茫茫校园，一望无际，不是学弟就是学妹。这同样令我们都有了一种鸟瞰的威风，身上的钻石都快掉光，像快乐王子一样哀凉。只记得学弟A是体力弟，学弟B是学霸，学弟c是学妹部部长，学弟D是出入境相关事务顾问，学弟E是高富帅（我们全指望他把整栋住宿楼买下来，这样往后大陆人入住就不用抽签了），学弟F有“二环优越感”（我们上海人听不太懂，但人生地不熟也就跟着一起优越一下嘛），学弟E的女朋友是学弟F，学弟G每天在脸书上“早安，台北”，学弟H为讥讽学弟G的名媛范儿于是每天在脸书上写“晚安，铁岭”……而我和室友，一般和“江浙沪包邮”区块的那部分直男或姐妹淘成为了好朋友。当我们彻彻底底把一个文艺岛生活成祖国一模一样，就像坚持了一种神秘的秩序一样团结一心。所有的陆生似乎都有一个特点来当标志以便彼此认证，就像是眷村里的外省小囡，有的卷毛有的长脚，那么矬、那么有朝气、那么傻呵呵无知无觉自己到底和这片土地有个什么关系，却依然光正地勇敢生活下去、热爱下去、疯狂下去。有天有个台湾学弟听我讲话突然笑出了声，说我的国语有外省腔，而后我也笑出了声，我说你神经病啊我就是外省人。一语成谶，从此以后每当我用繁体字给他传讯息，他都用简体字回我，像两个马屁精。
而一夜之间，“你神经病啊”也忽然在故都流行起来，像一个巨大的隐喻。格格不入，又不得不在格格不入中找一些安慰，挤一些欢乐出来，是我们这些嫌弃热带天气的资深神经病最大的共同话题。春天一来，也带来了浩瀚瓢泼的湿气，大家都笼在水意里，显出了一种天然的、陌生的、娘炮的忧郁。万幸的是，小灾难也带来了某种普世的公平，这对于异乡人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一阵豪雨一阵晴，像雾霾，像暴雨，像狂风……台北到底是有脾气的，我们也是。
是年我到台北第三年，有了念过的第三所学校。许多往事像老歌一样封存在卡带里，就连放送的机器都已经被速速淘汰。让人禁不住怀疑恰是日新月异的技术促使人类变得冷峻薄情，而不是恒常善变的人心。过了二十五岁以后，我很擅长为自己不尽快乐的人生找寻借口，假装自己就像豪雨中拉筋的欧巴桑一样坚强。但当我终于吃到同学从老家带来的国际饭店的蝴蝶酥时，世界还是凝固了。我忽然想到，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似乎也有过一个不那么安宁的春季，黄梅袭人的哀苦，我陪不到了，像告别童年一样迫不及待的气宇，也已经演变为追忆的惆怅。
今晚，当我打算从鸟瞰之地出去找鸡腿便当的时候，忽然听到自己身体的轮廓里发出了“扑通”的声响，像故乡那个著名的跳水节目一样，溅起一春天水花。
行走本身就是一种诠释
对于我来说，关于台湾最初的印象，几乎都来自于侯孝贤与吴念真。因而，我所熟稔于心的台湾之景，并不是台北，而是九份，不是城市，而是乡村与小镇。
《恋恋风尘））的编剧吴念真曾经说过，他一直想拍一个“雾中老太”的镜头，在十月、十一月的九份，一个阿嬷从白茫茫的雾中穿行而来，疾步走向教室，通知一个班上的孩子前去矿上收父亲的尸体。彼时，所有的孩子都会在心中祈祷：“不是我爸爸。”但不是“我爸爸”，就是“你爸爸”。这“雾中的阿嬷”的形象就仿佛是死神一般的，令人恐惧、震慑。“她”象征了命运的突变与漫长的苦难。
无常，似乎是生活在这个美丽岛屿上的人们不得不直面的命数，无论是自然的多灾，还是政治的跌宕。吴念真是原住民血统，一夜之间由“日本人”变成“中国人”，是其父辈及其自身终身难以磨灭的文化伤痕。他的敏感、隐忍渗透于对于土地的情感与人伦的体悟中，入木三分。可这却与客家人身份的侯孝贤略有不同。吴念真说自己是“历史上的孤儿”，侯孝贤却是一个“回不了家的人”，从《多桑》和《童年往事》的差异中，我们就可以清楚窥见两位导演的不同。因为这两个人，几乎代表了台湾人“父辈”的两种命运，写就了两段最重要的历史。最终使他们走向契合的，是历经变革与沧桑的父辈给这些看似平静的孩子们人格与性情的塑形。在漫长的岁月中，凝成一脉沉静、动人的深情，五味杂陈，慰藉人心。此为我心中台湾的“文艺”，即带有人情味的文化传承，与落实于影像与文本的细致呈现。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因而产生了特殊的“文艺”。离散与孤绝造就了上一代人的悲情人生，文艺成为了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汇通着苦楚的心灵，将感官的苦痛转化为历史的风尘。丧失家庭，丧失语言，丧失亲族，原生性的坚守令他们的内心世界诞生了隐忍、苍凉又相濡以沫的情怀，人与时代辩证烛照，应运而生了动人的人间情感。而在父辈们用亲历的人世跌宕写就了饱实的心理经验之后，寂寞的后代亦逐步成长，年轻人如梦初醒，开始书写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
铁路、煤矿，朴质的车站、茶馆，热带的蝉声、水汽，海岛的风雨更迭，甚至人的隐忍与含蓄，都成为了一处静景，随自然嬗变着生之欢喜与苍凉，如此宁静、单调的画面，构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文艺意象——沉闷的童年与漫长的青春期。在这里，作为审美的“文艺”情怀，依然是十分苦涩的东西。就和我们这些年相类似的，与长辈的沟通不利、家境的清寒迫使年轻人陆续离开家乡，奔向城市谋生。枯燥的工作与无常的情感，令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父辈们的积怨、疾病是他们的隐忧，而无法亲手把握的命运更是心底最焦虑的感知。就好像《恋恋风尘》里阿远在深夜艰难地翻了一个身，哀痛地流出眼泪。当他数着日子从营队回来，青梅竹马的初恋女友却突然要嫁给别人。白天阿远依然沉默地看外公种地，听着老人说“种番薯比种高丽参还要难”，唯有夜间沉痛得难以入眠。这个“翻身”的意境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一个少年明白初入社会甘苦、人情冷暖就是在这样一个深夜缓缓苏醒的。甚至，阿远扛着东西和女友在铁路上行走，两个人一前一后，手都不拉，话也没什么好说……但背后的一切都是朦胧带着水汽的，其实是十分性感的场景。他什么话都不用说，就是一个单薄、无奈的身体，自呈一切。因为你知道，在这个沉默的身体里面，其实是把感情看得很重很重的。但是这种感觉和《海角七号》说“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又完全不同了。
在近年的电影中，台湾似以更为斑斓的镜像呈现其年轻的活力与风貌。恒春的《海角七号》、台北的《蓝色大门》《艋舸》、宜兰的（（渺渺》、高雄的《不能没有你》、花莲的《盛夏光年》、彰化的（《父后七日））……似要加班加点着拼图出一个明净、唯美的台湾全貌来。可画面的精致与绚烂，人物更为多元的悲欢离合似乎还是比不上过往岁月中信手拈来的沉郁端丽更动人，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又很难轻易补上。
但无论如何，这些唯美的场景、故事，依然成为了新的传说，漂洋过海来到大陆。如今年轻人对于台湾的向往，带有莫名的狂热，也带有莫衷一是的迷茫，唯一没有的，是之于变迁的感伤。梁文道在电视节目中说：“大陆想去台湾自由行的，其实主要是一批年轻人。他们都是喜欢台湾某种文艺氛围，台湾的调调什么的。但我也发现很有意思，在大陆碰到很多文艺青年，还没去过台湾，一说起来对台北比我还熟。”
网络及电视的普及．从很大程度上帮助两岸在技术上弥合了原先沟通渠道的裂伤，年轻人们也逐渐开始互通更为新鲜的资讯，从海的这头望向那头。与此同时，“文艺”的范畴也在迅速拓宽。一口气要跑遍祖国大陆的台湾学生变多了，他们有着比大陆学生更为充沛的精神和体力，从内蒙到青藏，从云南到新疆，对于他们来说，耗费巨资兴建的大城市地标，吸引力远比不上边疆．我问过一个台湾年轻人，为什么要来大陆玩，她说：“因为很有趣啊，好像历险哦！”而大陆年轻人想要去台湾自由行的原因，可能就要平和得多，至少不是去找寻天险的刺激，而是充满目标地去品味唯美、文艺的闲情。
去“诚品”看书、去垦丁看海、去忠孝东路走九遍是一定要的，综艺青年不会忘记去瞻仰一下中天、八大，文艺青年不会忘记桂纶镁的淡江中学和她“不能说的秘密”。《悲情城市》的九份恐怕是一个必走的地标，罗大佑歌里的“鹿港小镇”二十年来都不曾褪去其文艺的光环。有趣的是，就连罗大佑自己都说“这些年已经很少回台湾”，他一定不会料到“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至今都被旅行者看作是与他有关的风景。唯有陈升年复一年的跨年演唱会，还能在地令到异乡人想念起中学时守着电台的滋味。对于台湾人来说，看待我们这样的外来游客，不知会不会像我们看待旅行者到上海一定要去“季风”“渡口”看书、一定要去虹口看张爱玲旧居一样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当我站在万华的时候，的确还想过一想凤小岳的脸。这或者，就是文艺作品的魅力。
所谓真的文艺情怀，其实一半来源于幻觉。隔岸观火，亦搭建起了朦胧的审美距离，使赤裸的伤痕淡化，使遥远的温情弥漫开来。想来，如今舒国治《水城台北》的文艺与苏打绿的文艺肯定不是一个文艺；侯孝贤导演的文艺和《一页台北》的文艺也不是一个文艺。关于台湾“文艺”的概念已被泛化，成为了一个品牌，可供消费与审美。它甚至成为了台湾的一个标签，类似许多人爱给上海贴的“老风情”标签一样，似是而非，语焉不详。台北就像是所有非台北人的一个梦，仿佛远离生产，充满诗情，有着闲散的下午与无穷无尽的温暖音乐、宜人文字。但事实上，这样的台北可能是在地的台北人都不尽熟知的自身。与我们所亲手建立起的文艺台北相比，现实也许不那么纯粹。但音乐、电影、文字，依然能够将我们带入到自己创造的平和世界中，既排除故乡俗常生活的干扰，亦排除台湾的客观现实。
行走本身就是一种诠释，尤其是面对众多纷扰的刻板观念。至于我所亲身走过的台湾，亦有一半升华、一半幻灭之感。九份已经宛若商业成熟的小丽江，那是一种见过世面、展示性的沧桑，颇令人惆怅；而奋起湖的铁路、山崖，却宁静地沉浸在诗意蒙蒙的秋雾中，与我内心向往的宝岛有八九分相像；阿里山的小火车没有想象中惊艳，十分瀑布的小火车也能令人回想起童年时无忧的儿童乐园；垦丁不一定天气晴，南投县清境农场的晴朗倒是令人心神通畅。最重要的是，台湾太能够引发人们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这似乎也能作为其文艺土壤的动人之处。
在中国，乡村就是现实主义的乡村。是迄今依然艰难谋求生计和出路的乡村。年轻人通过考试、打工等背井离乡，唯一的目标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安居于大城市，并且不再想回去。“不再想回去”是极沉痛的现实。说明我们对于土地已经没有梦了，没有了幻景，只剩下现实。现实是强征强拆、疾病、贫穷、灾害与差劲的社会保障。但台湾似乎提供了这样的梦境，因为不了解，更频添了朦胧的臆测。因而，所谓务必增进的了解，从审美的意义上并非是好事。
因为只有想象是不会碰壁的。
台湾三年，漂浪三年。在异乡，潺潺的追忆是唯一能够随身携带的行李。
《都是遗风在醉人》收入了包括“漂浪与抒情”、“都是遗风在醉人”、“写，为了那缭绕于人的种种告别”三辑，分别从行旅、生活、艺文三个角度记录在台生活的流水抒情。
行走本身就是一种诠释。在行走中，像认识一个人的性情，逐渐认识一座岛屿的欢喜与为难，“遗风”既是人为的追缅，也是自然的嬗递。
其中，《漂浪与抒情》一文摘得第十五届台北文学奖散文组首奖。
《都是遗风在醉人》由张怡微编著。
《都是遗风在醉人》集结作者（张怡微）三年写作台湾生活之图文，以细腻温情的笔触描绘台湾。以文艺的情怀行走在台湾的路面，感受梦想与现实中这个城市的灵魂，涉及台湾的风情、作家、诗人、电影人，写林汉章、周梦蝶、骆以军、九把刀，曾经的盛景、幻影都宛若轻烟，折射着旧日的旖旎与温情。文章大部分刊登于《上海壹周》“宝岛一村”专栏，也有在《外滩画报》《申江服务导报》《生活周刊》中发表的部分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