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族的由来
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总得知道他最初的民族。现在世界上，固然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之上，究竟民族宜乎单纯，还宜乎复杂？假如说复杂，可以复杂到怎样的程度？自然也还是一个问题。然而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然则要晓得一个国家最古的历史，必须要晓得他最初的民族，也是毫无疑义的了。
建立中国国家最早的民族，就是“汉族”，这个也是讲历史的人没有异议的一件事。（近来有人说：汉字是一个朝代的名称，不是种族的本名，主张改称“华族”或“中华民族”。殊不知汉字做了种族的名称，已经二千多年，譬如唐朝用兵，兼用本国兵和外国兵，就称“汉蕃步骑”，这就是以汉字为种族之名的一证，而且现在还是一句活语言——譬如现在称汉满蒙回藏，岂能改作华满蒙回藏？况且“种”、“族”二字，用起来总得分别。汉族不能改作“华种”，若称“华族”，这两个字，有时候当他贵族用的，不免相混。若称“中华民族”，四个字的名词，用起来怕不大方便。而且现在“中华”做了国号；中国又是五族共和，这四个字，用到最近的时代，意义也容易混淆。总而言之，把臆定的名词，来改通行的语言，极难妥当。所以本书仍旧用汉族两字。）
然则汉族还是从“有史以前”久已在中国本部的呢，还是从他处迁来，入“有史时代”，其形迹还有可考的呢？这便是“汉族由来”的问题。
关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要算是“西来说”最为有力。近来人关于这一个问题的著述，要算蒋观云的《中国人种考》（在《新民丛报》里。）最为详博。但是他所举的证据，还不尽可靠，我现在且举两种证据如下。（这两种证据，似乎都还严谨的。）
其一，古书上说昆仑的很多。《周礼·大宗伯》：“以黄琮礼地。”《郑注》：“此……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郑注》：“祀地，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疏：“案《河图括地象》，昆仑东南万五千里，神州是也。”入神州以后，还祭“昆仑之神”，可见得昆仑是汉族的根据地。然则昆仑究在何处呢？《尔雅》：“河出昆仑墟。”《史记·大宛列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蔽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说文》：“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去篙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山海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都以河所出为昆仑。河源所在，虽有异说，然都起于唐以后，不能拿来解释古书。要讲“古代所谓河源”，《史记·大宛列传》所谓“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而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其说自极可靠。那么，如今于阗河上源一带。一定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了。（《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释文》：“马云：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疏》：“郑玄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郑以昆仑为山，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这一个昆仑，在如今西宁县的西边青海地方，和前一个昆仑无涉。所以孔疏特地申明一句道：“非河所出。”郭璞《山海经注》也说：“言海内者，明海内复有昆仑山。”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不是海洋的海。）
其二，汉族二字，是后起之称，古代汉族自称。他族称汉族，或说“华”，或说“夏”。《左传》戎子驹支对晋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襄十四年。）《国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都是个证据。近人因此附会到《列子》上头的华胥之国，固然不甚可靠。（列子这部书，本来真伪夹杂，这一段又是寓言。凡寓言里的人名、地名，以至一切物的名，都不宜求其物以实之。）然而西史的巴克特利亚（Bactria），史记上称他做大夏，似乎是这地方的旧名。（因为汉时西域诸国，譬如安息、大夏等，都能证明他是译音。）《吕氏春秋·古乐篇》：“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之阬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似乎就是这一个大夏。那么，阿母河流域，似乎也是古代汉族的居地。（参看近人《太炎文集·论种姓》。）
以上两种说法，如假定为不谬，则汉族古代似居今葱岭帕米尔高原一带。这一带地方，据人种学历史家考究，原是各大人种起源的地方。汉族入中国，所走的大概是如今新疆到甘肃的路。近来人多说“汉族沿黄河东徙”，这句话似乎太粗略。现在的黄河上源，在古代是氏羌人的根据地。（见第六章第四节。）
总而言之，“汉族西来”，现在虽没有充分的证据，然而蛛丝马迹是很多的。将来古书读得更精，古物发现得更多，再借他国的历史参考，一定可以大为明白。这就要希望诸位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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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幽邃深远，博大精深，其中蕴藏的智慧不仅是中国人的财富，亦已融人世界，成为世界人民的集体财富。学习历史有助于我们温故知新、明鉴是非、陶冶情操、开阔眼界，增强历史使命感，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水平。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时代要求我们重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重塑中国文化和精神，而如果不了解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没有中国历史、文化底蕴的支撑，是不可能的。基于此，我社特意遴选了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撰写的《白话本国史》，加以重新整理，命名为《吕思勉中国史》予以出版，以飨读者。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他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谭其骧称他“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严耕望更将他与陈垣、陈寅恪、钱穆一起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思勉12岁时就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16岁时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生教授。吕思勉在史学研究中，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他不仅坚持涉猎古文献，还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吕思勉著作宏富，代表作有《白话本国史》等中国通史两部，《先秦史》等断代史五部，《先秦学术概论》等专门史多部；再加上其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共计1000多万字。
《白话本国史》一书是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成名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且本书观点权威，体例严谨，考证精详，故商务印书馆在1923年甫一出版，就对当时的中国史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乃至长期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
《白话本国史》，全书50余万字，由绪论和五篇构成，上起i皇五帝，下至民国十一年(1922)，以历代王朝更替为经，以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为纬，详细阐述了中国五千余年的历史。此外，与中国联系紧密的中西亚、东亚各国历史亦囊括其中，说明其已具有了世界史的眼光。
《白话本国史》具有中国传统史学观念与西方著史风格交互影响的总体特征。具体说来，则有以下几点：
第一，《白话本国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全书基本上是用较为浅显的白话写成的，“但遇到(1)文言不能翻译成白话处，(2)虽能翻而不免要减少其精神处，(3)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原文”。吕思勉认为白话文更易于“行远而传后”，但文言也有用简洁的句式表达深刻内涵和语法严谨的优点。所以，他在著此书时是将白话与文言同时运用的，以互补长短。
第二，《白话本国史》热情地宣扬进化史观。正如吕思勉所讲，“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在运用史料方面，吕思勉注重占有丰富的史料，主张论从史出，反对主观的武断。他认为史书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贵的，“读史必求原始的史料。真正原始的史料，现在实不易得；大体上，众共据为原始材料的，则历代正史而已”。在社会进化史观方面，他认为中国可考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人类社会就是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上古时代作阶段性的划分，这在前代是没有过的，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吕思勉自己的话说就是“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
第三，《白话本国史》注重从社会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阐述与分析历史发展的原因和过程，即强调社会学对于史学研究的根基作用。正如他所说：“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基于此观点，吕思勉认为，历史研究者应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应注意被旧史家忽略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从中发现有价值的史料，拓宽史学研究的范围。所以，《白话本国史》摆脱了旧史中只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只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而是着眼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概括而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历史上婚姻家庭、风俗习惯、衣食住行等的源流和演变。
这次本社所出的《吕思勉中国史》，是以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白话本国史》为底本。由于历史的原因，原著的一些编排和表述方式不太符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惯，为方便今天读者的阅读，我们做了一些形式上的编辑工作，主要有：
一、将原文中存在的大量夹注分类处理：(1)将只是作为旁证用以重复说明正文观点的部分删去，以节省读者宝贵的阅读时间，提高阅读效率。如，“这种部落里，要是出了一个英雄，‘并兼’，‘胁服’，便成了一个强大的部族，要为边患了。历代北族的起源，都是如此。(参看后文辽金元清初起的事迹，自明。)”，我们将括号中的部分删去；(2)将与正文形成补充关系，而且根据上下文意思可以通顺成文的部分，改为正文；(3)将与正文形成补充关系，但是根据上下文之意不能通顺成文的部分，改为脚注；(4)将短小但又重要的，或某一名词的解释、或说明引文出处及性质的部分，变为括注。
二、将原文的标点符号按现今用法进行重新标点。
三、本书作者采用的是以民国纪元为基础的纪年方法，即以民国元年为基准，民国之前是采用逆向倒推，如称民国前××年，简称为前××年；民国后则是顺向增加，如称民国四年、民国五年等。这不符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惯，而且可能误读。所以，我们以括注的形式在民国纪元年后标注了通行的公元纪年。
总之，我们力图使本书更加适于当代人阅读，尤其是年轻读者的阅读，使之从中体会到大师的文化追求，增加文化自信，增强对本民族文化历史的认同感。本书一定还有疏漏不足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谨识
《吕思勉中国史(白话本国史当代新读本)》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著作，且又是由白话写就，故在民国初年名噪一时，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此书“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书中内容起自上古洪荒神话，下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现代等五个阶段，纵贯五千余年；其间又详尽描述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纵横捭阖，罗织细密，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吕思勉中国史(白话本国史当代新读本)》不仅考证精详，体例严谨，而且作者吕思勉还勇于打破以往主流观点。不时发一家之言，相信读后定会发人深思。
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曾长期被用作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
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
以社会进化的观点，严谨剖析那一代代远去的王朝背影；以显微镜式的观察，描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世界史的眼光，整合部不止于中国的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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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吕思勉以严谨求证的态度，剖析那一场场击鼓传花式的王朝更替，觥筹交错的剪影中，承载着一个民族鲜活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