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鼻子》由郑国贤著，是一本杂文随笔集，所收作品时间跨度较大，所以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我读高中的时候，“文革”即将结束，街上供销社书店里，一半柜台卖文具，一半柜台卖书；书里面一半是为农民服务的科普读物，一半是“文科”的；“文科”书一半是连环画，一半是“毛选”和鲁迅著作单行本。我在这里买了《且介亭杂文末编》，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从此结下了“鲁迅缘”，也植入了挥之不去的杂文情怀……大学毕业进城，认识了当时还非名人的周长赋，他对我说：“只有读过《鲁迅全集》的，才是真作家。”我因此把他视为知己，且颇为自得。本书头两篇，就为此而收录，虽然它们曾出现在《夜望壶山》中。

《鲁迅的鼻子》由郑国贤著，主要内容：从《春天的期待》至《向杂文家学习》共三十三篇，都是《莆田文学》的《卷首语》，主要内容是评说当期发表的作品，以小说为主，间或批评其他体裁的文章；有时严肃，但大多不正经，胡言乱语也在所难免，只要有趣就行，读者多数认为好看，尤其是中年女性……尽管如此，中共莆田市委常委陈金钵部长领导我们十一年，从没有就此提出批评，我把这视为“导向正确”。

《鲁迅的鼻子》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上海的鲁迅

鲁迅的鼻子

高价买草

有这样一位总经理

防盗绝招

我的朋友杨金远

吹牛的雅与俗

致北京交警一把手

我是这样变俗的

作序与穿超短裙

南湖公园

妈祖作证：钓鱼岛自古是我们的

春天的期待

我们的想象力有多大

故乡的荔枝又红了

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

三十八年一桌酒

落花时节又逢君

再别西去的列车

悼念一个逝去的文学世纪

告诉我你在哪里

海峡春潮入梦来

送你一束自由的花

歌人民之功颂人民之德

我们没有那么脆弱

需要闪电撕裂天空

踏寻一代伟人的声音

人间多少不平事

十年一觉作家梦

不吹集结号再吹冲锋号

再过三十年的理想与爱情

远离都市的炊烟

来自乡野的尖叫

伴随国歌旋律成长

走进世纪十年

春天的关键词：尊严

夏天的追求：拒绝平庸

理想像宝石一样闪光

冬天里的夏天故事

呈现荣誉追寻尊严

永远高唱《国际歌》

要为真理而斗争

推荐作家雷景静

您说您的我说我的

向杂文家学习

天掉馅饼砸向谁

站在时间长河岸上评判作品的价值

做客新闻频道

城市的名字与传说

“皇帝”在寒风中微笑

农转非

关于《归来的女儿——林兰英院士》的五个问题

林兰英留下的精神财富——在莆田一中《林兰英院士》首发式上的讲话

春苗出土迎朝阳

谁是“苏冠兰”

老家门前的一弯沙滩

石城皇髻

浙江行

到远离大海的地方去看海

津门之魂

海那边很安静

避暑的鱼

天下无桥长此桥——福建古石桥巡礼

以水为邻

陕宁两省对比看

寂静的三紫山寂寞的茶

闽之源

坚守白玉般美丽的精神堤岸——再评古装莆仙戏《白玉锁》

《涵江的传说》序

小猪的颜色是白的或是黑的

我的邻居林双华

在人与神的界河中摆渡——观越剧电视剧《妈祖》

心中永远是晴天——《凌霆水墨漫画选》读后感

少年艰辛出文章——《水乡听潮))序

双重寂寞的坚守——《行走在寂寞的小镇》序

拒绝流行的蝶——《一池红影碎》序

汹涌商潮中一份珍贵的向往——《艺苑笔谈》代序

读阿鉴的戏走阿福的路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祝《文化长廊》开办五周年

附录

作家不关心人民，人民就不理睬作家

新闻业务报告

后记

上海的鲁迅

1995年初夏赴京、沪等地采访，为节省时间，只好坐了飞机。那天，飞机抵达虹桥机场之后，接机的人不知何故耽误了，同行的人烟瘾不小，且为打发等人的恼人时光，我们抽起烟来，三下五除二，我才抽了半支，他已完成了，将烟头随手一扔。我想糟了，肯定罚款，但一时没有动静。我捏着大半支烟悠悠地边吸边观察周围，果然见有箍红袖章的已盯上了地上的烟蒂，且眼光瞟着我手上的大半支烟……

我明白他的意思，故意更慢地吸，并笑着用方言告诉同伴：“肯定罚款，他还在等我把这支也扔在地上。”

上海人果然聪明，我的话刚刚讲完，一张发票已伸到我的同伴面前：“罚款十元！”果然是国际性大都市的气魄！

我的同伴也不含糊，一声不吭地抽出一张十元钞给了“红袖章”。

“红袖章”意犹未尽，转身对我说：“你可不能再扔呵！”

我不无刻薄地笑着说：“我已经很清楚了！”

上海的采访任务很快就完成了，返程车票买的是两天之后的。剩下这两天便可随意支配了。昔日“十里洋场”，如今“东方明珠”，可玩的地方肯定不少，可惜平生既不唱歌，又不跳舞(并非需要维护什么形象，而是生性蠢笨加上囊中羞涩，因而与歌舞厅无缘)，唯有买书好。

书买多了，也无法一一细读，如今作家如过江之鲫，不少活人每年出一本，死人作品不断翻印；名人出作品全集，被名人骂出名来的作品也畅销了，骂名人的作品也出名并畅销了，花花绿绿，五彩缤纷……

套一句京剧唱词：“盛世名人起四方，有钱(权)便是大文豪。”

名人太多令人眼花缭乱，弄不清真假，索性概不崇拜，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鲁迅先生。因为这些出名的办法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看透了，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诫后人：“老谱将不断袭用”。遗憾的是喜新厌旧成了今人的通病，人们在拥戴新名人的时候，极少有人去细读这位“老名人”的著作。

从旅馆里的报纸上看到：第十届文汇书展正在举行。于是我们迅速排定了这两天在上海的行程：先去看书展，后去朝拜鲁迅的坟墓和故居。(好书会很快卖完，鲁迅的墓想必不会有人把它抬走的吧！)

我们从西郊赶到市中心的工人文化宫，已是中午十一点，书展的售票处挂着小黑板：下午一点再排队售票。我们见售票处前稀稀拉拉地排着十来个人，想是如今上海人都奔商品经济去了，谅他没几个人买书，便决定到附近小饭馆里吃了午饭再说。

吃过午饭，已一点多了，回到售票处前，眼前的奇观令我们目瞪口呆：只见从售票处开始，整整一条街道排起了长龙，龙头与龙尾几乎接到一起，大约有四千人。我们从北往南走，竟然绕过了三条街。见此盛况，不禁对上海人崇尚文化、喜好读书的风气肃然起敬，我们也高高兴兴地汇进这买书的洪流中……

买书是很容易受书店氛围影响的，由于经历了一小时展厅里的排队再加上一小时买书的拥挤，使我们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当我们每人抱着十来本书，终于接近了书展三楼的出口处时，但见三楼又是一条“长龙”。由于刚才受“长龙”感动，加上我们俩还算身强体壮，因而很想再排一次“龙”，以充分体验上海文化的优越感。但为防止“老太婆接龙买烟丝”的笑话重演，我还是决定到前面去看个究竟。到了前面，只见大屏风上写着某某作家签名售书。仗着人不算矮小，我选一制高点，踮起脚尖，只见打头的是个海军军官，其余三人都是年轻的女人，尽管面前的崇拜者如汹涌的潮水往前涌，那几位一个个笑容可掬。我再细看那作家的名字，脑子迅速转动，却无论如何记不起是在哪个地方见过这些作家的名字，遂灰心丧气，不再凑这个热闹。回去后从《文汇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这种流行的文学称为“小女子随笔”。我更加困惑：上海这座20世纪出文学巨匠的大都市，何以流行“小女子文学”？

次日我们来到虹口公园时，依然是中午十一点。鲁迅纪念馆的大门半开半闭，有一男一女在把门，门前的标志刻着下午开放时间为一点半。我们只好绕过纪念馆，来到鲁迅墓前。

毛泽东和上海政府给予鲁迅极高的声誉：整个虹口公园改名鲁迅公园，毛泽东亲笔为鲁迅题写墓名。鲁迅的铜像安置在公园的最深处，面对整个公园，周围簇拥着冬青、松柏和樱花，使整个墓园庄严、肃穆、宁静。

鲁迅墓园游人不多，墓碑前仅有一个小花篮，是虹口区某小学的学生送的。花篮上的悼词却写得极其动人：鲁迅公公，我们永远永远记得您……

看过墓园，我们再次来到纪念馆，希望能够进去，把门的指着标志，斩钉截铁：一点半。

我们只好找个地方坐下来，一直等到一点半，再次来到纪念馆，这时门口已聚集了一些人，但仍不让进。我把表伸给那男的看，不想他却回答说：“你的表拨得再前面也没有用！”

我说：“你的表是什么时间？”

P1-3

莆田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莆田文人有强烈的著书立说的欲望，文学创作十分活跃。杂文作为文学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莆田这块沃土上，同样开得醒目。经过多年的努力，杂文创作持续繁荣，已拥有一支一定规模的杂文创作队伍。

20世纪90年代初期，莆田市杂文学会成立，时任莆田市市长的吴建华担任第一届会长。我省杂文界老前辈王仲莘同志一直关心和支持莆田市杂文学会工作。20多年来，莆田市杂文学会一直凝聚着我市杂文作者，积极开展杂文学术活动和杂文创作活动。近年来，我市杂文学会先后在《福建日报》、《湄洲日报》上举办过3届“‘雪津杯’杂文征文比赛”，在《杂文界》杂志上发过莆田籍作者杂文专版，出版了莆田籍作者杂文选辑((钟潭噌响》，连续几年配合市文联编辑出版《莆田文学》“全国杂文专号”。莆田市杂文学会还先后邀请《人民日报》蒋元明，《文汇报》朱大路、程新国，《南方周末》鄢烈山及本省的宋志坚等杂文名家、名编辑，为莆田市杂文作者及莆田学院中文系学生做杂文创作学术讲座，努力提升杂文创作水平。莆田市杂文作者也在省内外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文章，并多次获得各类奖项。学会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国内杂文界的认可和支持。

2009年10月，在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莆田市承办了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第23届年会。全国杂文界名家汇聚莆田，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组委会名誉主任、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原总编辑徐惟诚和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组委会主任、北京杂文学会副会长李庚辰均出席年会。那次年会的完满召开，获得了与会者的广泛好评，加强了莆田杂文作者与外部的联系，拓宽了莆田杂文作者的眼界，提升了莆田杂文作者的创作品位，为莆田市杂文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莆田市领导一直关心莆田市杂文学会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支持和鼓励广大杂文作者弘扬主旋律，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为民众鼓与呼。莆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立华同志帮助杂文学会出版“莆田杂文丛书”，担任丛书顾问。陈立华同志殷切希望杂文学会在全国独树一帜，为繁荣莆田文艺创作，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建设文化莆田而继续努力，团结、培养、带动、激励莆田广大杂文作者，创作出更多高质量的杂文作品，发挥杂文革故鼎新、激浊扬清、针砭时弊、鼓舞人心的作用。

在莆田市文联的支持下，经市杂文学会同仁的努力，现在出版的“莆田杂文丛书”一套，有：陈天宇的《伪名人时代》、郑国贤的《鲁迅的鼻子》、许咨新的《呼唤清风》、蔡忠辉的《易变的脸》、邱南强的《灵魂的舒展》、李金贤的《猫眼内外》、潘真进的《照镜解闷》、郑志忠的《古典情思》、郑庆彬的《嘶哑蝉声》、郑玉珠的《大眼瞪小眼》。丛书的出版将成为莆田文学创作史上一件盛事，也将为莆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贤良港妈祖祖祠热心资助杂文丛书的出版，在此顺致谢忱。

编者

2013年4月12日

这是一本杂文随笔集，所收作品时间跨度较大，所以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我读高中的时候，“文革”即将结束，街上供销社书店里，一半柜台卖文具，一半柜台卖书；书里面一半是为农民服务的科普读物，一半是“文科”的；“文科”书一半是连环画，一半是“毛选”和鲁迅著作单行本。我在这里买了《且介亭杂文末编》，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从此结下了“鲁迅缘”，也植入了挥之不去的杂文情怀……大学毕业进城，认识了当时还非名人的周长赋，他对我说：“只有读过《鲁迅全集》的，才是真作家。”我因此把他视为知己，且颇为自得。本书头两篇，就为此而收录，虽然它们曾出现在《夜望壶山》中。

杨金远如今红遍中国，但把他收录，并不仅仅是为了多卖几本书，而是当年吃了他不少酒和肉(不论清贫和富贵，他都慷慨大方的)。当年电视剧《义务兵》杀青，他请我们撮了一顿，饭后每人作文一篇，在小张的《湄洲报》上组一个专版，我这篇就是。文章发表后激怒了组织部长，但不知是杨金远还是我的魔力，愤怒的部长随即出了车祸，住进了九五医院，而且，这部长此前不知何故得罪了新任书记，书记让他伤愈后即离开莆田改任他职，我和杨金远才没有任何麻烦。

从《春天的期待》至《向杂文家学习》共三十三篇，都是《莆田文学》的《卷首语》，主要内容是评说当期发表的作品，以小说为主，间或批评其他体裁的文章；有时严肃，但大多不正经，胡言乱语也在所难免，只要有趣就行，读者多数认为好看，尤其是中年女性……尽管如此，中共莆田市委常委陈金钵部长领导我们十一年，从没有就此提出批评，我把这视为“导向正确”。

《林兰英院士》是我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近两万册，但不是稿酬最多的一本；收获最大的，当数《漂泊的家园》。《林》带给我一连串荣誉，也带来几多麻烦。她出版之初，就进入出版社当月畅销书排行榜，排在她前面的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秦腔》；随后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定为第一批“农家书屋”采购书目；被上海文汇新民传媒集团评为纪实类十佳畅销书；被评为福建省文学奖二等奖、百花文艺奖三等奖。但从她在报上连载起，各种责难和怀疑就来了。先是有关国民党人的后裔来信认为作家无权对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重新进行评判，文本的叙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后是共产党人的后代认为某些地方相关描述不妥，伤害了其先辈的形象；再后来是林兰英的同学林辰来信要求把已经发行全国的书籍收回，修改与之相关的部分后再发行；再后来就是北京某作家指我剽窃他的作品，要告状，告状不告我却告在京的出版社。出版社责编和律师要我积极应诉，我做了一些准备。通过多次电话来往我忽然明白过来：北京的原告和被告搞的这一出把戏，不是要告我，而是要我的钱。如要告我应来莆田法院(这是法律规定的受理法庭)。识破他们的伎俩，遂既不去北京，也不再理他们，任由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几年后看电视剧《手机》，那个河南山村的老奶奶说：“北京人那么多，好人多，坏人肯定也多！”她让自己的孙子要听费教授(陈道明饰)的，费教授是好人。刘震云获茅盾文学奖后，我买3本《手机》读，发现小说里没有这句话，我推测这话是陈道明加的，借“老奶奶”的话说事。把老奶奶的话与亲身经历的事联系起来想了想，我得出一条结论：对于北京城里的人，任凭他衔头有多大，都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被欺诈。

每一本书的后记似乎都应该说些感谢的话，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位教授，我与他从未谋面，也不知他的年龄，估计是已经退休了。没有他，我不会离开报社，也不会有写杂文的心态，因而也就不会有这么一本书。是他的举动改变或深化我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事情要从本书附录的《新闻业务报告》说起，1999年1o月我首次向福建省新闻职称高评委申报主任编辑职称，满以为志在必得，别的不说，我获得22次(件)福建新闻奖，而评委就是同一帮人，因而我把业务报告写得十分轻松，但结果出入意料，送去三人，两人通过，就我被淘汰，据说只有莆田的总编许培元投我一票。于是我的被否决成了福建新闻界的一件新闻，据说原因是我“乱写”了业务报告。于是这份报告成了许多人好奇的内容，当时心灰意冷，把一整袋资料扔在储藏室里，这次把它刊出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据传回来不太完整的消息，主持对我评审的《福建日报))副总编读了我的报告非常愤怒，首先是我在第二段中说自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拍着桌子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还评新闻职称干什么？”这简直就是蛮不讲理！因为《福建日报》总编黄种生，此前给过我他的名片，那上面赫然印着“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当然还是高级编辑！这副总编看到“作协”就有气，他这是跟谁发火呢？

其次是我在报告中提到本报退休的副总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而我是接他的班编报的。这就触痛了这位评审组长的神经，因为他自己也毕业于该校该系(名校毕业生都有一份可笑的优越感)。他认为我的提法亵渎了他母校的尊严……

我没评上副高职称，福州和莆田都常常有人关心地问其缘故，我自己最初也不解其故，因而无从回答。一直到这位副总编辞了官回母校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教授，我才想通了其中的关系和原因：他是一直没能当上总编，才迁怒于我，故意不给我职称的。人们会怀疑我与他素昧平生，他当不上总编何以怪我。有关系的，世界上许多入和事都是互相联系的，看似无关，拐了许多弯还是联在一起了。在我送评的一本新闻集中，为我作序的就是福建省主管新闻的最高官员，他的顶头上司。当不上总编，当然要恨主管领导，主管领导他奈何不得，只好找与领导有关的我狠狠地打一闷棍！

多年之后，我搬进政府大楼办公。有一日我忽然自己笑了起来：我发现包括自己在内在这大院里办公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病，这就是你任意问一个人对现状的感觉，他(或她)都会觉得：“官太小！”省报副总编这官不算小了，何以弃官当教授呢？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对了，《我的朋友杨金远》中，余一石曾给离开组织部的杨金远写一条幅。条幅内容我不敢写，当时多少还有顾忌，现在时过境迁，写出来与复旦大学教授共赏，料无大碍。它是《红楼梦》中《好了歌》的两句：“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2012年4月2日0时6分于荔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