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告诉我：生我后，母亲不再上学，我是她第一个亲自喂养的孩子。开始见我浓眉大眼很喜欢，但到一岁左右，流行天花，我感染后发高烧，吃奶时老咬她的奶头，母亲一生气就把我丢给姥姥，再也不看，也不过问死活。我是吃姥姥嚼碎的饭菜长大的，因为在高烧重病时断奶，又不能吃到容易消化营养丰富的食物，从小落下肠胃病，经常肚痛肚泻，长得又瘦又小。
姥姥带我们姊弟三个留在成都，开始时有姐姐的奶妈和我们住一起，奶妈是北京人，身体好，乳汁多，但长得丑，她男人对她非常粗暴，动辄打骂。姐姐断奶后，她不愿回家，就跟我们到了四川，直到把姐姐带到九岁，她才又嫁给了一位四川成都的当地人。
奶妈一走，家务事就由姥姥一个人操劳了，她要照管我们的生活，还要操心姐姐哥哥上学放学路上的安全。我们住的是个独院，又没有亲友，关上大门没一个人来。当时姥姥的家务事太多，不能逗着我玩，所以当我两三岁可以站稳，走路也不大跌跤的时候，就把我放在厨房不远的厅堂里(有屋顶，三面没有墙只有柱子，这是一家人吃饭和下雨天做杂事的地方)。在固定的条凳上放几颗蚕豆(蚕豆是四川最普通又价廉的蔬菜和零食)，对我说：“吃豆豆，吃豆豆，姥姥给你做饭去。”蚕豆很硬，不容易嚼烂，很难消化，所以姥姥每晚都给我揉肚子。那时我就是一个体弱多病，性格孤僻，不叫人喜欢的小孩。其实姥姥也并不怎么疼爱我，但我是她老人家一手带大的，她教给我做生活上的一切琐事，我学她处事待人。
民国初年，四川时局不安定，军阀常常互有矛盾而打仗，打赢的队伍还比较规矩，战败的一方往往成了散兵游勇，没人管束，随便进入民宅抢劫，但他们一般也不伤人，到人家里取些钱财就各自回家去了。我们红墙巷的家里也经常遭到这种抢劫。
半夜时候，有人敲大门，姥姥打开大门放人进来，又把衣箱柜子打开，让他们自己挑选，又把姐姐哥哥都叫醒，叫他们自己穿上衣服坐在床上。我站在床边，姥姥给我穿衣服扣扣子，这时我已经开始记事，我们都不说话，也不哭。姥姥看着他们把要拿走的东西放在一边，把不要的东西丢在地上。等他们走了以后姥姥关上大门，叫我们再睡觉。后来姥姥对我们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她真的很沉着，没有什么惊慌害怕的样子。
姥姥在四川带我们，一直到姐姐上高小，为了孩子们的学业，父亲把姥姥接到了南京，那年我已过五岁。
初到南京的生活
我们初到南京大开眼界，住的房子很宽敞，电灯通亮。母亲不仅有佣人，还有自己的包车，她既不做家务，又不带孩子，而是经常(应该说是天天)参加官太太的聚会——打牌作乐。每晚半夜由自家的包车送回家，我们很难见到母亲的面。我们早上上学时，她还没有起床，中午放学她已出外做客去了。
母亲的包车很漂亮，不是常见的那种黄色，外观深蓝近黑色，车门帘也是深色的。比街上的黄包车宽大舒适，脚边还有个脚踏的响铃，看见前边路上有人，便用脚一踩，“叮当”两声，行人就会让出路来。家里住着专职的包车夫，穿着干净、整齐的衣服，让主人出行也显得体面。
打牌要轮流“做庄”，打牌总在做庄人家，每局定下输赢后，赢家都得在赢进的钱中取出一定的比例放进一个盒子，叫“份子钱”。打牌时有女佣人在旁伺候，拿烟，倒茶，打扇……牌打到该吃饭的时候，就用份子钱到饭馆点菜，送酒、送饭来，大伙吃喝一顿。饭后有时继续再打，若时间已晚，便各自坐车回家，第二天再聚。
我们不喜欢母亲打牌，更不喜欢她在家里招待牌友，因为她们吃饭总是很晚，姥姥、保姆和我们晚辈都得等她们吃后才能吃。我们第二天一早还要上学，我们不喜欢打牌的吵闹声。
母亲做庄招待牌友吃喝，父亲也随客人坐上桌子，但他不和那些官太太闲聊，也不喝酒，只是闷头吃饭，吃完了顶多打个招呼，就回自己房间去了。
我们初到南京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欢乐，因为我家的客厅又高大又明亮，很漂亮。母亲虽然厉害，但晚上却多不在家。我们姊弟三个还在上小学，全在家里住着，所以一到晚上左邻右舍上学的孩子都爱来玩，尤其是星期六的晚上总要唱歌跳舞玩很长时间。后来竟找到当时流行的歌剧来表演，由大孩子来分配角色，姐姐很活跃，在《葡萄仙子》、《月明之夜》里担当主角，哥哥顶多在《麻雀与小孩》里做个小配角。大多时候我和哥哥参加合唱。
姥姥也高高兴兴地坐在大厅里的扶手椅上看我们表演，父亲总是呆在他自己的房间里看书，既不参加，也不干涉。这种晚上的活动，到姐姐哥哥上中学就停止了。
姐姐哥哥在南京上学都很顺利，上完高小，初中进的都是南京最好的中学。姐姐上南京女中，哥哥上南京中学(男校，不收女生)。因为离家远，就分别住在学校里，是走读生。初中毕业，他们又考上了该校的高中。
我离开四川时已满五周岁，按南京的算法已六岁(甚至七岁)了，可以上小学一年级。但我不懂南京话，又不和小伙伴玩，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只得先进幼稚园。就在这个大多时间也是玩耍的集体里，我也不适应，显得呆笨又怪僻，虽然后来}昆进初小，功课老是跟不上。母亲老觉得我给她丢面子。
母亲在南京的逍遥生活没有持续几年，因为那是靠父亲兼做两份职务来支持的，他除了干参谋本部的事情外，又在黄埔军校兼教官。不久上级规定：兼职不兼薪。他就不再教课了，父亲不能兼职兼薪，母亲的牌桌、酒宴生活也随之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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