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事将领百人传》由杨颖奇、郭必强主编,所选取民国著名军事将领为100人,入选名人的主要活动时间,为1912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时期。书中的百名军事将领为民国时期军事统帅部及部队中的重要军事将领,一般为军长级以及军长以上级别且具上将军衔者。但考虑到影响程度及其他一些因素,故并未将其全部包括;而有一些虽在职务与衔级上稍低,但其事迹与名声影响颇大,则亦酌录其中。另外在抗战时期,八路军与新四军虽属国民革命军编制,但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指挥,且在抗战胜利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以,本卷未将其中的高级将领录人。还有一些民国军事将领兼在国民党中央或政府中担任要职,或兼在地方主政,且其更具政治与政府要员色彩,故将其收录于本系列丛书的《民国政治要员百人传》中。
综观中华民国28年历史,其中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各种样式的军事斗争贯穿始终。在跌宕起伏、潮起潮落的军事斗争舞台上,涌现出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军事将领。《民国军事将领百人传》由杨颖奇、郭必强主编,着重记述了中华民国时期100位著名军事将领的主要生平事迹。全书选择100位民国军事人物作小传,并配以人物小像一幅,内容真实,形式简明,是用学术标准写就的可读性较强的带有辞典性质的人物传记。
于学忠
张学良的左膀右臂
于学忠(1890—1964),字孝侯,山东蓬莱人。陆军二级上将,曾任第51军军长、第5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苏鲁战区总司令。是东北军核心将领之一,张学良的左膀右臂,亦为著名抗日爱国将领。
于学忠1911年毕业于北洋武卫左军(即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历任排长、连长、中校副官长、营长。1921年后,随第18混成旅旅长赵荣华留守宜昌。1921年秋,川军熊克武、唐式遵部犯鄂,直逼宜昌。于以营长之职,向赵进言坚守待援之计;又在战斗中以敌枪声断定其弹药不济,故坚守不退;再向吴佩孚面陈反攻计划,终迫川军撤走。于因此大得吴之赏识,1922年底晋升团长,次年授陆军少将衔,年底任第18混成旅旅长,再授“佑威将军”,继任第26师师长、第9军军长兼荆襄警备总司令。
1927年,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于学忠依附奉军,任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团第20军军长。1928年6月张作霖于皇姑屯被炸身亡后,于军退守山海关,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官、临绥驻军司令,防守咽喉重地山海关。
1930年,时任东北军第1军军长的于学忠,奉张学良之命,率部入关,助蒋攻击阎锡山、冯玉祥后路,进驻平津,出任平津卫戍司令。1931年7月,在石友三率6万之众北犯的危急情况下,率部与之决战,歼石军于滹沱河畔。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背负“不抵抗”的罪名下野,在赴欧美考察之前,将东北军全部交于指挥。1932年,于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第51军军长。他手握重兵,与日军相持。日本侵略军以于为其侵略华北之障碍,多方利诱、威胁,甚至使出暗杀手段,于皆不为所动。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黄郛奉蒋介石命令在北平组织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并任委员长;于学忠兼任该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市长。黄郛听从日本的摆布,在“非战区”内划出冀东特别区,以殷汝耕为该区专员。黄郛还令于学忠在第51军中抽调干部组织两个警察纵队,归殷汝耕指挥,到“非战区”内驻扎。这两个纵队后又改编为冀东保安队。后冀东保安队在通县杀死日军甚多,并抓获汉奸殷汝耕,拟汇合第29军进行抗日,但这时第29军已撤出北平,保安队在西撤途中被日军冲散,大部分官兵回到第51军加入抗日行列。
1934年,日本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在天津以日租界为根据地用各种手段扰乱守军后方。如利用失意政客白坚武、郝鹏等收买汉奸、流氓,组织“便衣队”,经常由日租界出动,扰乱天津市治安。当被保安队击溃后,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驻屯军武官柴山亲自出面会见于学忠,妄想游说于与汉奸齐燮元等搞所谓“华北独立”,均被于严词拒绝。日本特务机关又唆使日军士兵骑马在中国界内横冲直闯,肆意侮辱行人,甚至抢夺岗哨枪支,进行挑衅,制造事端。于再三向日租界驻军提出抗议,日军不但毫无收敛,反而更加猖狂。日特利用日租界的汉奸收买第51军被撤职团长曲子才及其同伙,窥视于学忠的活动规律,几次阴谋刺杀于学忠。如,买通于的厨师在饭菜里下毒药,买通于的副官欲在卧室内枪杀于,派刺客在于外出途中行刺等等。这些阴谋活动,均被于学忠预加侦知和防范,未能得逞。1935年春,于学忠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警告天津日本驻屯军:“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此后,日军在天津的挑衅行为虽有所收敛,但日本向北平军分会及蒋介石要求撤换于学忠的军政职务。不久《何梅协定》签订,于被调任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甘肃省主席。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于学忠由兰州抵西安参加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在会上表示支持“兵谏”,并在“八项抗日主张”上签名,积极配合张学良的行动。于还对张说:“要干就得干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张学良遭到蒋介石软禁后,委于代其统率东北军,并将自己财产交于掌管。1937年1月,于学忠与杨虎城联合通电质问南京政府:“调兵西进是何居心?”并先后到杭州、奉化、南京、上海等地积极活动,曾4次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于因此“触怒龙颜”,被撤职留任。
抗战全面爆发后,于学忠率部先后参加津浦路南段战役、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屡立战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他曾对部下说:“张副司令叫我照顾东北难民、守住华北、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我都做到了。我要等他自由了,将东北军交还给他。”其间,于学忠先后任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5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鲁南游击总指挥,苏鲁战区总司令等职。1943年,被免去苏鲁战区总司令职,其所部又在豫东被汤恩伯接管,从此失去军权。1944年,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于学忠去台湾,于隐居四川乡间未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P1-3
前言
杨颖奇
《民国军事将领百人传》系《民国名人传记丛书》中的一卷,着重记述中华民国时期100位著名军事将领的主要生平事迹。
中华民国(1912—1949)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时期,曾发生一系列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无一不是与军事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也无一不是与这一时期中的主要军事将领有着密切的联系。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的成立,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先后发动数十次的武装起义,不惜流血牺牲,终于在辛亥年推翻了腐朽媚外的清王朝,从而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为了巩固和捍卫来之不易的共和基业,又不屈不挠地进行了二次革命、反袁与护法斗争,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奋起反对帝制复辟,反对各派军阀对民国国体与政体的破坏。这些斗争虽然惨烈,但终未能够阻止军阀势力的倒行逆施行为。一时间,那些大大小小分受帝国主义势力或明或暗支持的军阀派系,倚仗军事实力,或操控中央政府,或拥兵称霸地方,或发动战争相互攻伐,致使神州民生凋敝,万民生灵涂炭。
在捍卫共和的斗争中,并未掌握有真正忠于共和事业之武装力量的孙中山,曾希图依靠某一军阀势力,以达到捍卫共和事业的目的。然而一败再败的事实,终使他发现那些嘴里唱着革命高调,实谋一己之利的各色军阀势力,不过是“南与北一丘之貉”。被教训擦亮双眼的孙中山,在1924年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前后,决心建造一支革命的军队,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在广州创办了旨在为革命部队培养军官的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创建初期,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革命精神的熏陶下,学员们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曾参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变,东征讨陈(炯明)及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之后在1926年中,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北伐战争,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中拉开序幕。隶属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依靠民众的支持,胜利北进,在打击和消灭北洋军阀势力的斗争中连奏凯歌,并由此推动革命高潮进一步发展、革命地区进一步扩大。
然而,就在北伐战争高歌猛进的关键时刻,通过主持黄埔军校和指挥北伐战争而膨胀起来的蒋介石集团,却依靠所掌控的军事力量,发动“四一二”事变,并在南京依靠枪杆子另行建立国民政府,并逐步实现对全国的基本统一。虽然如此,在各地仍有与中央政权或公开或暗中对立的形形色色军阀势力。于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地方与地方之间,各派军事集团为争夺利益和地盘,相互间时常发生大小战争。
也就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曾与经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开展北伐战争。当时虽未掌握有力武装,但还是积极发动工农运动,推动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开展。然而也正因为此,所以当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后,非但革命失败,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亦遭惨烈杀戮。血的教训惊醒了共产党人,认识到要在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唯有建立起人民的革命的武装,于是,先后有了各地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和暴动;于是,各地根据地陆续创建,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于是,在当时的中国,“围剿”和反“围剿”成为国共内战的独特样式,而其军事斗争则成为影响和决定双方成败及其命运的一个主要因素。
1931年,当国共双方内战正酣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发动九一八事变,随之以刺刀占领中国东北。接着,又在上海、华北发动一系列事变,不断扩大侵略战争,并朝着灭亡整个中国的目标急进。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震撼了国人,于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中国部分军队进行了江桥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可惜这些局部抗战都不足以遏制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于是,在亡国灭种进一步加深的危急关头,张学良、杨虎城两爱国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的特殊方式,并在中共等各方势力的努力和斡旋下,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仙战双方调转枪口共同对敌,开展了历时八年的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在抗战中,包括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中国军队,以鲜血和生命英勇地抗击着日本侵略军,有众多的高级将领牺牲在捍卫国土的抗日战场上。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国内和平局面被国民党破坏,于是又有了长达三年多的再一次的国内战争,最终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领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有美国支持的曾经拥有数百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最后国民党残余部队退据台湾孤岛,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
综观中华民国38年历史,其中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各种样式的军事斗争贯穿始终。共和与复辟、统一与分裂、中央与地方、侵略与反侵略、革命与反革命,这些不同类别的大小战争与军事斗争,或是次第发生,或是交替出现,又或是相互并存,呈现出“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的战争场景,而其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实为近代中外历史所罕见。
就在这不到40年的民国历史时期,在跌宕起伏、潮起潮落的军事斗争舞台上,涌现出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军事将领。在他们中间,既有创建和捍卫共和的勇猛战将,也有纵横驰骋北伐战场的风云人物;既有进攻红军不遗余力的“剿共”干将,也有率先起兵抗战的卫国英雄;既有奋勇杀敌贡献生命的英烈悍将,也有在内战中一败再败的昔日将星;既有筹划运作于帷幄中的高层谋将,也有拥兵自重割据称王的地方诸侯等等。
在这些军事将领中,其人生轨迹与命运前途多有相异。有部分将领为实现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理想而不懈奋斗,有部分将领以效忠国民党统治集团而相伴终生;有部分将领虽在抗日战场杀敌立功但却积极反共,有部分将领毅然率部起义投奔人民阵营;有部分将领卸甲褪袍为新中国建设贡献才智,也有部分将领退至台湾在抑郁中了却一生。所有这些军事将领的生平事迹与不同归宿,犹如色彩斑斓的人生“万花筒”,呈现出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与个人经历的多样性。
正是为了展现中华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将领这一重要群体,在《民国名人传记丛书》中,单列了《民国军事将领百人传》卷。下面就本书编撰中的有关问题作一说明:
一、人数与范围。所选取民国著名军事将领为100人,入选名人的主要活动时间,为1912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时期。
二、人物类别。所选取的百名军事将领为民国时期军事统帅部及部队中的重要军事将领,一般为军长级以及军长以上级别且具上将军衔者。但考虑到影响程度及其他一些因素,故并未将其全部包括;而有一些虽在职务与衔级上稍低,但其事迹与名声影响颇大,则亦酌录其中。另外在抗战时期,八路军与新四军虽属国民革命军编制,但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指挥,且在抗战胜利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以,本卷未将其中的高级将领录人。还有一些民国军事将领兼在国民党中央或政府中担任要职,或兼在地方主政,且其更具政治与政府要员色彩,故将其收录于本系列丛书的《民国政治要员百人传》中。
三、撰写要则。本卷根据本系列丛书的统一体例与要求撰写,一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努力做到对人物评价客观。对其生平复杂多样的人物,亦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二是在对人物一生事迹予以较完整叙述的同时,突出其在中华民国时期的生平事迹,并以其所从事的军事活动为主,力求做到重点突出,繁简适当,使之既不同于一般的简要人物辞典,也不同于长篇的人物传记。
本卷由杨颖奇、郭必强主编,参加撰稿的作者(按姓氏笔画为序)有左用章、叶扬兵、任彦馨、刘晓宁、许海芸、孙宅巍、苏仲波、李薇、杨颖奇、沈岚、张衡、奚霞、郭必强、蒋耘、喻春生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孙宅巍研究员对本卷书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重要修改意见。本卷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研究员的关心与支持,以及该馆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卷作为本系列丛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编撰和出版具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推动学界对民国著名军事将领进而对民国史的了解与进一步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因为一些主客观的原因,本书在选录人物、撰写、编排上当有不尽完善和准确之处,这些都有待专家和读者朋友们予以指正,在此先致诚恳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