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学瑶编著的《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选编了六十篇北大老五届学生的回忆文章，作者来自当年北大18个系中的15个系，有着广泛的代表性。此书的编辑，大体上以作者毕业去向的初始地区或主要工作地域为经，以入学先后为纬。各位作者以自身的经历、不同的人生轨迹，真实而真切地纪录了北大老五届学子毕业之后的行迹，个中酸甜苦辣，可谓五味杂陈，处处镌刻着时代的印迹。

北大老五届，是指北大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的学生。这个九千多人的群体，在1968或1970年间被集体发配到基层，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个人命运由此发生重大转折。《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收录了北大老五届学子的61篇回忆文章，来自当年北大18个系中的15个系，讲述了这”末代臭老九“在毕业之后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共同的精神坚守。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北大老五届学子的独特行迹，构成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由奚学瑶编著。

序：不可遗忘的历史 钱理群

第一辑 东北原野

离开未名湖的日子 刘蓓蓓

北大归去来 张铁壁

苍茫北大荒 艾 群

我与李丹林 李海文

告别康平 鲁公儒

辽北轶事 朱伟利

在刀兰套海村 马洪路

昌图十年风雨路 丁广举

杏坛第一站 孙兰芝

盘锦往事 李怡荃

第二辑 华北大地

雁飞塞北 张曼平

部队农场的一年 田建行

在衡水的日子里 郭建栋

我是“插队”大学生 李 橦

我的农村教师生活 李 橦

未名湖情思 林金桐

毕业后的那些事 谷世宁

我们是北大人 戚燕萍

我的头发，我的心 郭庆山

我的“煤黑子”生活 李建宇

我的文学，或曰文化之路 卞毓方

十年磨一剑 孔繁钟鑫

向母亲湖的汇报 贾永生

旅痕 奚学瑶

蹒跚的脚步 刘兰平

第三辑 华东山川

我的四十年 赵元贞

琵琶弦上说相思 马以钊

突破重围 俞肇智

齐鲁三部曲 何法信

我的电视缘 潘泰泉

日出 鲍寿柏

悲怆离北大 江淮多磨难 于 强

百感流水诉衷肠 方林泉

望断博雅塔之后 吴在庆

“老五届”大学生 卢达甫

难忘武山学生连 申家仁

在“土围子”里的日子 江瑞娟

第四辑 中南海岳

殇痛牛田洋 白嘉荟

四海为家 丁克义

电视生涯二十年 钟嘉陵

“未名湖小鱼”沉浮录 段立生

票友人生 马云龙

曲线归口 阮纪正

改行 卢晓林

一个北大人的经历与感悟 康保夫

第五辑 西南丛莽

往事并不如烟 刘凤义

使命狂想曲 雷祯孝

雅安杂忆 夏健祥

贵州八年 陈泽尊

借得东风好扬帆 刘庆华

骑行在弯弯的山路上 刘庆华

一朵溜溜的云 陈焕仁

雪山泪 景仁玲

苦难与梦想 景仁玲

只身上路 王培刚

第六辑 西北岭塬

中美杏坛四十年 袁传宽

追忆高原 王松龄

汉中岁月 张 从

渐入佳境 臧 振

忆与思 王玉珍

新疆再教育纪事 贡安南

跋：韶华如水忆逝年 奚学瑶 张 从

1968年秋天，我离开北京去内蒙古西部的解放军农场，从未名湖畔被发配到乌梁素海边。我们燃烧从大草滩上捡的牛粪、割了芦苇来抵御零下二十五度的严寒；我们挖开盐碱地上的冻土，用小车推到乌梁素海，“以农业为基础”，不顾后果地“围海造田”。从农场再分配时，我来到辽宁省法库县第三中学任教，在那里度过了当时并不在意，今天却觉得也不妨书写一番的八年。

一次公开课

当年分到法库县的二十多名北大同学全被指派为教师，且多数到农村公社的中学任教。大家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但分手时还是相约：甭管高兴不高兴，既然站在这个位子上就得好好干，不能误人子弟！

我中文系出身，当然教语文课（不过为了“突出一个‘农’字”，领导也派我教过农业气象）。一天，语文组长告诉我：教育局让我为全县中学语文教师做一次公开课，教材是刚发表的“七一”社论。我一听就很反感，因为我对那充斥着思想干瘪、语言乏味的政论文的语文教材早就十分不满了。而这篇社论的内容我不愿讲，其形式又没的可讲。于是我说：“政治课也要讲‘七一’社论，咱们另选一篇文章来配合‘七一’吧？语文课最好是尽量通过生动可感的形象来打动学生的感情，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不料我如此委婉且“革命”的建议也不被容纳，当晚即被叫到办公室，由校长、工宣队和语文组长三方施压，非讲那社论不可。我心想我可是属皮球的，你们往下砸得越重，我就往上蹦得越高，于是我坚持讲下午已选好的一篇文章。最后是县一中的崔老师按计划做了公开课，教育局长做总结时不点名地批判了我：“公开课的成功，有力地批驳了认为语文课不能讲‘七一’社论的言论！”后来一位北大同学说他们公社负责教育的干部告诉他：“你们北大的刘蓓蓓反对给学生讲‘七一’社论！”虽然臭名远扬，我也没有感到压力，因为我的学生给了我很大慰藉：我给他们选的教材是一篇通讯（也可说是报告文学）《一份没有填写的人党志愿书》，其中讲述了一位在一次事故中为保护战友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战士的优秀事迹。期末考试结束后，教物理的北大王同学对我说：“我有一道试题问：‘有人触电怎么办？’你们班好几个人答：‘要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然后才谈切断电源等等，看来你选的那篇文章没有白讲！”

其实，我平日上课时也常干些“偷梁换柱”的“勾当”。往往只用一节课就讲完课本中的一篇社论：学生自己默读课文，能指出其中主要论点即可，我也不展开讲解，本课就此结束。然后学习我选的文学作品。比如杨朔的散文，虽然雕琢的痕迹较重，但在那八亿人只有两个作家——鲁迅和浩然——的年代，这也是些不易找到、且需冒点风险讲授的艺术性较强的文章了。记得有一次我给学生朗读了《荔枝蜜》，并分析了它的写作特色，恰好不久就让学生写记一次植树活动的作文，结果不止一个学生立竿见影地模仿杨朔，用梦境作为自己文章的结尾：有的梦见自己栽的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有的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树，在风中舞动着叶子唱着歌……足见学生们的审美饥渴！前教育局长的儿子和他身边一帮被其他教师认为不爱学习的“小痞子”都愿上我的课，说“刘老师讲的语文课最像语文课”，虽然他们不可能从理论上阐述什么是语文课。后来的一个暑假中，他们知道下个学期我不再给他们上课，但还是认真地完成了我布置的写一篇散文的作业，开学后交给了我。

在那次公开课后的一个“斗私批修”会上，我毫不谦虚地宣称：“我‘斗私批修’还是过硬的：从不把领导的批评或表扬当作自己前进的动力，我只看重自己的言行是不是对学生有益。对一个教师来说，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化就是为学生服务！”

“咱们都是反革命”

我曾幼稚而狂热地觉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尽管我们被强制中断学业，浪费了宝贵的生命和大好青春，我们的父母亲友因出身或历史“有问题”受到冲击，我自己也被指斥为“彭真的修正主义苗子”，特别是北大1968年3月29日“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红卫兵组织）的大武斗“革”了我“文化”的“命”：占领我们宿舍的人把我积累了多年的书籍、讲义、资料和笔记还有衣物被褥洗劫一空，我还是“无私”地认为，既然无缘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伟大的革命活动，那么能投身到这“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中，同样是很豪迈的壮举。虽然偶尔有过疑惑不解，但立即按照林副统帅的教导“克服”了那些“反革命”思想。  离开燕园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我们的头脑渐渐冷却。本本上说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但为什么有的同事偷偷对我说：“现在的生活又像低标准时（三年困难时期）那么苦了”；有的家长在我动员他的孩子下乡插队时愤愤地说：“解放前我们贫下中农（当时的县城居民也都是农民出身）受压，现在我们还是受压！”我开始放任自己的“反革命”思想。到1971年传达“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时，我对“文革”的种种信念全部轰毁。公布《571工程纪要》（林彪集团密谋武装政变的纲领性文件）时的按语中说，（《纪要》会得到“反革命分子的共鸣”，我对几个北大同学说：“看来咱们都是反革命了！”因为大家都同诸如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红卫兵先是“炮灰”后是“替罪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失业”和干部下放是“变相劳改”等种种观点“共鸣”！

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后，我们几个北大同学又共同抵制了追查谣言的运动。在北大时我们分属对立的两派，到法库后很快成了一派，且关系很亲密。无线电系的刘家勋和我的丈夫、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尹占河同在县教师培训班＿T作，追谣开始后他到我家来说：“你们每年都回北京带回小道消息，这次运动肯定是重点；我常来你们家聊天，不揭发你们不能自圆其说。我揭哪条对你们无害？”我说：“你揭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吧，那是于会泳在戏剧学院大会上传达的；还可以揭毛主席关于《园丁之歌》的批示，那是王震和张平化在湖南讲的。这些小道消息的来源都好交代。‘总理遗言’别提，那是一个数学力学系同学寄给我们的，他有肝炎，又和领导关系紧张，得保护他。”

这“总理遗言”原本可以不交代的，因为我们只给极少数人看过。可偏偏这些人中有县委宣传部长！他分管教育，来教师培训班开会时坐在尹占河旁边，翻看了他的笔记本……我们不了解他的为人，犹豫再三，决定主动交代。消息来源由尹占河去编造：他在北京站等车时去邮电局打电话，路过两位旅客身边听到他们在读“遗言”，于是凑过去看，后来人家就把那张纸给了他。

追谣运动没能抓住我俩的大问题，但作为对散布小道消息的惩罚，教育局决定赶我们俩下乡，充当插队知青的带队干部。局里一位同情我们的工宣队员早早向我们透露了消息。商量对策时尹占河说：“带队干部必须是党员或党外积极分子，我写入党申请书了，你没写，我去，你坚决不去；我在农村长大，熟悉农村，如果为了知青的利益和农村干部发生冲突，他们难不倒我！”P2－4

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8年并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这样，我和本书的作者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据本书的《跋》介绍，老五届包括‘‘理科1960一1965级，文科196l一1965级”的同学，那么，他（她）们都是在我毕业以后入学的，是我的学弟与学妹；他（她）们又在1968或1970年被发配到了基层，其中就有到贵州的，而我已经在那里生活、丁作了近十年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又是他（她）们的先行者。因此，我读这本（《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就感到特别亲切，不仅引发了许多记忆，还有更多的感慨与感想。

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仅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先后对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和1980年北大“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作了专门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时，对北大“文革”前的历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这次读到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回忆，我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遗漏：“文革”后期北大老五届作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下放，他们也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如书中一位作者所说，他们在北大1949年以后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就我的研究范围而言，他们上承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不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运动与“五一九运动”有着复杂的关系（这还有待于研究），而且当年的北大右派同学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发配劳改，现在老五届也以一种“原罪”发配农场和基层改造，尽管彼此处境并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历程却是相通的。而正是因为有了底层的经验与反思，“文革”结束后回到北大，才会有1980年校园竞选运动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大讨论。本书编者说，老五届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卢达甫同学还谈到：“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这确实是历史研究、文学书写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现在，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用“自己描写自己”的方式，开拓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应该是一个启示与挑战。我写本文，也算是一个回应吧。

所谓“不可遗忘的历史”，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不可遗忘的苦难记忆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刻意美化“文革”历史的倾向。有人就宣称，“文革”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些苦难都是知识分子虚构与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有关的知青生活的回忆和文学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来描述那段历史，过分地强调所谓“青春无悔”。这样的对历史血腥气的着意遮蔽与抹杀，对在“强迫遗忘”的文化、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欺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今天，当事人的苦难记忆，说出历史真相，是具有“拒绝遗忘，抗拒谎言”的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读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忆：470名部队官兵、83名大学生，“十八至二十三岁刚刚踏进社会的稚嫩青年，在当时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为了政治口号而赴汤蹈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白嘉荟：《殇痛牛田洋》）；1963年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聂永泰，因为被社会所不容，只能到高山雪原寻求心灵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陈焕然：《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泪》）；同样是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罚到山西汾西矿务局煤矿当“煤黑子”，而且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视为“从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心灵折磨比肉体伤害更难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都是不容掩饰的血淋淋的事实。

问题是，这样的从肉体到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是当时的一个既定方针、政策。老五届毕业前，有过一场关于分配方针的争论。有同学提出“分配应该考虑专业对口”的要求，却被执掌权力的工宣队斥为“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公开批判说：“什么专业对口？就是要枪口对炮口，一切专业只对阶级斗争这个口！”（陈焕然：《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当时“阶级斗争这个口”的需要呢？其一，“文革”初期为了打击官僚体系，放出了青年学生这些“小鬼”，让他们大闹中华。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开始让他们回到学校，此即所谓“复课闹革命”。无奈“小鬼”们野性已成，还留在社会继续闹，只得干脆把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让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农村，再无联合造反的可能。其二，这是实现民粹主义理想的需要：不仅将农民、农村理想化，更把知识分子视为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因此，他们不仅号召中学生“上山下乡”，把大学生发配农村、工厂，而且也把教师、老知识分子都打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全面地、有目的地、有组织地改造与消灭知识分子的大战略、大计划。当时，姚文元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便是这个思想路线的典型文本。本书编者把老五届和他们的老师都称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是点出了要害的。他们的意图就是要一举而最后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反知识分子、反知识、反文化的运动。这样，本书的“苦难记忆”，大学生发配到底层，遭遇到从精神到肉体的无情摧残，就绝非偶然，也不是具体执行者的道德、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体制的问题。

这里，我还想就个人的经验，作一个补充。前面说过，我比老五届的同学要早十年到基层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处，不仅在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灵的控制，把专制的逻辑渗透到你的灵魂深处，在“奴隶生活中寻m‘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语），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与消灭”，就成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自觉要求。这样的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残酷的。因此，我说过：“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亥q咬嚼着我的灵魂。”（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这一切，怎么能够随意、轻率地遗忘！我们年轻时候流行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如果遗忘了这一切，不仅背叛了当年的牺牲者，更背叛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李建宇同学说得好：我们必须追问“谁之罪”，“希望这种噩梦不要重演”（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就必须从观念上到体制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国民性的弱点，以及我们自己的责任。导致悲剧的观念、制度不变，悲剧就会重演。要知道：当我们遗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学生的时代”，以至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这就意味着那个时代正在回归：今天，各种形态的“狼吃人”的悲剧，难道还少吗？

二、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

历史总是两面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消灭“臭老九”的险恶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从来就怀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觉。记得我自己在贵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的年代，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知识的追求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读本书，最感欣慰，也最为感佩的，也是老五届同学和我一样的坚定信念和坚守。聂永泰同学之所以让我们永远怀念，不仅是因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剧凝结着历史的血的教训，更因为他身上那股永远不改、永不放弃的知识分子的“臭气”和“傻气”：“不注重世俗的人情世故和关注生存发展的关系”，只是“执着亡命地不断追求”知识，“除了追求学问，他从不妨碍别人，虽然面对艰苦严峻的环境，仍然毫不消极”，可以说，他是因为这样的坚守，才被狼，也被社会吞噬的。陈焕仁同学说“他的英魂变成了跑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永远地留在了康藏草原”（陈焕然：《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远留在我们每一个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这样的坚守，不是聂永泰一个人，而是老五届一代人。像马云龙同学，一辈子都坚持“脑袋里乱想，嘴上乱说”的北大人的“坏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关押了四年；改革开放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又因为坚持说真话，而“两次被辞职，一次自动辞职”，始终“不合时宜，不合领导胃口”，却从不知悔（马云龙：《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学，被下放到江西一所县中学，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气，受到学校“土皇帝”的诬陷，就拍案而起：“陈伯达都敢反了，你这个小小的刘××算何东西！”不料想，从此与刘××和整个地方独立王国结仇，在“文革”中被批斗一千场不说，“文革”结束后，他要报考研究生，也被百般阻挠，他不屈不挠抗争到底，终于大难不死，逃出虎穴，还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俞肇智：《突破重围》）。大多数同学即使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但如奚学瑶同学所说，虽然历经磨难，也没有被社会“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学生时代的正义感、朝气和锐气”，到了晚年，“无官薄禄”一身轻，“当年豪气换来两袖清风，一丝慰藉”（奚学瑶：《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艺，不竭的创造力，在晚年习武练舞，演奏琵琶，骑车游遍全国，创造了“辉煌的黄昏”（马以钊：《琵琶弦上说相思》，孔繁钟鑫：《十年磨一剑》，以及曾军、蔡华江的壮举）。记得我们前后几代人，都熟知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如何度过人的一生”的名言；现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我们也做到了“无悔一生”（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我还想谈谈老五届北大人的这种坚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义。我发现，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师生在校期间对北大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而较少关注“出校以后”对北大传统的坚守与发展。其中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学生毕业以后，就处于分散的个体状态，难以有整体的关注与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就显示出北大老五届的特殊性：他们是北大历史上唯一在离开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种“群体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本书的编者是将老五届命名为一个“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在“特殊的时代”里，他们遭遇的“群体性磨难”和群体性坚守，就构成了北京大学历史上坚苦卓绝的一页（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在我看来，像聂永泰同学以及其他一些同学的命运与精神，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届对北大传统的坚守和发展，是应该进入北大校史的历史叙述的。

三、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

我在阅读本书时，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建宇同学回忆说，他被发配为“煤黑子”，尽管是“阎王”（各级领导）和“小鬼”（积极分子）的“肉中刺”，却得到了队里工人的善待，他们“不大关心政治，不具备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对伟大领袖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热爱，对阶级敌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痛恨”，“他们不会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难，他们会不声不响地过来帮你；你身处险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抢救你”。正是这些“真诚、善良”的底层民众帮助他们称为的“北京家”度过了人生险境（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时所发现的：“无论政治的统治力量多么强大，在底层的父老乡亲那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即人们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尽管各级领导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普通矿工还是把李建宇这样的大学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难”而下放到他们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难人”的民间伦理，用最大的善意对待他。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善待人”的民间伦理，仍在底层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了体制的“敌人”，有人执意要消灭的“臭老九”。在这个意义上，底层社会的民间伦理，就构成了“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体制统治的有效性形成无形的破坏和削减”（钱理群：《“活下去，还是不活？——我看纪录片《＜和凤鸣＞》）。这大概是体制惩罚“末代臭老九”，将他们赶下基层接受“改造”时，所未曾料到的：反而为这批老五届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与了解底层社会和人民的机会，他们由此而获得的新经验、新体验、新认识，是体制所控制不了的。

奚学瑶、张从同学说得好：“歪打正着的是，我们从堂皇的学术殿堂，沉入艰辛的社会底层，与底层民众零距离接触，知道了他们的所爱、所憎、所愿、所求，知道了民间疾苦，与他们交了朋友，从而深层次地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人民大众，变得不那么书生气了。”（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这里谈到的底层经验，对于北大人或许是更为重要的。

卢达甫同学在他的回忆中，提出要“放下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并进一步提出“还是放弃北大的贵族意识，做一个平民，也许活得更快活更充实更轻松”（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北大人及其传统”的问题，引起了我的讨论兴趣。北大人无疑是有精英意识的，前面提到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就是这样的精英意识。在我看来，这样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追求“最高最好最强”的高远目标、理想，开阔的视野，等等，都构成了北大精神传统的重要方面，也是弥足珍贵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样的北大精英意识也是自有弱点的，最主要的，就是容易将自我悬空，脱离现实，脱离普通民众，也容易形成“眼高手低”，甚至“志大才疏”的毛病。因此，北大人需要从空中落到地上，用我这些年经常和在校北大学生交谈时的话来说，就是要“认识脚下的土地”，和中国土地上的文化和人民建立起生命的血肉联系。这是北大人在自我成长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功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因此而消弭精英意识，而是要在其中注入对国情、现实的深刻体认，注入底层理解与关怀，也就是将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大地”的新的精神境界。“文革”中将北大老五届学生强制下放，如前文所分析，其目的是在消灭知识分子及其应有的精英意识，是历史的反动；但它却用这样的扭曲的方式，逼迫北大人落到了地上，而且一下子沉入了社会最底层。这就在北大老五届学生的精神上，既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扭曲——这是绝对不能遮蔽、否认的事实；同时也使他们因此获取了新的精神资源——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李檀同学在回首往事时说得很好：“尽管我后来漂洋过海，到美国当了假洋鬼子，尽管农村那段教书生涯的细节，我已经渐渐淡忘，但是它对我的影响，已经化人我的血液，进入我的机体，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李檀：《我的农村教师生活》），“命运虽然有时残酷，但过去的时光都很美好，人生留给我们许多刻骨的回忆，都是自己的年华，都是财富，都很温馨。”（李橦：《我是插队大学生》）——他应该是说出了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共同感受。

这里需要专门说说刚刚离世的刘蓓蓓同学的经验，也算是对她的在天之灵的一个纪念吧。1977年11月，刘蓓蓓还在农村中学教书，看到了《人民文学》上新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从中读出了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新时期来临的信息，立即写了评价文章。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因此有人说她“引领了伤痕文学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刘蓓蓓是北大老五届的第一个“归来者”。当时就有人猜测她是“通天的高干子弟”，才有如此的胆识。刘蓓蓓在回忆文章里，对此发出了“无限感慨：光通天不立地，对社会弊病和民间疾苦没有切肤之痛，大概也写不出哪怕像我那样一篇没有多少学术性、也就是篇读后感类的小文来！我不过是个傻大胆，说出了别人想说但不敢说的话。这‘傻’来自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可能是老北大人的‘通病”’（刘蓓蓓：《离开未名湖的日子》）。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像刘蓓蓓这样的北大老五届，既坚守了北大的传统（“通病”），又有了底层经验和体验，对中国问题有了切肤之痛，就能够做到“通天立地”，这也就标示着北大人的真正成熟。这是此后许多北大老五届同学能够作出特殊的贡献的秘密所在。许多人功成名就以后，一定要回到当年生活的基层寻根（刘庆华：《借得东风好扬帆》），原因也在于此。

这也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首先，我们需要小心地将这一命题和民粹主义区分开来：这绝不意味着对苦难的美化，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得很清楚：苦难本身就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它是不会自然就成为“精神资源”的。相反，在现实生活里，大量存在的事实，是许多人都被苦难所压垮，毁了一生：这人为的苦难的罪恶，是永远不能原谅，不容遮蔽的。只有人们走出了苦难，才有可能将其转化为精神资源。所说的“走出”，应该有两个含义。在前文引述的《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文章里，我曾经提出，首先要正视苦难，正视苦难造成的精神创伤，包括前文说到的，在苦难中的精神自伤，知耻而自悔，这才能走出奴隶状态，获得对历史、社会、他人和自身的清醒。然后，还要超越一己的苦难，进行历史的反思，追问造成苦难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原因，揭示观念的失误，体制的弊端。这样，才能真正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苦难也就转化成了资源。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要正确对待自己发配期间的底层生活。将其简单的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逃离了就永不回归，这样的心情和心理，可以而且应该予以理解的同情；但如果因此轻易地将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底层经验全部忘却，把已经建立的和底层的生活与精神联系完全斩断，就会失去了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我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最感欣慰的，就是在离开贵州以后，几十年来，一直把贵州视为“第二故乡”，与之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建立起了“北京大学”与“贵州”两个精神基地，我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顶层与基层，中心和边缘，精英和草根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我每次在北京遭遇打击，陷入困境，都到贵州去寻求支持，吸取力量，获得精神庇护：那是我的真正“根”之所在。我也经常把自己的这一人生经验，告诉今天的北大学子和其他学校的大学生，也都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响。在本书里，很多同学都谈到，历经苦难的北大老五届学子，应该把自己的经验教训“留给母校，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后的历史责任吧。这或许也是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北大“老五届”（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20世纪60年代，因缘际会，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燕园，汇聚在未名湖畔这一方被人们视为圣洁的水土。我们有幸在如梦似幻的湖光塔影里，经历了高雅严谨的学术熏陶、科学与民主精神传统的洗礼。同学们在生命的春天，青春作伴，相携而行，胸怀大志，刻苦攻读，敞开年轻的歌喉，编织浪漫的理想。“一从大地起风雷”，这一切，都被“文革”彻底改变。北大作为“文革”群众运动的首难地，在一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燕园里再也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学生当了“兵”，学者成了“牛鬼蛇神”，两派鏖战，四处风烟，从“大批判”到大武斗，数年之间，仇神骤降，兄弟阋墙，恶之魔影笼罩着这座学术圣殿。纵观中国，以至世界的教育史上，有这样的先例吗？未来的教育界，还能重演这样的魔幻剧吗？！

狡兔死而走狗烹。热潮过后，一度兵戎相见的两大派，终于“大联合”成了“臭老九”。作为原罪者，许多教员被打发到了鄱阳湖里的鲤鱼洲劳动改造，学生被发配到边远、穷困的社会底层，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同学们望断博雅塔，洒泪告别未名湖，告别书生意气与青春憧憬，成了严酷社会现实中的芸芸众生，成了被人冷嘲热讽的没有完成学业的“臭老九”，成了不甘泯于众人而奋发向上、我行我素的另类。从中国最典雅的学府，到了最庸常的社会底层，政治上饱受歧视，专业不对口，生活条件艰苦甚至恶劣，既有极“左”思潮对“臭老九”的政治围困，亦有青春理想与严峻现实的巨大落差，同学们经受着精神与物质双重的心灵煎熬。虽然有极少数不堪忍受折磨而疯癫或自尽，但大多依然秉持着母校赋予的文化自觉与理想坚守，没有沉沦，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坚信严冬过后，中国会有一个美好的春天，“天生我才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本集文章，同学们以自身的经历、不同的人生轨迹，真实而真切地记录了北大老五届学子毕业之后的行迹，个中酸甜苦辣，可谓五味杂陈，处处镌刻着时代的印痕。北大是个大熔炉，她的熏陶洗礼，是我们自觉人生的开始；离开北大，是此种生活的继续，而不是终止。理想愈远大，则与现实的碰撞愈剧烈愈痛苦。北大人多有不趋炎附势的风骨，不同流合污的清高，不随风盲从的独立思考，在各个领域或地区，不仅要站在学术的高地、文化的高地，更要站在道德的高地。因而，我们的命运，也注定坎坷曲折，与众不同。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这代北大学子可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群体性磨难。同学们身处困厄之境，与极“左”思潮、社会旧习进行了顽强的抗争，有的甚至为之身陷囹圄。即使在这个“读书无用论”猖獗的年代，同学们依然刻苦攻读，对科技与人文知识不离不弃。技术物理系1963级的聂永泰同学，不愿虚度年华，不甘平庸，在工作之余从事科学考察，不幸葬身狼腹……在苦难之中，大多同学没有颓伤，而是从苦涩中寻求甘甜，于晦暗中盼望光明，在艰困的生活中寻求欢趣，文章中不时流露“臭老九”式的幽默和苦恼人的微笑。歪打正着的是，我们从堂皇的学术殿堂，沉入艰辛的社会底层，与底层民众零距离接触，知道了他们所爱、所憎、所愿、所求，知道了民间疾苦，与他们交了朋友，从而深层次地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人民大众，变得不那么书生气了！北大人不但思想活跃，且多才多艺。北大多“奇人”，老五届同样如此。本书收录的北大同学的琵琶情缘、习武练舞、骑车游遍全国等篇章，均体现了北大人卓立特行的精神风貌，北大因此而显其“兼容并包”，显其为“大”。书中有许多章节，描述了同学之间的深情厚谊，在逆境中相濡以沫，互勉互励，让人感动至深。

一朝春雷炸响、拨乱反正，中国大地便万物萌生、气象更新。蛰伏多年的北大老五届学子立刻焕发了生机，纷纷突破重围，排除各种藩篱，通过“回炉”、研究生考试、工作调动等多种途径，继续深造，上岗归口，或南来北往，或出国留洋，各自勤勉上进，奋发图强。许多人终于成名成家，声名显赫。他们或为学界泰斗，或为政坛领袖，或发明创造，或著书立说，成就了一流的事业，成为人中龙凤。也有不少人远涉重洋，置身海外，依然心系祖国，为中国现代化而出计献策。北大老五届人，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毫无愧色地为中国作出了自身的贡献。

一个大学的教育声誉与教育地位，最终是以校友的素质和成就作为检验标准，以社会对校友们的评价作为衡量的标识。校友是母校的血脉，是母校的根须，未名湖乳汁哺育了我们，我们最终以自己的成绩反哺母校。尽管我们北大老五届这一代人，命蹇时乖，但我们大多人都在自己的岗位、自己所处地域，做出了不俗的成绩，我们无愧于母校的培育，我们无愧于“北大人”的称号。我们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北大教育大厦立体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可以对北大的精神文化、教育理念进行更深入的探知。

告别未名湖，屈指算来，已有四十余年。青春不再，韶华如水，我们这一代人，都已进入老境，静夜沉思，让人不免唏嘘感叹！我们这些爷爷、奶奶辈的老人，在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同时，我们也在回顾：我们怀念度过生命春天的母校北大，怀念谆谆教诲的师长，怀念亲如手足的同学，怀念未名湖荡漾的碧波，燕园的红花绿树，以及在其映衬下的激情如火的青春岁月。我们也在思考：何以一夕风雨，北大便成人间地狱，同学老师便成了你争我斗的乌眼鸡？何以这些经过严格考试而精选出来的青年才俊，毕业后飘零四方，成了备受冷落备受欺凌的落汤鸡？这代人可谓在沸水里滚过，在冷水里浸过，在碱水里泡过，从天真、狂热、迷惘而走向理性，走向科学民主、人道人性的康庄大道。这一代青年学子，难道只是北大学子如此？清华、人大、复旦、交大以及其他院校的“末代臭老九”们，不都是大同小异吗？这一代知识分子纷纷的脚步而汇成的历史印迹，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感悟，什么样的教训？西南联大的学子，曾因国难而困厄，而我们这代人的苦难，又源自何处？一个国家，将自己最有理想、最富才华的青年才俊，弃之如敝屣，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这样的方针路线值得我们崇尚缅怀吗？但愿我们的遭遇，不在我们子孙身上重演，不再有牛田洋的惨烈，不再有甘孜雪山的哀伤……愿子孙们读到这本书时，只是当作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式的永远的神话！

感谢互联网，它将我们分怖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北大老五届同窗联系在一起，电邮往来，一起抚今追昔、畅谈时政，品味人生，共享夕照的霞晖。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终将回归自然，隐入历史。当这部书的征集工作行将收官时，不幸传来应征作者中文系1962级同学刘蓓蓓病逝的噩耗。当年高考作文为北京考生之冠的才女，悄然消隐在苍茫的夜色之中。一叶落而知秋肃，深秋已然来临，冬日随后将至，一代风流，终将被风吹雨打去。雁过留声，人过留迹，这部集子，也算是我们北大老五届学子留给母校，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的一份纪念品吧1

2011年春天起始，我们通过互联网，开展了《告别未名湖》书稿的征集活动，得到了许多北大老五届同学的热情响应。同学们惠赐七十多篇来稿，编委会从中选取了六十一篇结集付梓。在征集与编辑过程中，编委会在北大和北戴河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开展此项活动的有关事宜，认真地审阅了稿件。征文活动也为校友们搭建了一个友谊的平台，不少海内外同学借此取得联系，互通音问。当年老五届的授课教员，后来的北大校长陈佳洱老师，一直惦念着遭逢特殊命运的北大老五届学生，十分认真地为此书题写了书名，使我们感到分外亲近。我们也感谢北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郝斌老师、著名学者钱理群老师出席了编委的北大座谈会，并给我们以具体指导。钱老师还在繁忙之中，为我们文集撰写序言，我们深感荣幸。我们也感谢前北大物理学院党委书记郭建栋同学、北大老五届校友陶令煌同学给予的具体帮助，感谢北大杭州校友会、广州校友会、天津校友会、河北校友会的热情鼓励与支持。我们也感谢九州出版社张海涛总编、郑闯琦副总编的热情支持，感谢本书的责编方理女士认真细致的工作。

此书的编辑，大体上以作者毕业去向的初始地区或主要工作地域为经，以入学先后为纬。作者来自北大当年十八个系中的十五个，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当然，也由于信息所限，许多同学未能知晓并参与此项活动，难免有遗珠之憾。我们的编辑工作，囿于水平，料有错讹，不当处，还望读者直言相告。倘有机会再版，当予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