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第一部李鸿章传记，尘封一个多世纪，首度与中国读者见面！张力奋、马勇、吴晓波、赵焰诚挚推荐这部《李鸿章传》，不可不读！

早在1895年，一位英国驻华外交官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即为尚在人世的李鸿章立下此传，探索在“晚清第一重臣”的身份背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客观视角，挖掘最丰富的原始史料，从当时的奏折、信件、报道中打捞吉光片羽毛，留下一部后世史家无法绕过的、了解李鸿章及晚清风云的珍贵文献。

《李鸿章传(一位晚清在华外交官笔下的帝国裱糊匠)》出版于李鸿章去世六年前(即1895年)，记录了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到签订《马关条约》近五十年的仕途生涯，是西方世界的第一部李鸿章传记，也是关于李鸿章甚至晚清历史的珍贵参考文献。

它的特点在于，史料的钩沉多于观点的陈述。作者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试图通过大量的原始信息来还原一位功过参半、充满矛盾的李鸿章。他是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功臣，也是对战俘施以残忍极刑的凶手；一方面，他是思想开明的洋务运动领袖，兴矿业、建铁路、办学堂、推崇西医，另一方面，他又至死忠守于封建君臣等级制度；他手腕强硬，处事狠绝，但在手下将才阵亡时，却不禁扼腕叹息、悲恸不已……

在“晚清第一要臣”这一身份的背后，李鸿章是一位怎样的“人”？《李鸿章传(一位晚清在华外交官笔下的帝国裱糊匠)》力图还原李鸿章的原貌，而将评判留给读者。

序一 张力奋

序二 马勇

自序

第一章

李鸿章的出生以及他的家族史——李鸿章的母

亲——李鸿章的童年——太平天国运动爆

发——三合会——洪秀全——太平天国的胜

利——李鸿章第一次效力于朝廷——崭露头

角——被任命为福建道台——杭州和苏州的失

利——进攻上海

第二章

常胜军——华尔——中外会防局——上海周

边——华尔之死——俄国人的建议——白齐

文——白齐文与杨坊的争执——戈登领命——

李鸿章与白齐文的对立——太仓诈降——对太

平军战俘实施的酷刑

第三章

程学启的恶行——戈登辞职——与白齐文日渐

紧张的关系——外国侨民的叛变——诛杀诸降

王——阿思本上尉眼中的李鸿章——清帝于收

复苏州后颁布的圣旨——皇帝的赏赐——与戈

登和解——李鸿章的通告

第四章

戈登驰援——程学启中弹身亡——遣散戈登的

军队——管理江苏——哈里·巴夏礼爵士对李

鸿章的回应——收复南京——迁移苏州洋炮

局——阿思本舰队

第五章

江苏的乱象——李鸿章的治理——“捻匪”之

乱——被任命为湖广总督——战胜捻军的愿

望——最终的胜利——致信戈登——总督的策

略——对海军上将凯帕尔的所作所为——升

迁——陕西之战

第六章

天津教案——导火索——被任命为直隶总

督——镇压反对洋人的示威活动——陈国

瑞——处死天津教案中的罪犯——扶摇直上的

仕途——治理直隶——遭到御史的弹劾——孝

女——轮船招商局

第七章

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与秘鲁和日本的协

议——台湾困局——争端开始——日本侵略台

湾——北京谈判——日本人的要求一威妥玛

爵士的调停——拜谒黄陵——皇帝和皇后殡天

第八章

云南勘探队——马嘉，理被杀——威妥玛的要

求——总理衙门漠视——受命与威妥玛进行谈

判——威妥玛离开北京——李鸿章再度被委任

为谈判代表——天津请愿书——李鸿章赴烟

台——<烟台条约》

第九章

稳固天津防御——军队暴动——意外遇险——

水雷实验——开采煤矿——第一条铁路——轮

船招商局——运输云南铜矿——饥荒——新炮

艇——伊犁问题——戈登来访及其提议

第十章

视察旅顺港——直隶的迷信教团——御史的攻

击——丧母——告假奏章——再任总督与大学

士——慈善堂——朝鲜事变——日本领事馆遇

袭——放逐前摄政王——李关于日本入侵的

奏章

第十一章

东京困局——德璀琳介入——福禄诺协定——

攻击谅山——福禄诺信笺——李的幕僚答

复——福建水师的厄运——短暂的和平——朝

鲜又起波澜——中日条约——占领大连港——

拆除在京天主教堂

第十二章

李的外国雇员——李的中国雇员——程启

东——张佩纶——盛宣怀——何守泽案——笃

信西医药——中风——皇帝的关怀——李家小

姐的婚姻——丧妻——七十寿辰——广爱欢

迎——接见英国和平协会代表

第十三章

李的沉浮——与日本的争端——中国的最后通

牒——高升号的沉没——牙山、平壤、鸭绿江之

战——旅顺港陷落——德璀琳的使命——张荫

桓、邵有濂的使命——被指派为帝国特使——丁

汝昌自杀——李的使命——遇刺受伤——康

复——签署条约——回顾一生

大事年表

专名一览表

译后记

当太平军猛攻上海时，李鸿章又重回他的老上司曾国藩的营中效力。他敏锐地观察到，相比中国人，那些在田野和工厂中劳作的外国人确实具有一些习性上的优势。尽管在李鸿章眼里外国人从来就只是一群“蛮族”，但此时的他已经看到了外国人的勇气、独创性以及善习工技等优点。因此，他很早就提议应该征募一些外国人来训练清军，并可以划出一队人马让他们独立带领。李秀成进攻上海带来的威胁令上海的商人不胜惊恐，他们被迫成立了中外会防局以保卫自己的城市。他们捐献财物构筑防御工事，在李鸿章的建议下，中外会防局雇佣了一位名叫华尔的美国人，令他组织洋枪队以捍卫清帝国的利益。华尔天生有一种冒险家的精神，他一路漂泊来到上海。作为一个港口城市，上海不乏失业的水手和其他游手好闲的人，他们惯于玩弄阴谋，善于寻衅滋事，华尔很容易就网罗了大约100个欧洲人。华尔带领这支拼凑的队伍进攻松江镇，尽管一开始并不顺利，但他们最终还是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这个市镇。他们在松江的劫掠所得相当可观，这无疑激励了华尔的手下，他们积极响应华尔接着攻打青浦的提议。青浦的城防很坚固，清军派出了1万名士兵和200艘小炮艇配合洋枪队的进攻。不过，青浦不仅拥有牢固的城墙，更拥有善战的将领和忠于太平军的百姓。当时，李秀成减免了青浦的税负，因而获得青浦人的全力支持，而守城的太平军则都听命于一位非常善于指挥的英国人萨维奇，在李秀成的帮助下，萨维奇率军击溃了来犯的洋枪队。

当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尾声阶段时，太平天国控制的城市与中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在地理上是如此接近，这终于引发了英国军事当局和英国海军对局势的关注。1861年，海军上将霍普(Admiral Hope)乘军舰逆江而上到达南京，敦促天王洪秀全与他达成和平协议，即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领地。天王表示，他愿意与海军上将就此达成君子协定，并允诺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暂停对上海的攻势。此时，华尔的雇佣军已被夸张地冠以“常胜军”的美誉，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们正在积极地与太平军作战。对于这支常胜军，李鸿章最大的焦虑就是如何筹措更多财物以支持其巨额的军费开支。即使有来自上海中外会防局的资助，军费仍然捉襟见肘，李鸿章不得不坦言他无法每次都满足华尔的索取。但是无论如何，他苦心经营的这支洋枪队确实功勋卓著，1862年，李鸿章因战功卓著而被清朝皇帝任命为江苏巡抚。在这段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李鸿章都驻守在上海，并在朝廷大臣的授意下与英法两国达成协议，借助英法联军肃清了上海周边30英里内的叛军。

1860年的战事让清政府，尤其是让李鸿章清楚地意识到，外国在军队的管理体系上要远优于中国。此外，相较于反抗英法联军的侵略，清政府更乐意借助这股势力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所以，当以霍普海军上将和士迪佛立将军(General Staveley)为首的英法联军开始履行与清政府的密约，帮助清政府铲除太平军时，李鸿章对此非常满意。联军与华尔的军队协同作战，从太平天国手中夺取了一座又一座城镇。清军为这种进展而兴高采烈，他们甚至开始谋划要亲手夺回被太平军严密防守的太仓(今江苏境内)。在得到清军进攻的消息后，为稳定守军的军心，取得这次守城战斗的胜利，忠王李秀成下令让大约2000名太平军士兵剃了头，混入清军大队，伺机而动。清军攻城的战斗开始后不久，这些隐藏于清军队伍中的太平军士兵就依照事先约定的暗号，一起调转矛头，向身边的清军发起了袭击，清军因此而阵脚大乱。李秀成率队趁机向清军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并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与此同时，一支太平军正在向条约中规定的通商口岸宁波挺进，守卫宁波的是由迪尤上尉(Captain Dew)率领的英国舰队。当时，华尔带领的军队也恰好在宁波附近布防，他的任务是进攻宁波附近的慈溪县。在慈溪之役中，华尔身先士卒，不幸中弹；两天后，他死于胸部的伤势。无疑，华尔作战非常勇敢，他至死都在尽职地为清政府效力。消息传来，清政府的高官均觉惋惜，于是追授华尔以莫大的荣誉。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华尔受命带领这支多国军队仅两年，但他留下了多达五万英镑的遗产。另一名资历仅浅于华尔的美国军官法尔思德上校(Colonel Forester)在华尔死后立即接替了他的职位，开始指挥这支常胜军。不过，法尔思德显然不能胜任该职，他很快就被他的同胞亨利·白齐文(Henry Burgevine)所替代。早在白齐文接到委任状之前，俄方就建议李鸿章任命一位更具有军人荣誉感的军官来指挥常胜军。这位受到举荐的人选是一名在上海拥有万人部队的俄国军官。李鸿章此时已深谙欧洲军队的动向以及欧洲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使得他对圣彼得堡的推荐怀有一种微妙的不信任感和隐隐的戒备心理。的确，拥有有效指挥系统和一万名兵士的欧洲军队能彻底铲平叛乱；但李鸿章同时也意识到，施以援手的人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要求代价高昂得多的回报——用中国人的话说，那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因此，李鸿章婉拒了俄国人的“好意”。出于类似的顾虑，他对除了俄国人之外的其他欧洲人也一直保持着警惕。当时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即华尔生前一直随身携带着兵符，并且时刻准备在有利时机出现时示之众人。然而成功并未为华尔招致不幸，他一生小心谨慎，未曾冒过任何大的风险。他的继任者白齐文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他太鲁莽，太贪婪，在拥有远见卓识的李鸿章首次以半信半疑的态度召见白齐文时，李鸿章就明白了这一点。总之，在李鸿章看来，华尔和白齐文这两个洋人对于中国的态度都过于专横且满怀敌意，因此不可能长期依赖他们来挽救危局。P13-16

如果以敬意和温情去看待中国历史，我们应该承认在过去两千年，中国之所以得以平稳发展，之所以“超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架构，是因为涌现出一大批明君贤相。

明君我们不去说了，先说贤相。在这两千年帝制时期，从李斯开始，至李鸿章结束，中间有成就有声望，值得人们怀念或敬重的贤相并不少，比如汉代的萧何、陈平、公孙弘，后汉的曹操，以及稍后的诸葛亮，唐宋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明君贤相既推动了这种繁荣，本身也是繁荣的一个组成部分，房玄龄、杜如晦、范伸淹、王安石、司马光，直至明清张居正、范文程，以及我们将要说到的李鸿章。他们都是时代骄子、国家柱石，都不同程度地推动着历史前进。他们有不足，有失误，但作为后人，应该善待先人，多看贡献多看正面或许更有意义。当然，在这两千年中，中国的政治架构并非一成不变，内阁的设置也有很大变动。说这些人为贤相，只是从广义的君臣关系而言。

在这个名单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开始和结束的两位。李斯，在我们一般印象中似乎名声很臭，那是因为我们从“后帝制时代”回望历史，如果从历史事实去考察，李斯的贡献就是沿着商鞅等开启的路线一路走下来，将先前的封建制过渡到此后的帝制，或者叫做“中央集权”。李斯是帝制两千年第一位丞相，他的理论思考和历史贡献应该从“过渡时代”这个层面去考虑。

与李斯情形相仿佛，李鸿章是两千年帝制时代最后的丞相，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长时期主管清政府对外通商以及交涉事务，很长时间是中国最高外交官，参与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主导洋务新政，处理晚清三十年最复杂的对日外交，是《中日修好条约》、《马关条约》中方签字人。

在晚清数十年外交活动中，李鸿章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过去“悲情近代史”叙事模式主导下，李鸿章被视为汉奸、卖国贼，好像对外妥协都不应该，好像如果不是李鸿章出面，中国的结局肯定不一样，一定不会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更不会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也不会同意让外国人租借香港、胶澳、旅大、广州湾，更不会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不会在马关议和、辛丑谈判中赔了那么多钱。好像近代中国的所有责任都应该由李鸿章承担，李鸿章以一人之身担负着近代中国落后、挨打、被欺凌的全部责任。

人们当然有权力这样指责李鸿章，李鸿章在其政治生涯中也确实有失误与不妥，比如在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或许不应该意气用事弃东洋转亲北极熊，更不应该总是使用传统中国“以夷制夷”的老路办外交。他说中国外交在那时的最大难题不是自言自语、自说白话，而是要有国际视野、世界意识，要让世界觉得中国不是怪物，中国与别国一个样。只有让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中国才有外交可言，才有国际地位。

李鸿章的认识是对的，只是历史条件的约束，有许多事情他可能知道，或许也已经想到，但是没有用。比如李鸿章的幕僚在19世纪70年代就向他详细讲述过西方富强并不在坚船利炮，并不在生物电化，而在制度，在于西方人有一个上下沟通无滞碍的议院制度。至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也是最先详细了解的中国人，但是没有办法，中国只有经历了头破血流，只有到了彻底失败，方才醒悟，方才走上维新，学习东洋。

时代局限了一个人的能量发挥，这在历史上常有。李鸿章可以做得更好，可以给历史少留遗憾。然而，历史毕竟走过，没有办法遗憾，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弄清近代中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李鸿章那一代中国人所做的事情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其实，如果从大历史视角去观察，李鸿章那代人和我们今天一样，处在一个大的历史转型期。这个大的历史转型期，又与商鞅、李斯当年的情形很相似。商鞅、李斯的转型是从封建制到郡县制，是构建中央集权统一帝国。而李鸿章和我们，处在从帝制向“后帝制”转型，连带的，就是从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从传统转向现代。这就是李鸿章和我们比较相似的生存环境。

如果从这样的历史视角去观察近代中国，我们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发现。我们就会觉得李鸿章那一代人可能不是旧体制的捍卫者、裱糊匠，恰恰相反，他们心中的理想是期望中国和东西洋相近、相似，或相同。换言之，他们是中国新的历史时代引领者。由此反观李鸿章办外交、理洋务，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才知道他们那一代人的不容易。

关于李鸿章的研究，国内外已有相当多的成果，李鸿章的全集自其故去也不止一次编辑过。过去的研究，大致厘清了李鸿章行年基本事实，但是究竟应该如何评估，在国内外分歧比较大。许多人注意到了李鸿章思想的现代性，注意到李鸿章不是在为旧体制辩护、修补，但他究竟怎样思考中国未来，指出中国的方向，在过去的研究中注意不够。尤其是国内最近几十年将近代史高度教条化，李鸿章那些负面的帽子无论去掉多少，都无关于从根本上为李鸿章寻找到一个新的定位。

英国人罗伯特·道格拉斯写的这本《李鸿章传》值得一看。这不仅仅因为英国人的第三者立场，而且在于作者的写作并没有述及李鸿章的一生，而是到《马关条约》签订为止。作者与李鸿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对李鸿章在条约签订后所受到的委屈深表同情，以一个中立的旁观者身份，使用西方文献描述了李鸿章先前几十年风风火火推动中国进步的业绩。作者的看法，读者或许不能完全同意，但不同的意见正是学术发展所必须，也是读者兼听则明应该有的涵养。

衷心祝贺这个译本的出版。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2012年9月10日

许多普通人眼中的李鸿章是“开明的封建士大夫”，虽然大力兴办洋务，创造了中国史上五百多个“第一”，但他一味维护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中法新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史实，更是深刻影响了几代人对于他的看法。

以上看法不难理解，历史教科书也是这么定的调子。那么，曾直抒胸臆“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李鸿章，最终建立了他年轻时的宏图伟业吗？晚年的他为什么自嘲为大清朝的“裱糊匠”？

今人看李鸿章是隔着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距李鸿章已有一个世纪之遥(2011年是李鸿章辞世110周年)。暂时让我们回归李的时代，即使是与李鸿章政见迥异者，也对他抱持颇高的评价：梁任公曾专为他作了一部大传，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革命党人孙逸仙也曾上书李鸿章，赞叹道：“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

在清末士人被迫“睁眼看世界”的情势下，进士出身的李鸿章，作为清廷重臣和主要的外交官，后半生都在与洋人打交道。英国传记作家濮兰德曾描述李：“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

与濮兰德浮于表面、太过浪漫的印象有所不同，本书的作者道格拉斯站在中立立场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和严肃的评价：“虽然他(李鸿章)具有超凡的能力、绝佳的机会，但是他不能从桎梏了他和他的同胞无数代的狭隘、顽固、变态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他对西方世界的所见所闻，都没有丝毫动摇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信仰，也没有改变他在面对其他国家时，以天朝重臣自居的心态。”

翻译这部传记，使译者有机会从局外人的角度，更清晰地看见百年之前的一个中国人的故事：李鸿章善于审时度势，率先兴建近代工商业；不乏政治抱负，个性冷静老练，决事干脆，手段时而圆通，时而狠绝，具备成为一代于员名相的资质。然而，不幸的是，李鸿章毕生都在为一个庞大、颓废的帝国服务，囿于出身、平生际遇和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了解近代世界总体趋势，不可能阻止清王朝走向覆灭，也不可能为一个弱国争取国家间的“平等”待遇。李鸿章为后人留下的，只能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的惋叹。

最后要说明的是，道格拉斯虽然曾作为汉语通事(他1858年来到中国，曾在英国领事馆担任汉语翻译；1865年，返回英国，后在大英博物馆中文藏书部担任主任；1903—1908年，任伦敦皇家学院汉学教授)，但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坦承的，撰写一位中国政治家的传记，对于一个西方人是有一定难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也发现原著中有个别常识性问题，确因文化差异而产生，在相关地方已有较为详细的译注。

另外，对于书信、奏折、谕旨等史料的处理，译者采用的方法是查找原文，再由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同时加注原文出处；并没有直接引用原始的文言文，目的是让读者的阅读更顺畅。

全部译文分工如下：序言至第七章由李静韬翻译，第八、第九章由陈薇薇翻译，第十至第十三章由郑毅翻译，李静韬统校。

李静韬

2012年隆冬

在外界看来，中国的政治家从来都只是以公众人物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除了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外，李鸿章从未被看作一个个人。我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收集资料，并以此为据，希望在本书中向读者还原李鸿章生活的原貌。

——罗伯特·道格披斯 本书作者

道格拉斯是一位功力独到的传记作家，他笔下的李鸿章，与粱启超的不同，是一个复杂矛盾、一言难尽的纠结体。一百多年光阴，对中国亦长亦短。当年李鸿章办洋务的困惑，今日也时时可见影子。

——张力奋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

李鸿章那一代人和我们一样，都处在一个大的历史转型期。如果这样去观察，我们就会觉得李鸿章可能不是旧体制的捍卫者、裱糊匠。恰恰相反，他的理想正是让中国和东西洋相近、相似，或相同。这部《李鸿章传》值得一看，这不仅因为英国人的第三者立场，还因为作者以一个中立的旁观者身份，使用中西方文献描述了李鸿章先前几十年风风火火推动中国进步的业绩。

——马勇 晚晴历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园近代史研究员

这是一本来自外部的传记，因为角度、高度以及参照物的不同，那些描述和评说会显得独具慧眼、别有意味。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这种来自彼岸的“第三只眼”来打量我们自己，需要浸淫另一种文化的笔去发掘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心灵。除了真实和客观，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书籍还带有“过来人”的清醒。

——赵焰 著名作家、《晚晴有个李鸿章》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