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的其他人都不曾办过艺术犯罪案件。实际上，联邦调查局里根本没有几个探员办过这种案子。美国绝大多数的执法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都不重视失窃艺术作品的追查。他们比较喜欢做自己擅长的工作：追捕银行抢匪、毒贩以及诈骗犯。当今的联邦调查局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预防恐怖袭击，以致局里的一万三干名探员有将近三分之一，都把花精力追着本拉登的影子跑。这么久以来，已经不再有人对艺术犯罪感兴趣了。九一一事件之后多年来，这样的发展对我是有益处的，不但办案可以自己做主，又能够保持低调。整体而言，我在局里的上司都相当能干，至少也不会让人无法忍受。他们信任我能做好份内工作的能力，让我在费城自主工作。
不过，这次追查加德纳失窃艺术品的行动，一个探员称之为“名作行动”，面对的却是不同的状况。大西洋两岸的探员都迫不及待想瓜分这项大奖。每一个分处的主管，无论是迈阿密、波士顿、华盛顿、巴黎还是马德里，都要在这个行动里插上一脚。每个人都想分享破案带来的荣耀，希望自己的照片登在报纸上，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新闻稿里。
联邦调查局是个极为庞大的政府机构。按照规定，高层通常把案件分派给案发当地城市的主管小组办理，无论专业领域是什么。因此，艺术犯罪案件通常部分派给负责一般财物失窃案件的当地联邦调查局小组，也就是银行抢案及暴力犯罪组。案子一旦分派出去，就很少会再转给其他单位。大多数中层主管眼中注重的都不是案件，而是升迁。没有一个主管愿意做什么争议性的决定，例如把重大案件移转给总部，或者是像艺术犯罪组这样的精英单位，因为这么做很可能会让其他主管感到羞耻，或者像是被侮辱了，会伤害到某些人的升迁机会。因此，加德纳案虽是美国史上最重大的财物失窃案，同时也是举世闻名的艺术犯罪案，主持办理的却不是艺术犯罪组，而是波土顿银行抢劫案及暴力犯罪组的组长。
当然，这件案子关系到这名组长的升迁发展，所以他费尽心力确保不会有人把案子从他手里抢走。他不喜欢我，也许是因为我喜欢冒险、动作迅速，而且通常不等待书面许可，就直接行动，这样冒险，很可能会危及他的官场前途。他早就试过把我赶出这件案子，写了一份冗长又夸大其词的备忘录，质疑我的专业操守，但他后来又撤回了这份文件。虽然我又回来办理这件案子，这名组长却还是坚持要让他在波士顿的一个卧底探员参与办案。这个探员就是沙发上那个表情冷漠、闷闷不乐看着简讯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我觉得他那副怪里怪气的模样会令人心神不宁，是个毫无必要的多余元素，恐怕会引起桑尼和罗伦兹这两个老江湖的疑心。
迈阿密和巴黎分处的主管比波士顿的这个好一点，但也没好到哪里去。迈阿密的探员显然比较善于追查毒品，不是画作，因此一心想引诱桑尼做毒品交易，这又是节外生枝。联邦调查局在巴黎的联络员忙着讨好法国警方，也知道他们满心希望逮捕行动能够安排在法国境内，以便他们能够大肆宣传。法国警方的指挥官甚至在游艇诱局的前一天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取消这场会面。他说他需要时间在船上安插一名法国卧底警探，并且要求我扮演的资深艺术专家不要一手主导全局。我差点脱口而出，问他这个法国条子凭什么插手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佛罗里达州的行动，但还是强忍了下来，只淡淡地对他说我们不能等了。
卧底诱局的压力本来就已经够大了，更别说那些应该支持你的人反倒在这种时候插上一脚。你永远不知道坏人究竟是真的被你骗了，还是要把你诱入他们的陷阱。只要稍一失误，或是说错了一句话，破案的机会就可能化为乌有。在高价值艺术犯罪的世界里，一幅画的价格就是一千万、二千万，甚至是一亿美元的金额，因此卖方都预期买方是真正的行家。你必须表现出在这个领域里历练过很多年，自然散发出来专业与老练气息，这是假装不来的。在这件案子里，我们交涉的犯罪分子和地中海黑帮有着紧密关系，这些冷酷无情的盗匪不但对付告密者和卧底警员毫不留情，就算要杀自己的家人也毫不手软。
吃草莓比赛的喧闹逐渐平静下来，我和那个哥伦比亚毒枭装腔作势演了一场戏之后，也总算把画作卖给了他。然后，游艇就缓缓驶回了码头。我独自走到船尾，手里拿着半杯香槟，转身迎着清新的海风。我需要这样好好放松一下。我一向是个温和乐观的人，从来不让小事困扰我，但近来我却常常烦躁不安。这次任务是我首次为了卧底办案而睡不着觉。我为什么要冒险赌上自己的性命，还有我努力挣来的名声?我已不再需要证明自己的办案能力，人生中又有太多值得珍惜的东西，实在没有本钱再玩这种游戏了。我知道唐娜和我们的三个孩子都能感受到这种压力。我们全都在心里算着日子。再过十六个月，我就可以领取全额退休金了。我在费城的主管是个老朋友，如果我打混等退休，他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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