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生长在浙江温州的福建人。祖父在那里做小官吏。家庭中没有固定的房地财产。有钱时很阔气，没钱时靠借钱度日。祖父死后家庭生活很困苦。叔叔在外交部做个小军官，全家靠他寄钱回家维持生活。母亲在端午节时还做些玩具出卖。我在北京念书时，住在叔叔家很清苦，每天中午饭不过吃十分钱。当时上的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培养成为全能的铁路工人；曾做过一个时期的练习生，因电报打不好就不做了。一九一九年时我兴趣是多方面的，就和瞿秋白、耿济之等在一起，想出版一个青年读物《新社会》，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当时根本没想到什么稿费的问题。经费是靠一个美国的广告。“五四”时期出版的很多刊物都是如此。利是不考虑的，也无名可言，是用的笔名，当时风气很好。我负责《新社会》的校对。这个刊物巴金家还存有一份。那时张作霖在北京，他的门口架着机关枪，走过门口阴森森的挺可怕。后来因刊名叫“社会”，又加个“新”字，有社会主义倾向，就被封了。经理被捕，放出来后还出了一期《人道》(月刊)。上面登过《国际歌》，瞿秋白译意我写歌词。
“五四”运动前一天，五月三日开会；我们因是在小学校，没能参加。我家住在赵家楼附近，火烧赵家楼时我去看了，抓去很多学生。第二天开学生联席会，我也参加了。几千个学生被关在天安门中的两个门洞之间。我们就打算送吃的、送铺盖去。学校提前放暑假，免票送学生回家。而放假后全国的学校都动起来了。当时学生开会多在汇文中学。参加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开会前，李大钊同志总在周围走一圈，参加的人各种派别的都有。那时北京学生很大部分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崇拜“三不主义”(不做官、不坐车、不娶妾)，对军阀十分痛恨。这种观点的人现在还有不少，施复亮当时也是如此。因我没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思想上仅有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
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南站做铁路上的练习生，住在一个花园里，叫我挂钩。不想干。正好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做《小说月报》的编辑。因我爱好文学，他约我编小学教科书，把文言改为白话。我没答应，就编儿童读物《儿童世界》(周刊)。稿子几乎是我一个人写的，画配得很好，是许敦谷画的。
我们对《礼拜六》骂得很凶，他们也骂茅盾“老板”。一九二三年就把我调去主编《小说月报》。这时正是大革命到来的前夕。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我没去，晚上去街上看，地上都是血，墙上的枪洞还是热的。对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第二天所有上海报纸只有一条小消息。于是“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决定主办《公理日报》，报头字是叶圣陶写的，标题是我写的，钱是捐来的。《公理日报》于六月三日出版，出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反动当局无理查禁了。王伯祥那时都去送报，影响很大。我们把稿子放在洋车的垫子下，有的军队来了很客气，问我们要不要帮助?要多少钱?我们不要他们帮助。《公理日报》的停刊宣言是我写的，非常愤慨，后来把激烈的字都删掉了。
北伐时，工人运动十分激烈，由邮政局、商务、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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