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凤呈祥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lO日(农历甲子年二月初六)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龙山里(现袁花镇新伟村)的赫山房，是海宁查氏第22代孙①。海宁查氏自第七世起，字辈为：“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②金庸是“良”字辈。
1995年2月，查良镛在给江西婺源县浙源乡查传宦的信中自称族叔，称对方为“传宦族侄”，并对他说：“据长辈所言，我家的确于早年自婺源迁浙江海宁，故我们应是本家。”③
查姓，出自姜姓，为炎帝后裔。北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查文徵隐居徽州婺源城西查公山，他是婺源查氏一世祖。
清光绪六年(1880年)编纂的《海宁查氏族谱》卷二《世次初集》记载：查均宝又名瑜，号仁斋，为查氏得姓以来的第六十七世孙，其于元至正丁酉年(1357)自婺源至嘉兴，复迁海宁龙山之东南。
650年前，也就是元朝末期的公元1357年，反元斗争风起云涌，年轻气盛的朱元璋率兵“东征西伐”，屡屡获胜，不断为后来的称帝扫清障碍的同时，皖苏一带也变成了人间地狱，那里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饥民遍地。
就在这一年，查氏十七世查士睿的老母病故，无钱安葬。他不得不连夜背起母亲，赶向村口河边，准备将母亲葬在那里。但他极度疲惫，体力不支，还没等好好在河边巡看一番，就和母亲的遗体一起跌倒在地。于是，他就地挖了一个坑，将头朝下脚朝上的母亲葬于此处。后来，一位风水先生看过此地，大赞它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还将查士睿无钱厚葬老母的“无棺葬”、“颠倒葬”，说成是恰到好处的“庇荫后人、发家致富”的幸运之举。风水先生还告诉查土睿：鱼儿归大海，岂能困山中。这给了查士睿进一步启发。
元末明初，查士睿和儿子查瑜，为躲避战乱，决定走出大山。父子二人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久居多年的婺源县浙源镇凤山村，来到了浙江的新安江，沿着新安江至钱塘江的水道顺流而下，漂流到了浙江嘉兴。后来，查瑜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叫“龙山”的地方，它离嘉兴有几十里远，认为是一块风水宝地。
查瑜选择龙山，不只是因为它同查瑜的故乡“凤山”遥遥相对，颌首相望，且合起来有“龙凤呈祥”之意，主要还是龙山像极了故乡凤山。龙山自古文风鼎盛，素有书乡之称，民风淳朴，与徽州凤山的风俗习惯相近；龙山依山傍海，土地肥沃，在农耕社会里，这就是最适合于休养生息的福地了。这一切都有一种凤山的意蕴，实为寄托乡思的绝佳之地。于是，查瑜在龙山麓一个叫“秤钩弯”的地方结庐盖屋，定居下来。①
查瑜为元代处士，饱习儒学，精通易经。初到龙山，查瑜先以教书为业，一边“勤恳耕作，敦睦乡里”，一边“以儒为业，诗礼传家”。后来，他跟着当地人经营盐业，家境渐渐富裕起来。父亲查士睿去世后，查瑜在龙山西麓置地安葬，并返回原籍将祖父祖母的遗骨迁来葬于此地。
查瑜的儿子查恕(字仲容)，长大后跟随盐官的一名游医学医，一心一意钻研医术，外号“查一帖”，只要一帖药就可治好病，且医德很高，经常为穷人免费治病，闻名江南。他深得明太祖朱元璋赞赏，被任命为太医院国医，获赏一品冠服。对此，《海宁查氏族谱》有记载，“明洪武十一年(戊午、1378年)，以医学征，诩圣躬效捷，拜郡守，固辞；授太医院正使，赐一品服加蟒玉，为人所忌，被陷暴卒。事闻(于明太祖)，追治数人，赐祭。”①所以查恕虽以医术著称，并非科举出身，但他却是海宁查氏成为“文宦之家”的奠基人。
查氏家族深喑“学而优则仕”的魔力，几百年来，几乎每一代都有文人学士崭露头角，进入仕途者也大有人在。据《袁花镇志》记载，海宁查氏一族金榜题名为进士者20人，举人者76人。明永乐帝移都北京之后，京都成为风云际会、名扬四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查氏家族不少人便北上进京，有几百人进入仕途封官加爵。海宁查氏在明代以“名臣”著称，在清代以“文魁”称誉，可谓科甲鼎盛，人才济济，出类拨萃，是名副其实的“文宦之家”。
关于查氏祖先，金庸曾说过：“中国的故事中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说的是一种清廉之风。我们姓查的祖先之中，有一位叫做查道，宋朝人，他为人廉洁。有个故事常在儿童书中叙述，有一次他行路在外，途中又饥又渴，在路旁一枣树上采了些枣子吃了。为了偿还枣树的主人，他在枣树上挂一串钱，表示没有偷别人的枣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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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金庸，写的是金庸的家事儿，他的祖辈、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女们的事儿，金庸与三任妻子的情事儿，自然也在其中。
写金庸，我是最有资格的，因为我的家乡就是金庸的故乡，是他父辈筑屋建业的地方，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那故乡的小路，是金庸童年走过的路；我常常登高望远的古朴桥，是金庸当年求学离家时泪别不舍的那座查家桥；我常年沐浴的风景，是金庸小说中最初的美丽，如今依旧。
二十年前，我开始写金庸
第一次听说金庸的名儿是1980年，我还在部队里跑新闻。我的老师、新闻干事陈玉金有一次问我：“你读过金庸小说吗？特别精彩，特别有味儿！听说金庸是浙江海宁人。是你的老乡。”陈干事有一个堂妹在香港，因而他有机会比我早读了金庸。
1986年，我已经退伍回乡了，读完了《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突然冒出了写写金庸的念头。一日，我与陈玉金老师通电话，他已经转业回东北，我请他从香港报纸上替我找一点金庸的材料。一挨几年，有一天我终于收到一大摞复印件，是陈老师托香港朋友范枫给我搞来的。1994年3月，我和范枫合作的长篇通讯《金庸的昨天和今天》，先在《长春晚报》连载，后在《春城晚报》一次登出。÷？
从此后，我撰写的有关名人的文章隔三差五地见之于报端，其中的不少有关金庸的篇章被香港、杭州的作家引用进了《金庸传》里。
这时候，我算是知道了金庸的名字，可作为他的老乡，我对他的家事儿却知道的甚少。
1996年11月11日，金庸学术研究会在海宁成立，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等专家从北京而来，金庸也来了。作为文化记者和金庸学术研究会理事的双重身份，我参加了成立大会，第一次面见和采访了金庸。学术交流时，严家炎教授对我说：“海宁是金庸先生的出生地，他从小生活在这里，留下足迹和故事，你是本地记者，有这个优势，你可以写写他的故事，写写他的家里人嘛！”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开始寻找金庸的少年足迹和家庭故事。
1999年9月，金庸旧居“赫山房”修复，金庸的大妹查良磅从临安归来，在落成仪式之后，我特意前往她下榻的宾馆探望。这是一次十分珍贵的见面，她将家事亲情一古脑儿端给了我，还将兄妹们的家庭地址悉数告知。这样，我打通了采访路径，然后一一拜访了在内地的金庸弟妹，将他们的生活和亲情故事全记录了下来。
此后，金庸多次回乡，我有了当面听他聊家常的机会。几年间，我撰写的《金庸与徐志摩，一对表兄弟》、《金庸的两位母亲》、《金庸的同父异母兄弟》等文章，刊登在许多报刊上，并且被多家香港报刊转载，其中有金庸主办的《明报》和《明报月刊》。
写金庸的素材压了箱底十几年
从1994年开始，我先后采访了查良钰、查良琇、查良璇、查良浩、查良楠、查良根等金庸的弟弟和妹妹，还采访了在金庸家生活多年的金庸的表外甥蒋启霆(雨田)，与金庸父亲有交往的多名乡亲，积累的素材越积越多，2004年，我着手整理这些素材。因为金庸是海宁人，作为他家乡的一名本土记者，我理所当然应该把他的家事儿写成书，告诉广大读者。
然而，我注意到，在中国当代的作家中，金庸的影响力是最有国际性的，但是关于金庸家世、家事的书一本也没有。有的只是写他的经历和创作的传记，他的身世家事，当时除了传记中的少量章节外，鲜为人知。起初，我不明白内中的原因。我在采访了金庸的老秘书之后，方知内委。
他告诉我两件事：
一是《羊城晚报》连载香港作家冷夏的《文坛侠圣——金庸传》时，金庸对记者说，冷夏的《金庸传》胡说八道，没有经过他的审阅同意。其实，冷夏的书稿不仅经过金庸的过目，两人还在书房里合过影，首版还是他的明报出版社出的：
二是杭州作家傅国涌的《金庸传》甫出，金庸老大不高兴，声言：“如果他出现在我的小说里，肯定是负面人物。”傅写传，对传主应该没有恶意，所写，也许有传讹处，却不存在编造。
后来，83岁高龄的金庸在杭州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不会写自传的，永远都不会写。我自己的内心秘密，不想与公众分享。”——这就是金庸反对别人写他的理由。对于自己的婚恋、情感、家庭生活，这么多年来，金庸几乎对外界是避口不提的。
在此情景下，我不敢公开金庸的家事，担心侵犯了他的隐私权。这样，我积累的素材也就压在了箱底。
突然发现箱底材料是珍稀品
2000年1月，《收获》第一期，刊登金庸的自传体散文《月云》，全文5600多字。这是自1972年封笔后金庸首次发表的全新体裁文章，引起了两岸三地文坛的关注，众说纷纭。当年12月28日，我以《金庸和他的两位母亲》为题落下惊人之笔：金庸回忆中的童年丫鬟“月云”，其实是他后来的继母顾秀英。金庸父亲丧妻续弦，娶了昔日的丫鬟月云。
为了弄清“月云”是不是顾秀英，我从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妹们口中获取真实隐情：“陪伴金庸童年的一个小丫鬟，后来被他爸爸娶进门，做了金庸的继母”。金庸的母亲徐禄病亡满3年，父亲查枢卿续弦，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担当起抚育幼子的责任，先后生下良铖、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金庸和他的两位母亲》在河南的《名人传记》发表以后，许多报刊编辑纷纷向我约写金庸家庭故事的稿子，出于对金庸隐私权的保护，我婉拒了。一位资深编辑对我说：“你对金庸弟弟妹妹的采访，即是难得的新闻素材，又是非常珍贵的名人资料。在国内，一个不漏(除了早逝的大哥查良铿)采访金庸的亲属，你是唯一的；二十年后的今天，人事变迁，逝的逝去。老的老了，别人再要获取这些素材已经是不可能了。”此时，我发觉，我压在箱底许多年的材料，其实是一份十分难得的珍品。
金庸“被去世”促成我的书稿
2010年6月和12月，微博上两次传出金庸“去世”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们震惊之余疯狂转发，全然不顾消息的真假。最终当事人辟谣，金庸“被去世”成了微博传谣的经典案例。
还是那位资深编辑提醒我说：“你可以将箱底材料释放出来了，是时候了。”他认为，一旦名人去世时，由于各大媒体对他的报道，所以引发了读者对其传奇人生的高度关注，这样的书是畅销的，是意料之中的事。他鼓励我立即将素材整理成书稿，选择出版社适时出版，“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目前还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这本书有新意。一个名人，他就这点事，生前死后翻来覆去讲差不多的故事和内容，太没新意了。为什么就不能找另外的途径来解读他？比如他的家人故事，用亲情来解读他的精髓，这些不是比出他的传记更有意义？”
2010年9月上旬，我开始动笔撰写《金庸和他的家人们》，紧接着完成了《金庸和他的师友们》，两部书稿，亲情友情，犹如一对孪生姐妹。
我为保护金庸的隐私尽了责
作为新闻记者，我的写作是严谨的，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在保护金庸的隐私和名誉方面，我已经尽了应有责任。
第一，法律解释，隐私权的本质，必须纯粹是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个人私事。任何公共的、群体的或与之有关的事情都不能成为个人的隐私。而为了保障公民的监督权，名人的名誉权、隐私权是受到限制的。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的背景下，作为公众人物的金庸，他的隐私其实是有限的，家人的事、婚姻一事，可以说是未涉及公共利益的隐私内容，却引起大众的普遍关注，早就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而不再隐私了。
第二，我在写作中，努力规避涉及隐私。比如，金庸父亲之死、金庸的两次离婚、金庸的长子之死，我采用金庸本人认可的说法。单纯地从受众群体关注度来说，我的《金庸和他的家人们》远远不如某传记对他的婚恋描述吸引眼球，有同事埋怨：“你看看人家的描写，写得多猛啊！”我说：“那都是一面之词；再说，就算采访了各方当事人，那些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即使核实属实，也是不能曝光的。”
第三，我曾经联系金庸秘书和他的弟弟，希望他们看看我的书稿，他们给我的回音惊人地一致：“金庸反对别人写他，我们不会看这方面的书稿”。书稿没被退回，不知是默认了，还是另有原因。
有律师朋友看过我的书稿部分内容，对我说：“这些呀，金庸自己在电视上向人说过，本人已经公开过的事实就不再是隐私了。”
一位在出版界工作的朋友，曾经帮我拿主意，他说：“留着吧，等待金庸百年以后拿出来，你的担心就多余了，这本书也许还能火上一把。”此话很有智慧，可我另有想法：我写的是他家里人的故事，背景是他的旧居“赫山房”，情节取自他的乡亲和家人。我不是替金庸写传记，而是给传记作家提供一些真实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否真实，是不是谎话，趁金庸健在，讲述人健在，由他们来评说才是最可靠的。
——这是我急于推出这这部书的理由。
十年书成，幸遇两位知己，一位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王宏波编辑，是他再三鼓励我将金庸的家事写成书，并且在写作和出版中给予我具体的指导；另一位就是本书的责任编辑陈志明老师，他是严家炎先生的高徒，同时也是金庸小说的研究专家，在编辑两本书稿的过程中，陈老师对史实订正颇多，使我受益匪浅；当我被名人的隐私权吓住、不敢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他给予我心理上的疏导和行为上的担当，再三说服我出版这本书。两位老师探求真知、严谨治学的勇气，给我以启迪，我十分感激他们的指教。另外，我非常感谢我在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老师，如浙江日报文艺部的姚振发老师、高燕编辑，周末专刊部的章瑞华、黄采君老师，正是他们当年的指教引导着我对名人的追踪采访。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王超英先生，正是因为他提供的图片让拙著增色不少。
本书在参考大量正史资料的同时，也引用了少量的野史、民间流传之说，主要是为了给书中故事、人物添一点趣味，以增加可读性，也希望给读者带来一种别样的阅读享受。
谢谢大家，谢谢欣赏金庸、欣赏这本书的所有读者。
蒋连根
2013年6月6日于恋耕斋
韩石山
有的作家是有神性的。
唐代的韩愈，宋代的苏东坡，都是。现代作家里，要数胡适、鲁迅。
当代作家，大陆这边，陕西的贾平凹，新近获诺奖的莫言，差不多也是。北京的王朔，有一个时期，颇有神性的气象。“一不小心就写出一部《红楼梦》”，就是带神性的话。王朔的问题，出在他不知道，这样的话可以说，这样的事不能做。等到他拿出他的《看上去很美》且说要一连写十部时，就露出了他的凡胎之相。可见神性的要义在于不能贪，不能过，贪了过了，没有不露馅的。这上头把持最好的是鲁迅和胡适，鲁迅没写过长篇小说，老了也不写，胡适的两部大著都是半拉子工程，半拉就半拉，到老也没完。
台湾现在，似乎还看不出谁是有神性的作家。
香港，金庸是一个，也就这一个。
有神性的作家，似乎有个金手指头，指指哪儿，哪儿就有宝，摸摸哪儿，哪儿就放光。其成就让人眼花缭乱，匪夷所思，其身世，其情感，其内心，却像是施了什么法术似的，或隐约不彰，或无从捉摸。
我一直对金庸先生好奇，想一探究竟，只见光焰，难见靠实的材料，最后只好放弃。唯一做了的是多少年前，女儿还读初中时，正好三联书店出版了《金庸作品集》，又正好遇上女儿的生日，花了六百多元，给她买了一套。至今还记得吭哧吭哧扛着书箱，爬上五层楼满头大汗的窘相。那时就知道冯其庸、严家炎等大学者，未必纸醉早已金迷了。过后也曾拣出一册想看看，终于没有看下去。实在说，我对金著的感觉，跟王朔差不了多少。
纵是这样，好奇心一点不减，反倒更加强烈。
写过李健吾先生的传记，在评论作品与作家上，我最信服李先生这样一句话：有什么不明白的吗，冲着人性迎上去，没有不一通百通的。不是原话，意思肯定不错。
现在好了，蒋连根先生以他多年追踪研讨的辛苦，为我们奉献出这么两部书，一部是《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一部是《金庸和他的师友们》，将金庸先生人性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逐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有兴趣的朋友，透过这两部书，不难窥知金庸先生的灵府，不难破解过去难以破解的金庸先生的秘辛。
两部之中，这部《金庸和他的家人们》，涉及金庸先生身世家庭的事情更多些。
不说他显赫的先祖了，就说他的父亲查懋忠吧。知道这位懋忠公如何在土改中被处死，对金庸在封笔十多年后，于2000年在《收获》上发表的《月云》一文，就有了更深的理解。比如这样的话：“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
知道了这段历史，也就明白上世纪80年代，可以回大陆之后，金庸何以千里迢迢去天津寻访“北查”的遗迹，而多次回海宁却不肯迈过查家桥，朝修饰一新的查氏旧居看上一眼。
这位懋忠公，竟还是大作家茅盾的中学同学，他书房里的《子夜》等书，即为茅盾当年所赠。金庸年少时，父亲曾带着他去桐乡见过这位沈叔叔，吃过沈叔叔给的糖果。
金庸的学历，过去一直是个谜。书中有专节，介绍查良鉴先生的事迹，说到这位堂兄如何让金庸去上海读书：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金庸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还不足一年，他突然向总编辑提交了一份报告：“窃职至社工作将近一年，深感本身学识能力至为不足，故工作殊乏成绩。现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恳请准予赐请长假，俾得求学之机会，而将来回社服务或可稍能胜任也。”说是请长假，实是辞职。因为几日前他收到堂哥查良鉴的来信，“一切业已调置妥当，可速来上海”。他凭借堂哥查良鉴的关系，得以在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
又一处说：“凭着堂兄查良鉴关系，查良镛得以在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1948年初，查良镛考入上海《大公报》工作。”从1946年到1948年，恰是两年。此后金庸再没有进入大学研修的记载。
这样也就不难确认金庸的学历，进而也就不难明白，金庸何以会在八十岁上，要进入英国剑桥大学读书读个学位。
人性的弱点，也正是人性的伟岸。再一次在金庸先生身上得以体现。
中国的纪传体史书，讲究的是“互见”或者说“互文”，用这个办法读《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会让你兴味无穷。
连根先生自谦，说无心写一部金庸先生的传记，只希望他的这两本书，能为将来写金传的人，提供翔实的材料，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这么看，这样材料扎实，叙事清晰的书，本身就有独自存在的价值，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寻常传记无法可比的。
是为序。
2013年7月31日于潺渡室
《江南有数人家(金庸和他的家人们)》简介：“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海宁査氏家族五百年来的历史与传奇，辉煌与落寞，在金庸身上有着深深的印痕。这既成就了金庸的儒雅，也造就了金庸的孤独。他的内心世界几乎不为人所知，他的隐私就像一座城堡。
《江南有数人家(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作者蒋连根从家族史的角度，深挖细掘，几乎访遍金庸所有家人及其亲朋故旧，为读者悄悄打开了一扇金庸隐秘世界的小窗。
蒋连根所著的《江南有数人家(金庸和他的家人们)》是金庸先生的一本家族人物“关系图”。作者从金庸的世太公査慎行、叔太公査嗣庭、伯太公査继佐、世叔公査昇、祖父查文清写起，一直写到父亲査枢卿、母亲徐禄、姑父蒋百里、哥哥查良铿、大弟查良浩、小弟查良珏、大妹査良琇、小妹查良璇、堂哥查良钊、表姐蒋英、表哥蒋复骢等，史料翔实，文笔生动，值得阅读与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