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身份识别制度”中当然处于最低层，不但“成分高”，并且非常之“高”。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老师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须找一个出来，因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临毕业，在毕业典礼之前需要有一个反面教材来进行教育。找来找去，只能找我顶罪：（1）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2）我也确实不好，经常旷课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小说，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3）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而按惯例，任何单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间排查。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子女”，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
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现在，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说我曾是个“不良少年”，在文学史上留下不良记录）。
这样，除了“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又添了“反动学生”、“偷窃分子”两顶帽子。
接下去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已如上述。至于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帽子，那已到1968年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又回到农垦农场的“文革”时期了。“文革”中，“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揭发出来，主张“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全是“罪该万死”的罪行。“造反派”翻阅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判刑的“正式文件”，即法院的判决书，发现我坦白交待材料竟与“刘邓”的主张不谋而合。既然“刘邓”的罪行都公开了，我的坦白交待材料公开了也无妨，于是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进“群众专政队”，简称“群专队”，即现在说的“牛棚”。同时，再获得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
对了，我忘了，我还有一顶“劳改劳教释放犯”的帽子。本来，劳改了，劳教了，服完刑被释放了，就应该恢复公民权利。不！即使释放了你还是“犯”！
我应该再次表示感谢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宽厚，农场的“革命群众”从来没有把我当作“犯”。人们原来叫我“老右”，这个“老右”带有亲呢的意味，“文革”中我又被叫做“老修”，“老修”仍有亲昵的意味。至今宁夏南梁农场七十岁左右的老员工还给我这两个绰号。
数一数虚虚实实我有多少顶帽子了：舆论上的“右派分子”，“正式文件”上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管制分子”；个人档案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关、管、斗、杀分子子女”、“反动学生”、“偷窃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劳改劳教释放犯”……除了和土地有关的帽子几乎品种齐全，我应有尽有了。
实事求是说，我戴的帽子还不算多，“正式文件”上不过两顶加个“管制分子”而已。到1978年全国范围大平反时，我才知道很多人比我戴的帽子更多。
我认识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因为长期在领导岗位，所以精通“身份识别制度”。他介绍，没有我说的什么有“正式文件”与无“正式文件”之分，实际上是明、暗之分。“明”的是我所谓有“正式文件”的，“暗”的是内部掌握的，放在个人档案里。除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明”的，内部掌握的如“反动军官”、“伪保甲长”、“三青团员”、“国民党员”、“起义人员”、“旧官吏”、“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多达十几类，这类人都是内部控制使用的，没有政治运动便罢，运动一来，首先过滤他们个人档案里的材料，然后采取不同措施，或揪出来示众，或降级使用，或调动岗位，加以隔离。“文革”时，又添了共产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三类“明”的，加上原来五类“明”的共有八类。“文革”后期，知识分子地位大幅降低，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知识分子也应算一种特殊“分子”，于是把知识分子当作第九类。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由此而来。
这位老干部自己就有“叛徒”、“特务”、“三青团员”、“反动军官”、“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分子”等等虚虚实实十几顶“帽子”，“走资派”那一顶虽然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解放干部”时随大流摘掉了，但还有若干顶需一一说明，一一往下摘。待他摘掉全部“帽子”，获得彻底平反后却一病不起，瘫痪在床。他对我说，他一辈子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摘“帽子”上面，摘了一顶还有一顶，比他跟日本人和国民党周旋还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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