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位很特别的哲学家，名叫弗洛丽·罗汤多。
前几天，我偶然读到她发表在某学童杂志上的其中一则沉思录。它这样写道：如果有机会，我要去到我们星球——地球的中心，去寻觅铀、红宝石和黄金。我要去寻找原姿原态的怪物。然后，我会搬到乡下去。弗洛丽．罗汤多，八岁。
弗洛丽，宝贝，我知道你真正想说什么——尽管你自己并不明白：你才八岁，又如何可能明白呢？
因为我就曾涉身我们星球的中心；至少，我也曾遭遇这样一番旅程中在所难免的磨难艰辛。我曾寻找过铀、红宝石、黄金。一路上，也见着其他的人在追寻这些东西。跟你说吧，弗洛丽——我见到过原姿原态的怪物！也见过被作践了的怪物。不过，原生态的品种却属稀珍中的上品：犹如白色松露较之黑色松露；苦味野生芦笋之于人工种植。就差我没搬乡下去了。
实话实说，我正把这些话写在曼哈顿一家基督教青年会有官方抬头的信笺纸上。上个月，我一直寄身在这家青年会二楼一个看不见风景的小单间里。我更喜欢六楼——这样，如果我决定爬出窗外，就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也许我会换个房间。楼上的。也可能不换。我是个懦夫。但也不至于怯懦到会纵身一跳。
我叫P．B．琼斯。我有些犹豫——是现在就把我的一些情况告诉你，还是等一等，待将这些信息编织成一篇故事再说。我也大可什么都不告诉你，或只告诉你一些只言片语，因为我自认在这事件里面，我只是一个记录员，而非参与者，至少不是里面重要的角色。不过，或许从我自己谈起，会来得容易一些。 我说过，我名叫P·B·琼斯；三十五或是三十六岁：具体不清楚，因为没人知道我出生于何时，父母是谁。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我婴儿时被人遗弃在圣路易斯歌舞剧院的楼座里。这是1936年1月20日的事。天主教会的修女们将我在一家孤儿院里养大。孤儿院由红色的石头砌成，显得简朴而峻严，高踞一道堤坝上方，堤坝的下方是密西西比河。
我深得修女们的宠爱，因为我不仅聪明，而且帅气；她们从没意识烈我心机是如何的深，如何的善于伪装，或是我何其鄙视她们的枯燥乏味，她们身上那气味：熏香与洗碗水味，蜡烛与杂酚油味，还有白色汗渍的味道。其中一位修女，玛莎修女，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她教英语的，对我的写作天赋深信不疑，这使得我也深信自己具有这方面才华。然而尽管如此，我离开孤儿院时是逃走的，一张纸条也没给她留下，并且再没跟她联系过：我麻木、机会主义天性的典型表现。
我遇车搭车，漫无目的，一个开白色凯迪拉克敞篷车的男人捎我上了车。这是个身形魁梧的伙计，破鼻子，红通通一张满是雀斑的爱尔兰脸。你决不会把他当成同性恋。但他就是。他问我去什么地方，我只是耸耸肩；他想知道我多大了——我说十八，虽然事实上我还年少三岁。他咧嘴一笑，说：“唔，我可没想败坏了一个小孩子的道德。”
好像我真有道德似的。
接着他语气严肃地说：“你长相蛮好看的。”一点不假：我偏矮了一点，五英尺七(最终高度五英尺八)，不过很结实，身材匀称，褐金色卷发，一双棕眼睛泛着绿莹莹的光，脸庞轮廓尤其分明；在镜子里端详自己常常给我安慰。因此，当内德俯冲出击时，他以为逮着了一个处子。嗬嗬！我老早年纪就开始啦，差不多七八岁吧，我已阅遍各色人等，包括好些年龄稍长的男生，几名牧师，还有一个帅气的黑人园丁。事实上，我差不多就是一个巧克力糖妓男——为一块五美分的巧克力，我也会来者不拒。
虽然跟内德生活了几个月时间，我仍记不得他姓什么。埃姆斯？他是迈阿密海滩市一家大型宾馆——就是那种冰激凌色的犹太人场所，取了个法语名字——里的首席按摩师。内德教给了我这项手艺。离开他之后，我在迈阿密海滩市各家宾馆做按摩师，谋得一条生路。同时，我也有许多的私人客户，男女都有，我给他们做按摩，教他们做形体与面部训练——虽然面部训练纯粹就是扯淡；唯一有效的一项训练就是口交。不是开玩笑，没有比这更锻炼下颌肌肉的了。
在我的协助下，艾格尼丝·比尔鲍姆卓有成效地改观了她的面部轮廓。比尔鲍姆太太是一位底特律牙医的遗孀，牙医退休后刚迁居到洛德代尔堡，就遇上致命的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她不算富有，不过钱还是有的——附带还有背痛病。正是为缓解这些脊柱痉挛，我首次走进她的生活，并一直逗留其中，直到我的正常收费加上赏钱累计超过一万美元为止。
想想那时候我就应该搬乡下去了。
但我登上一辆灰狗大巴，一张车票带我来到纽约。我带了一个箱子，里面装的东西很少——只有内衣，几件衬衫，一个盥洗包和无数的笔记本，笔记本里是我胡乱记下的诗和几篇小故事。我当时十八岁，时间是十月。我乘坐的汽车穿越腐臭的新泽西州湿地，向曼哈顿驶去，我至今还记得十月的曼哈顿那熠熠的辉光。我曾经崇拜的偶像、如今已矣淡忘的托马斯·沃尔斯可能会这样写道：“呵，那一道道窗户都承载着怎样的期许啊！——秋日西沉的落霞，涟漪荡漾，燃烧着冰凉的火光。”
在那之后，我曾爱上过好些城市，但却只有持续一个小时的高潮时刻方能超过我在纽约第一年的无上快乐。不幸的是，我决定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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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5日，杜鲁门·卡波蒂与兰登书屋签署一部新书合约，拟名《应许的祈祷》，预付版税25000美元，交稿日期：1968年1月1日。杜鲁门声言，该小说将是普鲁斯特的杰作《追忆逝水年华》之今日再现，并将一览欧洲及美国东海岸豪富——部分是贵族，部分是咖啡馆社交界名流——的小世界。
1966年的杜鲁门可谓是志得意满。在他签约《应许的祈祷》两个星期后，《冷血》即以书籍形式出版，并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和普遍的赞许。随后一周里，作者照片登上几家国家级杂志封面，且在每期的周日书评栏目中，他的新作都风骚独领。那一年时间里，《冷血》销量超过300000册，三十七个星期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最终，除两部自助类书籍外，该书1966年销售量超过了所有其他非虚构类书籍；时至目前，该作已有外语版本二十多个，并且单在美国，销量就已达约5000000册。)
这一年里，杜鲁门骤然之间变得无处不在——大量的访谈，无数次现身电视脱口秀节目，在游艇上与豪华乡间别墅中度假——尽享名望与财富之乐。这段令人陶醉的好时光的巅峰是1966年11月末，他在纽约广场酒店为《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凯瑟琳·葛兰姆举办的那场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假面舞会”。这家全国性大报对于该舞会报道的篇幅，不亚于报道一次东西方首脑峰会。
杜鲁门觉得自己有理由享受一下这样的放松，他大多数朋友也这样认为；为了创作《冷血》，他花了几近六年时间用于调研与写作，这也成了一段在他心中留下创伤的记忆。不过，尽管心猿意马，他仍时不时在此期间谈起《应许的祈祷》。然而，在随后几年时间里，除了一些短篇和杂志文章，他并未着手这部小说的写作；结果，1969年5月，最初的合同为另一份三本书的协议取代，交稿日期也延至1973年1月，预付版税也大幅度提高。1973年年中，交稿期限延至1974年1月；六个月之后，再次延至1977年9月。(后来，1980年春，稿约最后一次修订，明定1981年3月1日交稿，并进一步追加预付版税至1000000美元——交稿后即刻付酬。)
这几年里，杜鲁门仍出版了几部作品，尽管其大多数内容都写作于1940和1950年代。1966年，兰登书屋出版了《圣诞回忆》——最初写于1958年；1968年，《感恩节来客》——1967年发表于某杂志的一个短篇小说；1969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二十周年纪念版，新写言辞优美的前言一篇——此为他的第一部小说，1948年的成名之作；1973年，一个集子：《犬吠》——一共就三篇文章，且是多年前旧作。唯独《致变色龙的音乐》里面有新的内容，包括小说和非虚构作品。该书定于1980年出版，一些人——包括他的朋友和评论家——觉得赶不上他前期的作品。
且听听杜鲁门自己谈一谈他这一时期的情况吧。在《致变色龙的音乐》前言里，他写道：
四年中，大致从1968年到1972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挑选、改写和编目1943年至1965年期间我自己的书信、日记和日志，以及他人的书信(其中有数以百计的有关场景与谈话的详细记述)。我原有意将其中相当部分的材料用在一部计划已久的书中：一种非虚构小说的变体。我将这部书命名为《应许的祈被某位前任恋人出于恶意或为求谋利而握在手中，或者甚至是——最近有传言——杜鲁门将手稿放在了洛杉矶灰狗公共汽车站的一个储物柜里。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些脚本也益愈显得不足为信。
第二种推测是，1979年《凯特·麦克劳德》发表后，这本书杜鲁门压根儿没再写一行字，部分也许是因为他被公众——以及私人朋友——对于那些章节的反应所击垮，部分也许是因为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企及当初为自己设定的普鲁斯特水准。这一说法最具说服力，其理由至少有一点：杰克·邓菲——杜鲁门最好的朋友、三十多年的伙伴——也这么认为。不过，杜鲁门极少跟杰克讨论他的作品。而且最后一些年里，他们更多时间是各行其是，很少在一起。
第三种推测——对此，我有保留地持赞同意见——杜鲁门实际上的确写了至少上面所提及篇章的部分内容(很可能是“严重有辱智商”和‘神父弗拉纳根之通宵黑鬼娘娘洁食咖啡馆”)，但在1980年代初期的某个时刻，故意又把它们毁了。对这一说法有利的是，至少有四位杜鲁门的朋友声称读过(或听作者向他们朗读过)本书中三章之外的一章或两章。当然，他也曾让我确信还有更多的手稿存在；在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里——当时他因为毒品或酒精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常常几近于思维混乱，语无伦次——他在午餐时无数次和我极其详细地谈起四个丢失章目里的内容。讨论之细致，甚至于他每每引用的同一人物对白总是一字不差，尽管我们的讨论会相隔数月甚至数年之久。事情通常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当我问他讨要我们所讨论的篇章时，他会答应说隔天就寄来。到这天天黑，我给他打电话，杜鲁门又总说正重新打印，周一就寄过来；到周一下午，他的电话再无人接听，而且他也会消失一个星期或是更长时间。 我赞同这第三种推测，并非是因为我不愿意承认自己轻信受骗，而更是因为杜鲁门对那些篇章的描述太具说服力。当然，有可能那些文句不过是存在于他大脑中，但我们很难相信，在某个时节，他不曾在纸上将这些文字写下来。他对于自己的作品相当自得，但同时也超乎常人地客观。因此，我怀疑在某个时候，他将本书三章之外的所有文字内容彻底毁尸灭迹了。
唯一知道事情真相的，只有一个人，而他已经死了。愿上帝保佑他。
——约瑟夫·M·福克斯
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1924—1984）堪称美国二十世纪最具明星效应，同时又最饱受争议的作家。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唯有两位杰出的小说家真正在美国家喻户晓，那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杜鲁门·卡波蒂。尖酸刻薄的毛姆也称誉他为“第一流的文体家。
多年来卡波蒂一直梦想创作一部美国版的《追忆似水年华》，他为自己规划中的杰作取名《应许的祈祷》。虽然这个宏愿随着他的过早离世而未能实现，但其留存下来的三个章节却为我们呈上了一幅他那个时代的上流社会以及底层社会的群像。
在这部无所顾忌地提及诸多名流真名实姓的小说中，卡波蒂化身为一名生身父母不详、情色口味多样的年轻作家——P.B.琼斯。跟随着这位美少年那放荡不羁的人生脚步，《应许的祈祷(精)》一路奔驰，丛丹吉尔声名狼藉的酒吧到巴斯克海岸餐厅的长条软椅，从文学沙龙到高档青楼。作品捕捉到的既有工于心计的美女和施虐狂的丈夫，亦不乏真名实姓的名人，如玛格丽特公主、温莎公爵夫人等。而最为重要的是，这部恶毒又滑稽的作品充分展现了卡波蒂那毫不留情的敏锐洞察和无所顾忌的诙谐幽默。
在这部无所顾忌地提及诸多名流真名实姓的小说中，卡波蒂化身为一名生身父母不详、情色口味多样的年轻作家——P.B.琼斯。跟随着这位美少年那放荡不羁的人生脚步，由杜鲁门·卡波蒂所著的《应许的祈祷(精)》一路奔驰，丛丹吉尔声名狼藉的酒吧到巴斯克海岸餐厅的长条软椅，从文学沙龙到高档青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