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她话语里带着苦涩的热情。“这叫不合时宜，就这么回事。”
我把脸扭向一边，生怕眼睛会出卖我，一个人的眼神总是做给另一个人看的，眼睛深处其实蹲伏着一个疯狂绝望的侏儒。我懂得她话里的意思。谁都想不到厄运会降临到她头上。谁都想不到厄运会降临到我们头上，厄运找错了主儿。不幸，疾病，夭折，这些厄运只会降临到好人、卑劣的人，高尚的人头上，不应该找上安娜，不应该找上我。在这辉煌的历程里，我俩像一对失败者淡出欢呼的人群，幻想能讽刺地以恭敬之姿弹劾厄运王后。
她往炉子上坐了一壶水，在外衣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掏出老花镜戴上，镜腿上的绳子绕到脑后。她开始落泪，悄没声息，仿佛心不在焉。我走过去，笨拙地伸手抱她，她灵巧地避开了。
“看在上帝分上，别大惊小怪！”她呵斥，“不就是死吗！”
水烧开了，水壶自动断电，沸腾的水心有不甘地安静下来。我惊讶不已，这不是我第一次惊讶于庸常事物残忍的洋洋自得。不，不是残忍，不是自得，只是漠不关心的冷淡，否则它们怎么能这样昵？从今往后，我要撕开事物的面纱，而不会凭空想象，这是现实的最新版本。我摆弄着茶壶和茶叶罐，弄得咔哒作响…—我的手在发抖——可她制止了我，她改了主意，她要的是白兰地，白兰地，以及一支烟。她扶没抽过烟，也几乎不沾酒。她站在桌旁，像个目中无人的孩子一样匆匆瞥了我一眼。眼泪已经止住了。她摘下眼镜，镜腿的绳子挂在脖子上，伸出手掌揉着眼睛。我找到白兰地，往玻璃杯里颤巍巍地倒酒，瓶口碰着杯沿，活像牙齿相碰。家里没有烟，我上哪儿找烟去？她说无所谓，她并不真想抽烟。不锈钢壶闪着光，壶嘴里缓缓冒出一股蒸汽，幻化出妖怪和模糊的影子。哦，满足我一个愿望吧，就一个。
“你总该脱掉外套吧，”我说。
可为什么说总该？这算什么事，这叫什么话！
我把白兰地递给她。她站在那儿握着酒杯却没喝。我背后的窗子里射进来的光照在挂在她锁骨处的眼镜镜片上，在她下颌部位形成一个怪诞的影像；另一个她在她身前垂着眼皮。突然她全身松弛下来，挨着桌子一屁股坐下，张开胳膊，摆出一个看起来很绝望的奇怪姿势，仿佛苦苦哀求坐在她对面正在审判她的那个隐形人。酒杯碰到桌子上，洒出一半杯中物。我无助地注视着她。有那么一刹那，我冒出这样的念头：我再也无法跟她说一个词，我们之间的沉默会一直延续，直到老死。我弯下腰，吻了她头顶黑发丛中发旋处六便士大小的白发。她扬起头，敌视地看着我。
“你身上有医院的味道，”她说。“肯定是我带回来的。”
我从她手中拿走酒杯，放到唇边，一口饮尽杯中的残酒。我意识到，自从踏进托德先生玻璃诊疗室的那天早晨起困扰我的是怎样一种情绪。窘迫。安娜也意识到了，我肯定。窘迫，是的，惊惶失措得不知道嘴巴怎么张，眼睛往哪儿看，手往哪儿搁，一切都无所适从，说成光火并不贴切，我们是烦恼又愤恨地发现自己置身于可怕的困境之中。就像得知了一个过于龌龊过于卑劣的秘密，我们几乎无法忍受继续待在一起，却也不能轻易挣脱，谁都清楚对方掌握的那点腌事，这点共有的秘密将彼此捆绑在一起。从这天起，每个人都要活在伪装里。与死神共舞，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远远的那头，安娜面朝我僵硬地坐在桌旁，伸直胳膊，手掌打开，像是等待什么堕入她掌中。
“呃？”她头也不回地问，“现在怎么办？”
上校走过来，蹑手蹑脚地退回房间。他在盥洗室里待得可真够久。痛性尿淋沥，说得很贴切。我的卧室是被瓦瓦苏小姐扮着鬼脸称为套房的房子里的一间。若不是被那些老旧的平房挡住了视线，这里能将整座花园收入眼底。床很高，意大利风格，端庄肃穆，好像是总督用的；床头板雕花之后再抛光，做得像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小提琴。我该向瓦瓦苏小姐打听一下此物的由来。格雷斯一家住这儿时，这间房间应该是主卧室。那些日子里，我最远的行迹也止于下楼，只有在梦中，我才会走远。
我才注意到今天是什么日子。从我和安娜第一次拜访托德先生算起，已经整整过去一年。真是惊人的巧合。不过也可能并非巧合；我是否就是那纵情弹唱的奥菲士，漫无行迹地在冥域跋涉？堪堪十二个月！我该记日记的。我的苦难之书。P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