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茶余酒后金瓶梅》是郑培凯教授继《跳舞的螃蟹，明前的茶》之后另一部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的随笔集，从文本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金瓶梅》的文学意义。全书共含四篇文章，分别关涉《金瓶梅》的四个话题：饮茶、饮酒、酒色才气、序跋主旨。

《茶余酒后金瓶梅》由四篇围绕《金瓶梅》写就精彩篇章组成，分别关涉此书四个话题：饮茶、饮酒、酒色才气、序跋主旨，由小及大，皆关于明代风尚，无外乎名物史考。作者郑培凯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化作通畅清晰的文章，为读者揭开“索隐派”拟造的《金》学“谜团”，使小至民风好尚变迁、小说与史实之别，大至南北习俗差异、时代风气流变的问题，都豁然开朗。《茶余酒后金瓶梅》的文字简炼有味，氤氲茶酒清香。

《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

附：《金瓶梅》中坐马桶的问题

《金瓶梅词话》与明代饮茶文化

酒色财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兼评金瓶梅研究的“索隐派”

《金瓶梅词话》序跋所反映的社会道德意识

研究金瓶梅(代跋)

《金瓶梅词话》这部书，据欣欣子的序，“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东吴弄珠客的序也说：“盖为世戒，非为乱世劝也。”说这本书是警世之作。其中涉及淫秽的绘声绘形文字，只是为了引人人胜，最后有憬然之悟，目的不在于诲淫。

然而，不论此书的最终目的何在，一般人读到此书总会感到描写床第的文字随处皆是，而且绘形绘声。所以，即使是东吴弄珠客认为此书有其深旨，也仍在序中一开头就说：“《金瓶梅》，秽书也。”

《金瓶梅》是不是淫书或秽书，牵涉到社会道德的价值判断，特别是性生活在社会中公开谈论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古今情况不一，并且还因人而异，在此我们暂且不论。但此书涉及性生活之处很多，并且经常与酒有关，不但常写饮酒作乐的场面，还直接联系酒与色的关系，值得我们注意。这个酒色之欲的满足与纵恣，在书中描写得淋漓尽致。反映了作者对“食色性也”的兴趣与探索，是我们了解这部作品的一个环节。作者的着意刻画，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清楚看到明末生活放浪恣纵的细节，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感到作者认真提出肉身享乐与人生意义的关系，也就是欣欣子及东吴弄珠客所说的“警世”意义。

这两个方面的反映，一属历史社会范畴，一属文化思想范畴，两者虽然息息相关，却仍可以分别讨论。本文拟对《金瓶梅词话》中所涉及的酒作一探讨，重点是历史社会方面，虽然会牵扯到酒与色的关系，却不在那个方面深入探索。具体要探讨的内容主要针对两个问题：(一)书中所写的酒的种类与饮酒的场合。藉此，我们可以明了明代饮酒的习惯及书中人物对不同酒类的态度与品评。这是属于社会生活史方面的问题。(二)书中人物的饮酒习惯是否反映出地域性的偏好，是否符合北方人的生活习惯？还是如某些研究者指出的，其实反映了南方人的饮食习惯，因此《金瓶梅词话》的作者非山东人，而是南方人。这第二个问题虽是第一个问题的细部推衍，但因牵涉到近年来关于《金瓶梅》作者谁属的争论，需要另外标出探究。

一

《金瓶梅词话》中饮酒作乐的场合极多，所饮的酒类也不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十五回以前，书中提到饮酒的场合，都不说明酒的种类，换句话说，即是不曾对酒做过细节描写，只把饮酒作为故事发展的一个特定因素。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本书前九回基本上袭自《水浒传》，并未表现出《金瓶梅》作者对酒色的特殊兴趣与描绘。在第十回之后，故事逐渐进入《金瓶梅》作者的独创领域，对饮食的描写才逐渐细致起来，但在第十五回之前，仍未提到任何酒的种类，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意识仍未注意到这方面的细节。

由第十回到第十五回，书中提及酒的场合极多，但是对酒的描写却是一般而浮泛的。如第十回，西门庆得知武松刺配孟州，乐得“合家欢喜饮酒”，描写的一段骈文是程式化的文字：

香焚宝鼎，花押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帘开合浦之明珠。水晶盘内，高堆火枣交梨；碧玉杯中，满泛琼浆玉液。烹龙肝，炮凤腑，果然下箸了万钱；黑熊掌，紫驼蹄，酒后献来香满座。更有那软炊红莲香稻，细脍通印子鱼。伊鲂洛鲤，诚然贵似牛羊；龙眼荔枝，信是东南佳味。碾破凤团，白玉瓯中分白浪；斟来琼液，紫金壶内喷清香。毕竟压赛孟常君，只此敢欺石崇富。(第十回)

再如第十一回西门庆结识十兄弟、梳笼李桂姐的饮酒场合，都不曾说明酒的种类。第十三回西门庆私通李瓶儿，也只说“小壶内满贮香醪”，不曾说是什么酒。第十四回写到李瓶儿在花子虚死后，给潘金莲做生日，大家饮酒，“围炉添炭，酒泛羊羔”，也是程式化的形容文字，并非明指“羊羔酒”。甚至到了第十五回，西门家中妇女饮酒作乐，有一长段叙述弹唱饮酒，却不知道他们喝的是什么。

然而，在十五回末，写到三个“圆社”，提着“两瓶老酒”来孝敬西门庆之后，作者再写到酒时，经常就说明酒的品种，而且对不同品种的酒类做了具体细致的描写。这显示了作者在十五回之后，逐渐脱离了因袭《水浒传》的束缚，进入了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也得以展示对于酒类的兴趣与品味知识。

以下我们罗列《金瓶梅词话》中明白指出酒的品种的场合共五十三处，作为具体例证，以明书中描写各种不同酒类的特性以及不同人物的饮酒习惯。在讨论各种不同酒类的特性之时，我们将征引明代各种历史记载资料，对《金瓶梅词话》中述及的酒类作一历史性的说明。

P1-5

研究金瓶梅

最早听说《金瓶梅》，大概是上小学的时候，十岁左右吧，模模糊糊的听人提起，是什么人，是同学还是亲戚长辈，不记得了。模糊的印象中，记得这是本黄色的禁书，古人写的。过了几年，上初中了，在台北厦门街夜市的地摊上，赫然看到一本《金瓶梅》冷冷清清躺在铺开的油布上。拿起来，心里有点颤抖，手也有点抖，好像黑暗的夜幕之后，还藏着诡异而惊心动魄的秘密，在刹那之间会发出电光石火，引来挥舞钢叉的撒旦。封面是彩绘的才子佳人画面，却更像传统的绣像人物，勾勒得粗糙而且庸俗，因时间的磨蚀而褪了色，书角稍有破损，上题“古本金瓶梅”，给我一种污秽脏浊的感觉。翻了翻，是本民国初年印刷的石印本，行距密集，字迹有点漶漫，读起来很不舒服。在昏黄的路灯下，我快速翻阅，只觉得密密麻麻的字体像沙碛中的荆棘，打得眼睛发痛。左翻右翻，也没看到任何令人血脉贲张的惊心动魄段落，只好怏怏放下，带着受骗上当的羞隗，施施然翳入夜幕。

初次翻阅《金瓶梅》的窝囊经验，使我完全丧失了再读此书的兴趣，直到一九七。年代中期，我写博士论文，研究晚明文化，广泛阅读明代的小说戏曲，才再次接触了《金瓶梅》。这次看的版本是日本影印的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应该是最初的刻本，版式大方，字体清晰，仿宋字刻得中规中矩，读起来相当舒服。万历本未经后来的删削改动，内容富赡，精彩迭出，这才一扫少年时代的误会，知道《金瓶梅》真是名不虚传。不过，同时也明白了一件事：读书，要讲究版本；读《金瓶梅》，就得读货真价实的《金瓶梅词话》，即使读不到万历原刻本，至少要读影刻万历本，不能读后来删改过的版本。题作“古本”，不见得就是真正的古本，就像“真正老王麻子”不见得就是王麻子的本尊老店。

 读《金瓶梅词话》，本来只是丰富我对晚明生活的认识，因为此书不厌其详，记述了晚明生活的全相，包括吃喝玩乐细节。书中对饮食男女的各个方面充满了兴趣，写得热情洋溢，甚至可说是全情投入，简直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端上一盘八宝攒盒，就一一记述盒里盛的每一道佳肴，让你馋涎欲滴；看到一个女子，就从头上戴的簪钗、衣裳的绸缎质地与滚边、盘扣的编织风格，一直写到脚下红绣鞋的新花样。要了解晚明生活，这本书就是活脱脱的生活百科，巨细靡遗，算是另类的社会生活史料。我读《金瓶梅词话》，从中掌握了许多晚明生活细节，得益甚多，就跟读《明史纪事本末》一样，读得兴味盎然。

没想到一九八。年代初，我居然卷进了《金瓶梅》作者谁属的争论，缘起则和当时访美的吴晓玲先生有关。吴先生作为访问学者，“驻扎”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库，校订孙楷第的通俗小说书目，而我则漫无目的，每天泅泳在明代善本书海之中，与吴先生朝夕相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了忘年好友。他认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难以论定，真要猜测，则“李开先为最可能”，不过文献资料不足，也仅止于“可能”而已。我当时已经仔细研读过日本影印的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完全赞同他的谨慎态度，更进一步说，学术研究讲求实事求是，既然没有确凿的文献证据，根本就不应该去推测《金瓶梅》的作者。靠天马行空的想象，做无边无际的推测，遽下自以为是的结论，最多也仅止于瞎猜，缘木求鱼，与学术研究无关。

一位编辑朋友听说我仔细研读明版《金瓶梅》，又跟吴晓玲切磋过《金瓶梅》作者问题，却不肯放过我，说戴不凡、魏子云等人都对《金瓶梅》作者提出了“伟论”，证实了《金瓶梅》的作者是南方人，甚至是浙江金华人，问我怎么看。怎么看？我说，都是空穴来风，胡说八道。编辑朋友就不依不饶，逼着我写文章，不准我发出“不负责任的言论”。因此，为了驳斥无稽谬论，我就挑了明代生活中饮酒与坐马桶的问题，把一些基本的历史研究方法，通过明代中叶的社会生活史资料，写成《<金瓶梅>中饮酒与坐马桶的问题》一文，发表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副刊上。文章发表了，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不少师友都大感兴趣，我也就接着写了其他几篇相关的文章。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Frederic Mote)教授还特别青眼相看，说写得好，找我讨论了一番欧洲人饮酒与使用便盆的历史，说他的学生蒲安迪(Andrew Plaks)正在研究四大奇书，得好好利用我找出来的资料。

当时我颇受鼓舞，还对《金瓶梅词话》写的食物及菜肴，做了一番探讨，特别是对应《醒世姻缘传》及《歧路灯》中的食物描述，证之以晚明社会史料的饮食习惯，发现《金瓶梅词话》中出现的食品以及用餐的方式，大体上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山东的饮食习惯。虽然不能用以确证此书出自山东人手笔，但更不能以之证明作者是南方人。同时对《金瓶梅词话》涉及茶饮及茶俗也发生兴趣，打算仔细分析书中所有饮茶的场合，以及茶饮习惯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讨论食物及茶饮的两项研究，涉及的社会生活资料太多，展开的面向又过于宽泛，还没写完就丧失了兴趣。好在研究茶的部分，上半篇早已写有初稿，到了二十年后，经梦溪兄不断催稿，补上一些注释，在他编辑的《中国文化》上，发表为《<金瓶梅词话>与明代饮茶风尚》一文。

我对‘《金瓶梅》研究”丧失兴趣与动力，主要是参加了一九八三年在印弟安纳波里斯召开的第一次“《金瓶梅》国际研讨会”。会上虽然有不少谠论，也有些细致的人物角色性格研究，但是，《金瓶梅》作者是谁，仍是许多人关注的重心，而我却觉得材料不足，证据不够，捕风捉影，胡乱猜测，其实是无稽而且无聊的学术游戏。当芝加哥大学的芮效卫(David Roy)教授推论说，《金瓶梅》的作者是汤显祖，因为汤显祖写过《紫箫记》，而“紫箫”是什么，就是西门庆的“那个”。我当场反驳，从文字风格来看，汤显祖跟《金瓶梅》完全对不上号，而且说汤显祖是大文豪，大文豪才能写出《金瓶梅》，没有任何资料与证据来支持，这算什么推论？说“紫箫”一词可以解释为“男根”，以此来坐实汤显祖写过《金瓶梅》，岂不是天大笑话！我那时年轻气盛，得理不饶人，让芮教授下不了台，实在不好意思。从此，对《金瓶梅》作者谁属这个问题，产生了极度反感，不想再浪费时间讨论了。后来又不断有人发表论文，说作者是屠隆、是贾凫西、是某某某，居然可以拟出三十多个人名，不过，全是凭空臆造，一无可取。

三十年过去了，《金瓶梅》作者到底是谁，还是无解。朋友问，你觉得是谁？我说，不知道，没有新材料，不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