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江苏省启东县一座名为北新镇的小集镇，她南靠长江，东临黄海。那里没有奇山大川，也没有任何名胜古迹，连比较像样的建筑也很难找到。就是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多少年来，在我的心灵深处总是占据着一个难以摆脱的位置。
北新镇并不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说在清代中叶前，长江口的崇明岛北侧陆续涨出一个个小沙洲，于是崇明岛上的一些佃农和乡民，陆续前来开沙垦荒，繁衍生息。至清代末，一些沙洲与长江北岸的陆地连成一片，形成了这片气候宜人的土地，并逐渐在人群相对集中的地段建起了市镇。北新镇是北岸的新镇之一，也许是这个缘故，取名为北新镇。尽管坐落在长江北岸，北新镇却有江南的韵味。这一带人的口音与崇明话相近，同属吴语系统，故这一块地区的人，从不承认自己是江北人，潜意识中以江南人自居，或自称是沙上人。
北新镇主要是一条东西向的长街，约有四五里长。黑瓦粉墙的建筑栉比鳞次，条石铺成的街道，虽不如现代都市的柏油马路那般光滑平整，却也错落有致，别有一番风情。小镇的中段，被十几里外的长江口伸来的一条竖河辟成东西两截，河上架起大木桥，把两截连成一片。桥东边矗立着一座约有四层楼高的方形建筑，这是全镇唯一的最高建筑了，镇上人称之为“守望台”。据说多年以前，北新镇曾是启东、海门去崇明、上海的通道之一，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这就成了江匪海盗的垂涎之地，隔三差五地前来骚扰。乡绅们为了能及早察觉匪盗的踪迹以便预作防范，随即集资兴建了这座建筑。登上守望台顶，放眼望去，可以观察到市镇周围几里地外的一切动静。
不知是谁起的头，明明是一条小街，街面狭窄，只能容纳两辆手推独轮车擦身而过，却偏偏起了个颇有气派的大名：桥东称东大街，桥西叫西大街。这东大街，倒还算名副其实，虽然街面不宽，却是店铺林立，商家密集。砖木结构的店面房子，高矮相宜，廊檐突出，雨天可挡风雨，晴天可蔽天日。从桥头起一直到东市梢，各行各业俱全，日用百货、金银首饰、药铺典当、茶楼饭馆应有尽有；西大街却不同了，除了几家卖烟酒火柴之类的小商品外，多数为服务性行业，如裁缝铺子，鞋匠摊，豆腐坊，小铁铺和专营泡开水的老虎灶等等。
1926年旧历八月十八日，我就诞生在这个西大街。“初三潮，十八水”，这是一个月中潮汛最大的两天，而八月十八日又是全年潮汛最大的一天。可是按迷信的说法，在生辰时日中推算出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我偏偏缺水。依照当地习俗，要在名字中填补。所以我一生下来父母就给我取名叫“淼泉”，这两个字中，藏有四个“水”字，可见补足了水分。
从幼年记事时起，小镇一些习以为常的生活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每天的早、晚两市。清晨，曙光初露，四乡的农民挑柴担菜，或手推独轮车装上米、糠杂粮之类的劳动产品，来到镇上，通过中间商代为粜卖，换取现钱。宽余一点的人，会去简陋的茶馆泡壶茶喝，爱喝多久就喝多久，慢慢细咂享用；有人喜欢去酒楼喝上半斤老白酒，坐个一两个小时，与茶朋酒友东拉西扯闲聊一阵，然后去百货商店买回一些日用必需品，或者到铁匠铺选购一两件农具，这才心满意足地走出市梢，回到他那终年劳动的栖身之所。
晚市通常是在下午两三点钟，近郊的一些乡民，肩担着自己种植的蔬菜或河浜里捉到的鱼虾螺蚌，到小镇来沿街叫卖，换取一点零用钱，到四五点钟才陆续散去。
我家住的是临街的店面房子，但既无资金经商，也无寸地可耕种。全家的日常生活，主要靠父亲以中间人的身份取得一点佣金来维持。在我家对门的走廊下，每天一早就摆上几只竹编的圆地盘，待上镇来粜卖米糠和粗粮的乡民自愿把粜卖的货物倒进地盘，经父亲以质论价，然后找到需要货物的买主，作成交易。父亲按规定从中抽取一定的佣金。这是一种没有固定收入的行当，有时连日阴雨，上镇粜卖粮食的乡民很少，家庭收入就断了来源。幸好父亲懂得一点儿科方面的医药常识，还能推拿针灸，于是邻近地区哪家的孩子有个头痛脑热的小毛小病，他就以小儿科郎中的身份出诊治疗，获取一些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尽管生活拮据，到1932年，当我到符合人学年龄时，家里还是让我背着书包开始上学。
这是一所县立的小学，全名叫“大稷乡初级小学”，校址设在我家西边约有一里地的地方。学校一共设四个年级。一进校门，左右两旁栽着两排冬青树，像两道绿色的矮墙。学校外规模虽然不大，但校园内设施俱全，有荡秋千架、滑梯、跳跷板，还有专供爬竹竿的架子。第一天报到时，启蒙老师给我取学名，按我家的族规排列，我们这一辈，无论男女，均以“炳”字为辈，而且得嵌有水字，为此取名为施炳泉。 这所小学的教学活动十分正统。每周一，一听到摇铃声，全校同学马上集中到操场上，举行纪念会。先是集体唱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唱毕后即由校长面对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恭读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
读完后，校长转过身来，面对全体同学，先讲一点国家大事，然后再说一点校内的事情。我当时年幼无知，只是鹦鹉学舌，跟着唱，跟着听。四年学习中，如今唯一能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姓翁的女教师。她是音乐教员，二十多岁年纪，本镇人，家住东大街，不仅人生得秀气，而旦态度和蔼可亲，像个大姐姐。她每周给我们上两节音乐课，由她踏着风琴一句一句地教唱。有一次，她教一首歌颂母爱的歌曲，当唱到“……她太疲劳了，你不见她的上额上，已刻上一条条的皱纹……”时，她的眼睛开始润湿，而唱到：“……世界上，唯有母亲者是最幸福的人，可是你，怎样报答母亲的恩情”时，她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从她的教唱活动中，我们不仅学会了这些难忘的动听歌曲，而且在幼小的心灵里感受到了亲情关怀。
当然，她除了教唱这种抒情的歌曲外，有时也结合当时的国内形势，教唱一些激昂悲壮的歌曲，如东北三省沦陷后，教我们唱了《流亡三部曲》的第一部《离家》——《松花江上》，以及充满爱国激情的《满江红》、《热血》和赞美矢志不渝的《苏武牧羊》等歌曲。令人遗憾的是，当我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因主持教务工作的校长女婿对她有非礼举动，自尊心特强的她立即辞职不干了。我们几个心抱不平的同学自发地聚到一起，去翁老师家请求她不要赌气，回到学校来。可是，她说啥也不愿再与那个校长女婿共事。从此，我们与她结束了师生关系，但她的音容笑貌，始终留存在我的印象中，她那动人的歌声常在我回忆的梦境中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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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岁月》是我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写的不是某个阶段，或某些特殊事件的回顾，而是写了我的一生。从童年的兵荒马乱、烽火遍野起，一直至20世纪末离开工作岗位止，前后经历了约七十个年头。当然，这期间，并非事无巨细，都得抹上一笔，而是自认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一些生活中难以忘怀的往事，才值得录下。
不难看出，这些回忆中的某些事件，发生在何年何月甚至何日何时，都能标明，这自然有赖于往日的日记记载。从战争年代起，我就有了记事的习惯。但当时并不是每天都记，而是遇到重大事件时才记，如从华中解放区北撤山东、胶东突围、随军南下等，我都逐日或隔数日作一记述。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上海解放初。而真正称得上为日记的，那是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特别是“文革”以后，在排山倒海的混乱日子里，每天都发生许多莫名其妙的“伟大”事例，不记下这些事例太可惜了。从此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有时随着兴致所至，不尽记事还常常伴有一些描述和感慨，一直坚持到今天。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高，如今的日记相当简短，只是把每天的要事，简记备忘而已。
我怎么会写起回忆录来？这要追溯到八年多前了。那是2003年9月2日下午2时半，时为华东师范大学(今已调到南京大学)年轻的教授吴俊先生，在复旦大学吴中杰教授的引见和陪同下，来我家访问。吴俊教授是为了调查以《人民文学》杂志为中心的当代文学史料，几次到北京访问。在调查中，有多人曾提及我的名字。为了进一步掌握情况，遂作了这次专访。同来的还有专任录音、摄像的一位助手。他们希望我谈谈个人的经历，着重点是去北京参加筹备《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和创办《朝霞》杂志的经过。
那是一次事先毫无准备、即兴式的随便交谈。我向他们讲了参加革命的经过、进了上海作家协会后的工作情况、创办《文艺丛刊》和《朝霞》的过程、筹备《人民文学》复刊的情况以及“文革”中的遭遇和“文革”结束后的状况等。在交谈中，他们知道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于是吴俊先生建议我把在《人民文学》和《朝霞》工作的这段经历，以日记的形式加以整理还应该公开发表。在他的启发和鼓励下，我集中精力，花了几个月时间，整理了一份《<人民文学>复刊和工作日记》，并由吴俊先生推荐给江苏省作家协会编的《评论》刊物。该刊在2005年卷的第一期、第二期，2006年卷的第一期、第二期上，连续发了四期，约七万多字。之后，吴俊又想推荐给香港的一家出版公司。该公司的一位徐先生阅稿后认为这种日记形式的著作，从时间顺序上看清清楚楚，但许多事件前后不连贯，使读者有一种零碎的感觉，为此建议在行文中应该加上注释、说明才行。吴俊认为与其如此，毋宁把这些日记的有关内容，写成详实的回忆录，日记作为原始连贯的记载，还是单独出版更好。我觉得有道理，于是从2009年9月8日起，我摆脱了其他杂务，开始了这部回忆录的写作。在动笔之前，我就想到，要写就写我的一生。我这辈子经历了多少历史的巨变，从童年时代起，就亲眼见到了日本鬼子凶残的侵略面目，饱受过亡国奴的屈辱；参加革命后，在枪林弹雨中，踏遍了千山万水；全国解放后，先后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大跃进、四清运动、“文革”动乱、粉碎“四人帮”，一直到改革开放。在这波澜壮阔的风雨历程中，谈不上有什么贡献，却常常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随波逐流，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以至失足落水，犯有不少错误。回忆往事，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我是个感情脆弱的人，当回忆到某些人物和事件时，常常会激动得眼眶含泪。
这部回忆录的内容基本上是循着时间的先后为顺序，但对某些人物的曲折遭遇和一些特殊事件的回顾，如巴金在“文革”期间的屈辱遭遇、江淮才女戴厚英的悲惨结局、陆星儿的英年早逝，以及编辑《朝霞》杂志和有关编辑人员的最后结局等，为了使读者有个完整的概念，只得跳越了前面提到的那个“顺序”，按这些人物遭遇和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加以阐述，我相信读者是能够理解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忠实地记录回忆，文中有时不得不提到一些人的真名实姓，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涉及的一些人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言论和做法。但本人认为，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在难以抗拒的历史潮流面前，有几个人真能清醒地摆脱历史的被动性？文中如实地提到这些事，无非是为了反映某个阶段的真实情况。为此，文中如对某些先生留有不恭之处，请求予以原谅！
本书的作者想必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更谈不上了解的，即便在文学圈。但他毫无疑问应该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只是历史的沧桑将这位重要的历史见证人、甚至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一下子完全推入了幕后，以致需要后来的人只能通过“考古”似的发掘——而且还常是偶然的发掘，才有机会让他暂时摆脱尘世时间的遗忘。但以后的事又是我们所不能把握的了。
2003年，我申请的《人民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关联研究的课题获得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资助立项。由此我立即开始了系统的资料调研。在得到了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先生和李敬泽兄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我的复旦学长潘凯雄兄等师友的帮助后，我在北京等地陆续收集到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本来我有意将这些资料整理公布或出版，但后来因为其中涉及一些历史上的人事旧案，旧事重提或许难免再生意气纷扰，且易将帮助我的朋友卷入其中，便觉得索性仍旧尘封为好。
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起先我完全没有留意，后来由于无意间的追问，一个被许多人不断提及的名字终于让我感觉到了他的重要性。——施燕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返回上海后，我想请能够与施先生联系的人介绍我前往采访，但一时却找不到合适的引荐人。后来我的导师提醒我，不妨请教一下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吴中杰教授。我是复旦毕业的学生，中杰教授是我本科就读时的本系老师，还给我们开过一门鲁迅研究的选修课。说来也真凑巧，那时吴老师正想求证一些有关“文革”前后上海的文学旧事，施先生恰是求证对象。他们是旧识，于是说好了顺便带我一起去见施先生。我和施先生的缘分就此开始。
我说施先生毫无疑问应该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一位重要的历史见证人和当事人。这话的理由从他在“文革”期间的履历中就能充分印证。他不仅是20世纪70年代上海《朝霞》的负责人之一，而且还专门调到北京出任了1976年复刊的《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其时主编是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另两位副主编也是文坛名人严文井和李希凡)，参与筹备并担当了《人民文学》复刊出版的主要工作。此前他从部队转业至地方，成为上海作协的年轻作家和职业编辑，由组织安排接受巴金的栽培，有望成为新中国的新一代主流作家。稍后，作为具有红色政治前途的年轻文学骨干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基层干部，他渐渐进入了上海“写作组”的圈子，由此正式与核心政治的起伏发生关系，后半生的命运也就此决定了。他的红色出身、早年仕途，特别是他的文学才干，使他在人才辈出的上海文坛特别是领导层崭露头角，并在“文革”期间走向高峰。只是像他一贯的为人风格那样，他是一个极其低调的新进，即便后来执掌《朝霞》或《人民文学》的日常工作，尽管做事很干练，待人却极谦和，这与当时的新贵尤其是由沪进京掌权的另一些人的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也是他在“文革”结束后不能不接受的审查中，能够获得同僚谅解的重要原因。——若干年后，我听到的老人之言，几乎没有对当年大权在握的这位施主编的道德非议。我以为这是他的性格和人品修养的福报。
政治是诡异的。施先生显然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一度貌似接近了政治核心圈，但终究只是个边缘人，而且他对权力政治有着深刻的警惕和怀疑。一个佐证是，在调京工作后，他始终不愿将家属迁住北京，——他后来对我说，当时我就想，那样一个时代，以后会怎样呢？他是一个在人生巅峰就已经如履薄冰般想到抽身远行的明哲之人。在经历了“文革”后的一段痛苦的政治审查之后，他终于回到了老家上海。最重要的是，他在上海过得非常愉快，而且轻松。在我贸然前往翻检他的历史旧事时，他的坦荡令我感到钦佩和亲近。我们是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可以交谈的，虽然阅历和思想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希望正视、诚实面对历史。这与活在当下并不冲突。
施先生给我的最大惊喜是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且常年不辍，这就有了他带我走近历史现场的原始依据。我是在彼此有了几次对谈之后，才知道施先生是有日记的。在还没有看到他的日记之前，我就已经可以判断他的日记将是一份极其重要的史料。只是施先生的日记记得相当随意和散乱，有各种不同的日记本，而内容更是庞杂，但他的好处是几乎事无巨细，只要思虑所及，笔力范围之内的人事现象，悉数实录。——我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马上就能意识到，根据施先生的经历和身份，他的日记实际上就会是一部当代文学的“私史”。它的价值绝不会逊色于古来的那些私家笔记史著。就是出于这种专业的敏感，我立即建议施先生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尽快开始整理自己的日记。并且，我建议首先整理筹备复刊《人民文学》时期的工作日记，次则有关上海文坛的日记，包括“十七年”间的经历、上海文艺界的“文革”实况、主持《朝霞》编务及涉及上海写作组等的重要工作情况，太过私人性的内容则不必计人。
施先生年轻时就是笔耕勤奋的作家，年届古稀后还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及散文多种。他每天保持快走两小时的习惯，所以过了八十仍显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很快他就将需要的日记内容从当年的各色笔记本中一一清理，连贯摘录出来，工整誊抄在500格的大稿纸上。我则依据他的手稿，请朋友帮忙录成电子版。稍后，施先生又向家里的后辈年轻人学习掌握了使用电脑的熟练技术，使得日记整理的后续工作也极大地加快了速度，不仅完成了我建议的日记内容整理，还将他返回上海在高校就职期间访问美国的日记也悉数整理完毕，——他其实也可谓1980年代较早出访美国的中国作家和大学教授。
在录入并校对完施先生的日记后，我曾选择其中的部分内容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希望能对学界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但我更期待的是这部日记能够公开出版，正式为某段历史、某些重要的人事留下一份真切和诚实的书面见证。为此，我还请施先生为日记陆续增补了一些注释，以作他人阅读时的背景了解。同时，在我那几年的几篇论文中，我也不时引用或介绍过施先生的日记，——依据施先生的日记，当年的有些重要公案内幕其实很容易找到破解的线索。遗憾的是，这部有着独特而重大价值的、堪称20世纪70年代前后中国文坛实录的日记，迄今仍未能出版面世，时间好像是被某种超能力的力量牢牢地拽住而停滞了。
就在我协助施先生发表、推介这部日记内容的时期，2007、2008年之交，我完成了从上海到南京的工作调动，转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职。我的学术生涯也进入到新的时空。其中之一是我的多项主持或参与的研究计划获得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研究成果的出版也有了相当可观的经费资助，许多学术活动的展开让我再无客观条件方面的种种窘迫掣肘。南京大学文学院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成为我得偿夙愿并探寻新的学术路径的有力平台。这对我与施先生的交往与合作也是福音。
施先生体健如故，而日记仍待继续寻找出版的机会，我再度建议他以日记的整理和注释为契机，重新撰写一部个人回忆录，为自己、也为所处的时代，留下一个更完整的个人记录。耄耋之年的施先生居然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约60万字的回忆录初稿，此后又在听取了出版社的编审意见后，修改打磨润色初稿，大半年后最终定稿约50万字。这就是这部回忆录的来由。在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施先生希望我能为他的这部心血之作写上几句话作序。我既为后生晚辈，本只有写读后感的份，但施先生先已写好了回忆录的后记，我的文字已经不太适宜重复再做后缀，感谢前辈老师的盛情嘱托，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回想我与施先生的交往，迄今已经十年。刚开始时我就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因时代变故而被突然逐出历史舞台的人。他像我们一样，在许多重要的人生和时代关头，都无法自主自如地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但因为个人修养品行的不俗，命运最终还是厚待了他。我把他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人物，就是“被沉默的少数人”。作为从业学术研究的人，我们经历过太多歧异纷呈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这种变化就在不断地重构我们的历史认知，其实也是在解释当下，在建立新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我们当然无法扭转宏大的历史逻辑，但可以将个体的人生轨迹从历史的逻辑中小心地剥离开来，区分其中的善行或恶意，既充分理解人性的弱点，同时更加注重发掘人性中的善良品质。正是这种善恶构成了历史的走向和面貌。当我们关怀沉默的大多数的时候，那些沉默的少数人、特别是“被”沉默的少数人的权利同样是不应该被剥夺的，否则历史必将再次出现不公正的倾斜，那么所谓正义的审判及其正当性不也应该被质疑吗！
让所有沉默的人都能自由发言，这是学术研究的职责所在，也是历史进步的体现。所有的发言都能帮助我们辨析、趋近历史的真相。所以施先生的这部回忆录、包括他的还未能出版的日记，都是在为达到、获得历史的公正性做出自己的贡献。写到这里，不由再次想到了这句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的说话权利。捍卫所有人的说话权利，也就是捍卫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说话权利。这是我对这部回忆录出版的最大期待和愿望。施先生前不久对我说：“我是个在暮色中赶路的人。”这句话一直在撞击着我。如果我们都不用“翻墙”、“越狱”就能看到、听到正版的自由言论，那些“暮色中赶路的人”就能在途中遇到光明。所以我也希望这部回忆录的出版能够成为一缕阳光出现在施先生的赶路途中。
最后，我要说明和感谢的是，本书的出版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支持。本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刊》之一，获得了丁帆教授主持的南京大学985三期文科改革型项目的经费支持，同时也获得了南京大学985工程三期项目经费、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专项资金的支持，并作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项目批准号10JI)Z0010，吴俊为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项目批准号11 & ZD112，丁帆为首席专家)的子项目或阶段成果，获得了相应的经费支持。希望不辜负多方的鼓励和支持，并祝愿后续的出版顺利，尤其期待学界同行的指教。
吴俊写于2013年11月11日，南京仙林和园
《尘封岁月》由施燕平所著，《尘封岁月》是当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见证人，七十年代《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施燕平先生的回忆录。回忆录，内容分为五部分：第一部份“烽火遍野的青少年时代”，第二部分“上海文坛的风风雨雨”，第三部份“忆《朝霞》，聚散沉浮”，第四部份“在北京的沧桑岁月”，第五部分“安身立命，找到了美满归宿”。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文学事件的回忆，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外文学发展、交流的经历，是本书的主体。
《尘封岁月》由施燕平所著，本书是作者的回忆录，内容分为五部分：第一部份“烽火遍野的青少年时代”，第二部分“上海文坛的风风雨雨”，第三部份“忆《朝霞》，聚散沉浮”，第四部份“在北京的沧桑岁月”，第五部分“安身立命，找到了美满归宿”。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文学事件的回忆，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外文学发展、交流的经历，是本书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