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明先生的《康心如与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根据重庆市档案馆的丰富馆藏，翔实地记述了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成立与议事经过，第一次全面介绍了康心如的政治生活及其所主持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对国家、民族及重庆市的贡献，便于人们总结其成绩、特点与局限，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康心如这位金融家在政治方面的贡献。

唐润明编著的《康心如与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通过全面、翔实的史料，分五个章节，真实地反映了康心如及其领导下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在抗战期间的活动及其对中国抗战和重庆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贡献。第一章、第二章主要写议会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第三章主要写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诞生及其基本情况。第四章、第五章两章是《康心如与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重点，全面介绍了两届六年11次参议会的基本情况。

序一

序二

绪论：历史，不能也不应该忘记

 一、我对康心如的“相识”与“相知”

 二、我与康国雄的交往及本书的缘起

 三、关于康心如这个人

第一章 议会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一、议会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早期运用

 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与实践

 三、中国地方议会机构的衍变

第二章 抗战时期中国民意机构的设立

 一、中央民意机关的建立——从国难会议到国民参政会

 二、地方民意机关的建立——各省市县临时参议会的设立

 三、市临时参议会的性质

第三章 重庆市及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基本概况

 一、重庆市的建立及早期的市参事会

 二、四川抗日根据地的策定

 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四、抗战时期重庆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五、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成立

 六、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组织与职责

 七、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组成概况

第四章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届历次大会

 一、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

 二、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

 三、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

 四、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

 五、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

 六、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六次大会

第五章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历次大会

 一、重庆市第二届临时参议会的成立

 二、重庆市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情况

 三、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

 四、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

 五、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大会

 六、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四次大会

 七、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五次大会

 八、重庆市参议会的成立与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结束

结束语：康心如及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贡献

附录：抗战时期康心如活动纪事

第—章议会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参议会是议会的一种形式，而议会源自英国，它虽是从封建性质的等级会议演变而来，但对于封建专制来说，无异于是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议会制度之进入中国，开始于清朝末年，试行于民国初年，但真正在全国普遍的实行，则始于抗战胜利之后。而在大规模、普遍的省、市、县参议会成立之前，作为其前身的则是实施于抗战时期的各省、市、县临时参议会。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首都，也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唯一控制的院辖市。根据国民政府1938年9月26日颁布实施的《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第一条中关于“本条例所称之市为行政院直辖各市”的规定，重庆也就成了战时中国最早且是唯一有“市临时参议会”机构设置的市，并为抗战胜利后重庆市参议会的设置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借鉴。一、议会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早期运用

议会，英文为“parliament”(意为商议)，亦称“国会”，最早起源于13世纪中叶的英国，是从封建性质的等级会议演变而来。1265年，贵族西门德·孟福尔以摄政名义召开由贵族、僧侣、骑士和市民参加的会议。此会议后来被认为是英国议会的开端(也被称作英国议会的第一次会议)。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议会于1689年、1701年先后通过《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赋予议会立法、决定财政预算、决定王位继承、监督行政管理等权力，从此议会成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最高立法机关，并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法国等普遍采用。

在实施议会制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其所采用的议会制的组织形式并不一样，有的国家采用一院制，有的国家则采用两院制。所谓“一院制”，是指议会只设一个议院并由它行使议会全部职权的制度。所谓“两院制”，则是指议会设两个议院并由两个议院共同行使议会职权的制度。实行“两院制”的国家，又因其各国实际情形、文化差异等的不同而名称不一，英国早期叫贵族院和平民院，后改称上院和下院；美国、日本等国则叫参议院和众议院；法国则叫参议院和国民会议；荷兰叫第一院和第二院；瑞士称联邦院和国民院；联邦德国则称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多采用两院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多采用一院制；联邦国家，基本上都是采用两院制。

议会是由议员组成的，议员主要来自选举，也有部分上议院的议员采用任命或由有特殊地位、身份的人担任。议院设有议长，对内主持议会的一切行政事务，对外代表议会。除此之外，议会还设有各种委员会，以协助议院审查有关议案。议会的职权，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反映，但总体上说，大都拥有立法权、财政权和行政监督权。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行政系统向立法系统负责，国家元首(君王或者总统)和政府首脑(首相或总理)的职务分开，国家元首的权力并不大，只是对内称为国家元首，签署一些法令任命；对外代表国家，接受外国使节呈递国书。在这些国家，真正拥有实权的，则是政府首脑，但这些政府首脑的权力来自议会，只有得到议会的支持，政府首脑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不仅如此，就是政府首脑的产生及内阁成员的组成，也大多由议会决定，如果议会对政府首脑或内阁成员不满，则可以采用不信任投票的形式，让政府首脑或内阁成员下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议会制在欧洲大陆得到了广泛传播，但议会制的真正成熟和发展，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事情。到目前为止，除了法国采用的是混合的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政治体制外，绝大多数欧美国家，都是采用的议会民主制。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封建制度长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封建专制制度，是一种以封建帝王的意志为中心，全面维护封建皇室、贵族、地主阶级利益及其政权巩固为目的的政治制度。这种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中国长达2000余年，直到19世纪末叶(清朝中后期)，才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开始土崩瓦解。

清朝末年，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西方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经营方法与手段，也开始渗透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在此历史背景下。一部分有眼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感到固守封建传统，抱残守缺，是无法应对世界新的形势和局面的。为此，他们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以巩固自身统治的主张，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也。随后出现的早期资产阶级，在继承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积极的爱国因素的同时，更是站在发展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变革当时现行社会制度的要求，而西方国家的议院制和三权分离制，也就于此时期开始传入中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剧，也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也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西方的“议会”制度，也就于此时由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正式介绍于中国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宣传和推崇。康有为即在上光绪皇帝的奏折中指出：“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①因此，他主张中国应仿效西方，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为此，康有为提出了他变法的具体方案，就是：设立议院以通下情，国事交付国会议行；国会是君主与国民共议国政的立法机构，行政权交由责任内阁执行；司法独立，设置法官执掌司法权。

1906年，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并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08年8月，清政府正式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等文件，第一次以政府法令，将“议院制’’引入中国。《钦定宪法大纲》虽然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宪法”，但毕竟第一次在清王朝的官方文件中，出现了“宪法”二字；《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则对议院的职权、议员的言论作了种种规定；《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则明确规定以9年为立宪的预备期限。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成立“责任内阁”，开始对先前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权力进行制约，规定责任内阁由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各部大臣组成，以“辅弼皇帝担负责任”。皇帝颁布法律、敕令及有关国务的谕旨，须经总理大臣、协理大臣会同有关部务大臣副署，涉及各部的事情，须由全体阁员副署，才能发生效力。但内阁成员中，绝大多数为皇室贵族。因此，权力集中于皇室的封建专制仍未得到根本改变。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才在各方的压力下，于风雨飘摇、即将崩溃之际，颁布《立宪十九信条谕》，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宪法由资政院起草决议，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议案权，属于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由此可见，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立宪十九信条谕》让封建“皇权”受到了更多、更大的限制，大权更多的掌握在内阁大臣手中。因此，《立宪十九信条谕》也可被视作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立宪十九信条谕》公布后，资政院于1911年11月9目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10天之后的19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正式掌握清政府的军政实权。至此，统治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统治制度，开始进入“寿终正寝”的倒计时阶段。P33-36

唐润明先生的《康心如与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一书，为人们解剖了民国时期的一个地方民意机构一一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来龙去脉，也向人们介绍了著名金融大亨——康心如的另一面。

康心如(1890～1969)，名宝恕，祖籍陕西城固，出生于四川绵阳，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康心孚之弟。康心孚曾任中国留日学生会馆总干事，章太炎弟子，追随孙中山革命，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秘书。康心如受其兄影响，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成都筹设中华民国联合会四川分会，创办《公论日报》。1913年和康心孚一起在上海创办《雅言》杂志。其后往来于北京与上海之间，参与创办《民信日报》、《中华新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21年弃政经商，与美国人雷文合资创办四川美丰银行，任协理。1927年北伐高潮中，得到国民革命军第2l军军长刘湘的支持，买下全部美股，使美丰银行成为纯粹的华资企业，康心如也由此升任该行经理。自此，美丰银行的业务迅速发展，成为重庆著名的“川帮”银行之一，也造就了康心如的金融人生。至1932年，康心如及其弟康心之、康心远的股本已超过百分之四十以上。1935年，美丰银行建造的“美丰大楼”落成，成为当时重庆最为坚固的标志性建筑，美丰银行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是国民党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外交和社会统治中心，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的指挥中心，其地位远非中国其他城市可比。在此期间，康心如的主要任职虽然只有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重庆市银行公会主席、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3个，但其社会兼职，多达140余个，于城市建设、文教卫生、捐款捐物、社会公益等方面，发挥着其独特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康心如所主持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以其首都的特殊地位，在坚决拥护抗战国策，反对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动员民众坚持生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狂轰滥炸，推进重庆的城市建设以及地方自治、市民福利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心如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民主建国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950年4月，美丰银行停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九岁。当时，其“右派”一案尚未平反。1980年，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2005年，以“著名金融家”的身份被评选为重庆市100名客籍名人之一。

中华民国建立后，开始民主建设，于南京成立临时参议院，同时拟于各省成立省议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规定成立以市民代表组成的市参议会，任期2年，于市政兴革事项，可向市长提出建议案，市长违法失职时，可向省政府及国民政府请求罢免。1932年国民政府明确规定“市参议会为全市人民代表机关”。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有限度地加快民主建设步伐，于全国建立国民参政会，于省、市、县设立临时参议会。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汉口召开。同年9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其目的为“集思广益，促进市政兴革”；凡中华民国之男子或女子，年满25周岁，曾受中等学校教育(或同等教育)，具有各该市籍贯，并曾在各该市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2年以上，或曾在各该市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2年以上，著有信望者，得为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参议员定额为25名，由各该市政府及国民党市党部联席会议就各该市住民中或各该市区内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人员中加倍遴选候选人，再由市政府呈送行政院，转呈国防最高会议核定。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将重庆改为直辖市。5月23日，经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提议，以康心如等26人为重庆市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再经重庆市政府与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等商酌，提出推荐名单118人，6月21日，市政府与市党部召开党政联系会议，推举50人为候选人。7月20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1次常务会议选定，以康心如等25人为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康心如为议长，以胡叔乾等13人为候补参议员。其后，国民政府指派龙文治为秘书长，康心如指派张友鸾为秘书，以重庆市政府在过街楼的旧址作为办公及会议场所。10月1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这是战时中国最早的市级民意机构。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有参议员25人，其中，本市籍贯者11人，本市之外而属于四川籍者11人，四川以外者2人；年龄最大者65岁，最小者35岁；内国民党员20名，非国民党员5名；国外大学毕业者7人，国内大学毕业者6人。康心如等6人为金融界人士，温少鹤等5人为商界人士，胡仲实等为实业界人士，陈铭德等为新闻界人士，程愚为法律界人士，李奎安等为士绅，以金融界和商界人士为多。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于议长、副议长下设秘书处。会议期间，设三个审查委员会，分别负责审查民政、自治、保安，财政、经济、建设，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议案。会议结束，设驻会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前后两届，历时6年又3个月。自1939年lO月1日至1943年3月31日为第一届。共举行大会6次，通过提案193件。自1943年4月1日进入第二届，参议员由25人增为30人。计教育文化界6人，金融界5人，士绅5人，实业界4人，商界3人，新闻界2人，医师1人，农界1人。康心如因非重庆籍，本拟辞职，但经蒋介石圈定，仍任议长。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共举行大会5次，通过提案198件。1945年12月，重庆市根据国民党中央限期组建县、市民意机关的决定，进行全市普选。1946年1月24日，重庆市参议员选举完成。同日，重庆市参议会正式成立，票选胡子昂为议长。康心如虽仍被选举为参议员，但他坚辞不就，从而结束了其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政治生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源自西方的民主观念输入中国，中国人民就接受这一理念，以之作为与封建专制主义做斗争的武器。孙中山当时就曾企望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的“头等大民主国”。百余年来，中国人在这一条道路上艰难前行，磕磕绊绊，有时进步，有时后退，有时则民主其表，专制其实。百余年过去了，距离孙中山“头等大民主国”的理想，似乎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人们坚持所向，继续前行。历史学的责任之一，就是记录中国人在这一条道路上的每一进步，肯定为这一理想做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唐润明先生这本书，根据重庆市档案馆的丰富馆藏，翔实地记述了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成立与议事经过，第一次全面介绍了康心如的政治生活及其所主持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对国家、民族及重庆市的贡献，便于人们总结其成绩、特点与局限，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康心如这位金融家在政治方面的贡献。相信它的出版，将促进近代中国民主发展与建设史的研究。

康心如先生的公子国雄先生及其哲嗣宏通先生，多次希望我为本书写序。我对于重庆地方史素无研究，杂务又多，但是，考虑再三，还是挤时间阅读相关资料，写了这篇小文，略表推进中国民主建设之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