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是张维迎教授《什么改变中国》的第二部，依然是以访谈的形式对中国经济和经济改革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比如国企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等。作为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张维迎教授对于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解决之道的观点和看法，非常值得一读。

这两年，中国改革风起云涌，重启改革、全面改革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但是，改革怎样才能成功呢？在《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一书中，张维迎教授坚信，中国的未来取决于理念和领导力。他认为，没有好的、正确的理念，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力，中国的未来就会问题重重。

自出版《什么改变中国》之后，时隔两年，张维迎教授再次系统谈论中国的改革和未来。在《改革新启蒙》中，作者针对当下中国严峻的现实，以及全面重启改革的迫切性，从理念的力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国企改革、民主和法治建设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观点。

序 改革需要新启蒙

开篇 改革的理念比顶层设计更重要

第一篇 理念和领导力决定改革走多远

 理念可以铸就未来

 改革与改革家

 什么是真改革

 邓小平是伟大的制度企业家

 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家命运

 我对改革仍然抱有期待

 社会有深层的变革力量

 普通民众的观念变革很重要

 重启被中断的改革

 改革不能闭门造车

 走出脑子里的深水区

 不要以为中国多特殊

 国家气质亟待改变

第二篇 中国需要新启蒙

 市场和自由是一回事

 市场逻辑的权利基础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启蒙者

 权利启蒙任重道远

 权利正当性来自天赋

 我的思想更接近奥派

 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不矛盾

 莫干山会议的启蒙作用

 《为钱正名》30年

第三篇 破除对国企与政府的迷信

 国企与公平竞争不兼容

 国企并不真赚钱

 国企的无形资源垄断

 政府的正确定位

 监管越多问题越多

第四篇 正确理解法治与民主

 人治大于法治对谁都不好

 法律要合乎天理

 民主建立在自由基础上

 从博弈论看腐败

尾篇 追求沉思与顿悟的快乐

致谢

推进改革需要改变提拔机制

访谈人：下面这部分我们可以分成两条线讨论，一务是基层官员的理念，另一条是每一个普通大众对改革的认识和对中国前景的看法。基层官员究竟怎样可以拥有您刚才说的理念?

张维迎：就基层官员来讲，首先看一下事实对比。我曾做了一个区分，有些人干事为当官，有些人是当官为干事。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相当一批地方官员当官是为了干事。对于这些人，有一些“文革”形成的历史原因，使他们有一种责任心。他们有时候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浙江的省长沈祖伦，中央在1989年春天确定让他接替省委书记。但是他找中央谈话说：我这个人适合当省长，可能不太适合当省委书记，我是喜欢干实事的人，所以我希望中央能够另派更合适的同志当省委书记。这就是一种理念，这个人就是当官为干事。

80年代、90年代，如果你是一个地方的县长，甚至是公社的书记，你干得好，有闯劲，有创新性，上面会注意到你，你就可能被选上来了。选干部就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几个标准，统一的标准。我有一次去山西碰到一个退休下来的省领导。他80年代怎么当上的副省长?他原来是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一步就当了副省长。为什么?他那个地方搞包产到户搞得最好，所以万里等管农业的领导马上看上了他。大家知道，大寨在山西，山西在包产到户方面一直是持保守的态度，冒出这么一个县委书记，中央就让他管这事。有些地方选拔提升干部不是按照这样的规则，更多讲的是利害关系，好比谁跟我关系密切，谁是我的人，我就提拔谁。或者如果我想提拔谁，我就故意找几个地方让他去任职，好让他有一个很好的履历。这种情况下，让基层干部有积极性就很难了。所以我有一个判断，在80年代、90年代，对大部分人而言，你只要好好干，表现出能力和业绩来，你不用找关系，就会有人注意到你，你就可能被提拔了。我曾经遇到一些人，当年还经常跟领导顶嘴，但是领导看他能干就提拔了。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少了，现在大部分干部的提拔，都是以关系来说话。当然我不是说绝对是这样的，我也不是说现在提上来的人一定都没能力，表现不好，不是的。我是说现在即使你有能力干得好，如果没有很强的关系，一般也是上不来的，所以无论是出于个人的利益，还是出于对国家和地区的责任心，你都得花好多时间去找关系。我们批评人们“跑官”，但你如果不跑，还真当不了官。

访谈人：您能否给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张维迎：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突破都可以做，事在人为。好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中国要选一个省委书记、省长，根本没必要按照现在的程序做。一个省有几十个县、上百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直接从他们中选省委书记和省长就行了。同样，到上边也可以直接提拔，最上层的领导从各省、市、自治区书记、省长里直接提拔。直接提拔当然要有一个规则，如让每个想上升的人公开演说，大家评议，这样会使人干事的劲头儿完全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但是80年代有这种味道，有一些人是直接提拔的。我觉得这么做并不是很难。企业家应成为市场经济最有力的推动者

访谈人：您觉得从理念的层面上来讲，企业家群体当前有什么新特征?

张维迎：中国企业家一开始是从社会边缘的地方出来的，比如农村和城市里找不到工作的人，所以他们一开始就面临着跟体制的对抗。随着这30多年的发展，企业家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高，他们做的企业越来越大。这当然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政府有好多钱，出了好多产业政策，也掌握着企业家的命运，所以好多企业家最后必须投靠政府。当然他要想办法当一个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要有一个政治上的保护，另外他也想通过一些手段拿到政府的补贴。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价值而不是分配价值。但现在确实有好多企业家在发展自己分配价值的能力。本来企业家应该想方设法讨好客户，让客户满意，现在好多人不是这样，而是一心想着怎么能够让官员满意，怎么讨好官员。我本人一再地批评这一点，这确实是我比较担忧的。

访谈人：那么时至今日30多年过去了，企业家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无论是您刚才说到的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其实都越来越主流了。这时候，他们还能保持对抗性和独立性吗?

张维迎：当然企业家有千千万万，不能指望每一个人都有那么远大的理想，大部分企业家就是赚钱、养家糊口，开一个小店。但是，我一直在讲，我们都是物质型或者看重利益的，但总得有1％、2％的人有理念也有理想。

访谈人：在企业家这个群体当中是一样的?

张维迎：也应该有。好比西方，如果企业家中没有1％、2％属于这一类人，他们不会有这么大的进步。由于这1％、2％的人有好的理念，某种意义上像制度企业家，他们要改变社会的行为方式，要改变社会的体制。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一批企业家。体制的变化需要很多理念、观念的变化，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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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需要新启蒙

决定社会变革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理念可以正确也可以错误，领导力可以弱也可以强。最好的组合是正确的理念、强的领导力，最差的组合是错误的理念、强的领导力。当然还有次好的或次坏的组合。强的领导力两个极端都有可能，但变革期间没有强的领导力真是不成。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对中国过去60多年的历史给出一个解释，前30年领导力强但理念错了，所以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改革前25年有好的理念和比较强的领导力，所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后来的10年，改革进程之所以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是因为我们的理念倒退了。

现在人们老讲改革阻力，现在改革阻力确实很大，但我们不要以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没有阻力，没有既得利益集团。任何体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不可能维持那么久。改革前25年和我们现在最大的区别不是那时没有改革的阻力，也未必是现在的阻力比那时强大得多，而是那时改革动力比现在强得多，那时候从上到下有一批人以改革本身作为使命，他们没有那么多计算，现在不是这样了，大家都在等着别人改。

中国未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领导力。正确的理念来自思想市场的竞争，只有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才能使我们走出错误理念的陷阱，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观念。

人类历史上，我觉得有两个500年是创造思想、创造观念最重要的时期。这两个500年所创造的思想，就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

第一个500年就是在公元前的那500年，所谓“轴心时代”。大体来讲，也就是从孔子到耶稣那500多年。这500多年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释迦牟尼、耶稣，等等，都出现在那个时代。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奠定了整个后来的人类文明的基石。

第二个500年就是从公元14世纪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一直到公元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一般认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标志性人物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其实不光是法国，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如大卫·休谟，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都对启蒙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500年跟前一个500年不太一样。前一个500年的伟大的思想家想的是什么?当时天下大乱，人类面临的问题是怎么从“天下无道”变得“天下有道”，他们更多强调的是对人的内心的改造，无论是创造宗教，还是创造像儒家这样的道德哲学，目的都是为天下立道。第二个500年里，思想家们更多强调的是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他们不再认为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必须接受神权的统治，而是认为每个人有自然的权利，自由和平等与生俱来，别人不可剥夺。在这个基础上，人类又要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启蒙思想家认识到，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我们能做到的是约束人的“行”。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我们用法治和民主的方式约束政府，都是为了人的幸福，让人们相争而不相害，不仅不对别人形成伤害，而且给别人带来价值。比如，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人如果想赚钱，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否则你不能赚钱。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人类的和谐和进步需要政府，但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法治和民主的约束。当权者的权力是哪里来的?过去说是上帝给的，也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或者如我们中国人说的统治者是“天子”，现在人们不再这样认为了。所有的统治权都来自人民的授予，也就是人民的同意。而且，所有的统治者和普通人一样，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怎么能够约束他们恶的这一面?就是通过一整套的权力制衡体系，让一切权力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人民的监督。这就是法治和民主的含义。

第一个500年，东方和西方一样辉煌。但坦率地讲，第二个500年里，我们中国没有出现非常伟大的思想家，至少没有办法和西方出现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相比。到100多年前，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我们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开始了中国的启蒙运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其实“五四”之前我们中国人就开始了启蒙，包括自由、法治、民主思想的引进。很遗憾，“五四”之后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启蒙基本中断了。我们用“主义”代替了“启蒙”，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启蒙没有完成，我们做了一顿夹生饭。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好多理念，我觉得还不如100年前。今天我们知识界的一些思想，也不如100年前知识界的那些思想。这也意味着，人类并不总是在进步，倒退是可能发生的，并且实际上也确实发生了。

30多年前，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但这个启蒙大致只持续了10年时间就停止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今天面临着与100多年前同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时代，这个时代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启蒙是一场思想和观念的变革。新的思想和观念最初总是由少数人提出来的，但只有当这些新的思想和观念变成多数人的共识的时候，真正的社会进步才会发生。

本书是我2012年出版的《什么改变中国》的续篇，传递的是我有关市场、自由、法治、民主的理念，有关人类进步和社会变革的理念。我把传播这些理念当作自己的学术使命，希望以此对中国的体制转型做出自己的贡献。

张维迎

2014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