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北京当天，我们全家被安置在工地东北角两间还未完工的红砖砌筑的平房里。那一天，一位大领导来慰问我们，对我们全家讲：这个校园是暂时的，政务院已批准，中国电影大学的建设计划已初步制定出来，这个计划当中很多地方是根据孙先生提出的意见规划的，三年后学校会整个搬过去，房子和校园都比这个临时校园宽敞得多气派得多。
这位大领导还告诉我们已经安排好了，第二天电影局专门派人来接我们全家游颐和园，还告诉我们站在万寿山山顶，就可以看到中国电影大学未来的校园，整个校园就建在中国电影城正中间……
出生在日本鬼子飞机扔炸弹的成都华西坝，从小不断听说过甲午年间中国的北洋水师被日本鬼子打得全军覆没，弄出个马关条约，日本人逼我们中国又割地又赔款，从此，中国人就再没过过好日子。大大的中国会被小小的日本打败，原因就是慈禧太后把建海军的钱，拿去修了颐和园万寿山……
1937年1月到7月，父亲在几位恩师蔡元培、郭有守、陈裕光、魏学仁的安排下，拍摄过一系列激发“救亡”的教育电影，其中一部《故都风光》，就有父亲拍摄的颐和园万寿山的镜头。母亲的高中，是在北平贝满中学读的，后来她当了教师，讲课那是出了名的精彩，母亲讲起颐和园来那可真是引人人胜！就为这个，我这个1940年出生在成都的娃娃，居然从小会有一个颐和园情结！只要听到有人说日本鬼子，我就会蹦出来说：“要不是慈禧太后修了颐和园，我们中国早就把小日本打败了！”
所以，那天一听大领导说“明天”全家会一起去颐和园，我激动得半个夜晚都没睡着觉。
第二天，我们全家终于到了颐和园，在中央电影局领导陪同下登上了万寿山巅。
站在万寿山山顶，电影局领导手里握着一条一米来长的树枝。他很气派，在我眼里，真的很像银幕上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他用树枝往西边一指：“看见远处那山了吗，北京人叫西山，那山就是中国电影城西边的边界。”一转身，领导用手里的树枝向东一指：“看到那些残破的墙了吗，那就是著名的圆明园的西墙，也是我们中国电影城的东边的边界。”领导很感慨地对父亲补充了一句：“圆明园啊，实在是太可惜呀，本来已经规划在中国电影城里边了，后来有人出来说话，又划出去了……”
领导接着用树枝指了指万寿山山脚下颐和园北边的围墙：“这就是中国电影城南边的边界。请往北边看，就在现在我们的位置看不到的远处，有一条名叫北安河的很小很小的小河，那里是中国电影城北边的边界。中国电影城里，山是真的山、河是真的河、村庄是真的村庄、小镇是真的小镇，连小学中学都是真的，还有真的工厂、真的乡政府、还有国民党军队留下来的兵营，这个兵营以前是日本侵华驻军的兵营，以后我们拍电影，很多场景根本就不用出电影城。电影城里边，有中国电影制片厂，把上海的、东北的、北京的电影厂和人才统统集合到一起，电影城里还有中国电影洗印厂、中国电影机械厂、中国电影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影图书馆。孙先生讲过的，他的老师当年规划要在中国建设亚洲最大的电影播音技术中心，结果没有搞成。孙先生吕先生，以后，你们多教出来一些高水平的学生来，咱们的这个电影城啊，可实实在在够你们施展的！”
父亲一边听着一边看着，很激动。良久，嘴里冒出一句话来：“这么大！这比美国的好莱坞的电影城的面积都大呀！”
“何止比好莱坞大！我们中国电影城的占地总面积，足足比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城大了五倍！”领导两手又着腰，微微仰着头，看着远远天际的白云，很豪迈地说出这么一句话。
父亲被感动了：“真是大气派！真是大手笔呀！”
电影局的领导依旧眼望天边：“新国家吗，就该有这样的新气象啊！”
本来说好的，电影局领导还安排我们全家去青龙桥爬长城。结果九月份很少下雨的北京，那几天居然下起了毛毛雨……
长城没爬成，爸爸妈妈为了长城又着着实实争论了好几天。我们家族还有一个长城情结。我的爷爷和奶奶，这两个19世纪的六零后小青年的婚姻，居然不是依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学教室里看到的一幅洋人学者在北京城外远郊山巅拍摄的长城照片，居然会成为这一对中国早期大学生“自由恋爱”的起点……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前，父亲为救亡拍摄的一系列电影中，就有一部为唤起民众一致救亡的纪实电影《万里长城))……
母亲是中国摄影化学学科创始人，她走上研制感光材料和在中国创建摄影化学学科之路，成为“用中国人制造的感光底片拍摄并用第一幅中国人制造的相纸洗印的中国照片”的那个“中国人”的原因，就是中学时代面对洋人们的刀光血影，中国学界发动的“国货运动”中，母亲在洋人面前说过的一句“我只用中国制造的照相胶片拍摄长城”。
父亲带着我“进城”，走到新街口坐公共汽车。一上车，看见开车的司机居然和我南京五台山小学同学的父亲长得一模一样！一问，原来他真是那位同学的父亲，和我们一样从南京刚调到北京。国民党从南京逃跑时，原打算用城里的几十辆公共汽车把一批文档运走。结果我同学的父亲带头，车开出南京不远，一个个借故说车出了毛病，下来修车，反而把电火花头卸下，然后借口要大便，统统溜之大吉。没几天南京解放，这位“父亲”又带着众司机把车开回南京城。解放后，北京成了新中国的首都，公共汽车奇缺，于是有关方面决定，从南京急调一批公共汽车连车带司机到北京来，当时这就叫做“支援首都建设”……
车到地安门，父亲带我下车。一路问道，找到了一个四合院。四合院的主人，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电影文化和电影教育界算得上大有实权的名流大家。父亲告诉我，这就是教自己如何编写电影脚本的老师。中国电影广播高等教育的历史中，父亲是“电影播音脚本编审”这门课程的开创者和第一位专职教师，原来四合院的主人就是教父亲写影音脚本的。
四合院的主人叫欧阳予倩，上世纪30年代不仅是著名的电影剧作家加导演，还是中共领导下发起的著名的“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一员重磅猛将。他既是新中国成立后叫做“左翼电影运动”(当时并无左翼电影的叫法)的大编剧和大导演，最重要的是当时主管全中国电影最大的官员郭有守(中共地下党员)委任他负责全国电影剧本的审查。1932～1937年，中国大地上的电影剧本能不能获颁“准拍执照”，全凭他和另四个人打勾或打叉……
顺便说一句，从1930年到1937年，在当时“国统区”范围里，电影由教育部主管。抗战爆发前，管理电影最厉害的机构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系集合中国知识分子指导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的最高机关，有制裁国内一切不良影片的义务……”其中最有实权的位置叫执行委员，恰恰欧阳予倩就担任专司电影剧本生杀大权的电影剧本研究会执行委员。中共领导拍摄的“左翼电影”，据夏衍统计，一共74部。在国民党全面剿共最厉害的1933年至1936年居然全部获得“准拍执照”，其秘密，就在于负责电影剧本审查的是欧阳予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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