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位父亲，因为上了年纪，他把几个儿女叫到一起，四个，五个，六个，总共有八个，在较长时间的犹豫之后，他们总算满足了父亲的愿望。这会儿，他们刚围着桌子坐下就聊了起来：每个人都是只说自己的事，凌乱混杂，虽然都是父亲想出来的，而且是用他自己的话，但毕竟是每个人各持己见，尽管满怀挚爱，却都不愿意对父亲手下留情。他们还开玩笑地讨论谁该先开始说。
最先出世的是一对双卵的孪生子，在这里，一个叫帕特里克，小名帕特，另一个叫格奥尔格，小名约尔什，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名字。接下来是一个姑娘，当时可让做父母的那个高兴啊，现在大家都叫她拉拉。在能买到避孕药、安排避孕和计划生育之前，这三个小孩儿就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人口过于稠密的世界。不请自来的还有一位，他就像是随兴而致的礼物，名字本来应该叫塔道斯，可是围坐在桌边的人都叫他塔德尔：“不要说傻话，塔德尔！”——“不要踩着自己的鞋带，塔德尔！”——“开始吧，塔德尔，再来一段你的《鲁迪不知所措》……”
这些儿女，尽管都已经成年，为工作和家庭而劳碌，但是说起话来，就好像是要通过语言再回到从前，就好像要让那些朦朦胧胧仅有大致轮廓的事情变得触手可及，就好像时间不会流逝，就好像童年从未结束。
从桌子这边朝窗外望去，可以看见连通易北河与特拉维河的这条运河两岸的丘陵景色，杂交的老白杨树就像是镶嵌在运河的两边，因为这些树的异域色彩太浓，官方决定不久就要把它们全部砍掉。
汤罐里是热气腾腾的一锅烩，一碗红豆汤，再加上小羊排，父亲先用小火炖，最后还放了墨角兰来调味。从前也总是这样：父亲很喜欢给大家做饭。他把自己对于叙事多样化的爱好称作热心关照。他用大小正合适的长柄勺舀满了一盘又一盘，每一次都还要加上一句他的格言，比如：“《圣经》里的以扫，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放弃了长子的名分。”吃完了饭，他就要退场，要么是钻进工作室，让时光倒转，要么就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与他的妻子在一起。
室外已是春天。室内还开着暖气。一勺一勺舀完红豆汤后，兄弟姊妹几个可以选择瓶装啤酒或者纯苹果汁。拉拉带来了一些照片，她试着把照片整理排序。还缺了一点儿什么，格奥尔格，大家都管他叫约尔什，由于职业原因，他负责此事，因为父亲坚持要录音，他把台式麦克风放到合适的地方，让人说话试了几次，最后终于表示满意。从现在起，孩子们开始说话了。P1-2
君特·格拉斯当之无愧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德国作家。他的《铁皮鼓》（1959）、《猫与鼠》（1961）、《狗年月》（1963）、《比目鱼》（1977）、《母鼠》（1986）、《我的世纪》（1999）等小说是德国当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品不仅在德国脍炙人口，而且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出版。格拉斯获得过众多文学奖项，包括四七社奖、托马斯·曼奖、毕希纳奖、德国书业和平奖、法国最佳图书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诺贝尔文学奖等。他具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数十年来一直积极参与德国政治，对德国时政直抒己见，甚至多次为社民党竞选活动四处演讲。格拉斯还是一位技法娴熟、富于创新精神的画家和雕塑家，早年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接受过雕塑与绘画专业训练，写作之余创作了大量雕塑与绘画作品。年逾八旬的格拉斯的一生，无疑是极其丰富和充实的，人们自然期待着他的自传或者回忆录的问世。如果说格拉斯的许多小说都是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背景虚构创作的，那么他的三部自传性的作品《剥洋葱》、《盒式相机》、《格林的词语》则运用了许多虚构文学的表现手法，向世人展现了作家藏在“一页又一页之间”（格拉斯语）和一本又一本之间”（格拉斯语）的生活经历。这三本书里既有作者本人的经历，也穿插着一些虚构的成分，作家笔下的人物时不时也粉墨登场，既有虚构的世界，又有现实生活，虚虚实实，彼此交叉，相互渗透，读者如果不了解格拉斯的文学作品，恐怕很难真正读懂，甚至压根儿就不知所云。
《剥洋葱》（2006）记录了格拉斯从12岁到32岁的生活经历，全书共有十一章，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写起，一直写到他在巴黎的简陋条件下完成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铁皮鼓》，记录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经历。它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回忆往事，在每一个章节里都将历史和现实生活拉近，将两个叙述层面交织在一起，格拉斯以一种“双螺旋”的叙述方式，一会儿以第一人称叙述，一会儿又改用第三人称，试图向读者说明这段藏有秘密的青年时代是如何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写作及作家生涯的。书中没有对事件和人物的详细记录，甚至很少提及具体的人名，在叙述一件或几件往事的同时加入许多小事和细节。在阅读的过程中，人们不难体会到这位老人对隐瞒参加武装党卫队这段经历的悔恨和羞耻。格拉斯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与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纳粹思潮，作家不仅深恶痛绝，而且竭力通过笔下的人物形象努力揭示其之所以曾经在德国能够蛊惑人心、盛行一时的深刻原因。书中现实生活和真实人物与作家笔下的奥斯卡、马尔克、图拉交织在一起。夸张一点地说，《剥洋葱》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是开启文学巨人格拉斯全部文学创作的一把钥匙，同时也让读者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早年在纳粹思潮蛊惑下自愿从军，而后秘藏“褐色”历史这段经历，是否会产生现在的格拉斯和但泽三部曲？
与《剥洋葱》书里引起巨大反响的政治内容相比，《盒式相机》（2008）叙述的是家庭私事、日常琐事，有很多作者本人和家人的生活细节，可以看作是一本用文字组成的格拉斯的“家庭相册”。格拉斯的家庭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家庭”。他结过两次婚。1954年与瑞士舞蹈家安娜·施瓦兹结婚后，育有三男一女，1956年至1959年住在巴黎，然后迁到柏林，后来安娜有了新爱，格拉斯搬了出去。1978年，格拉斯与安娜离婚，次年与来自前东德的管风琴师乌特·格努奈特结婚，认领了乌特的两个儿子，并和他们一起生活。在与安娜分居期间，格拉斯还先后与两个女人同居，她们分别与格拉斯生了一个女儿。
“曾经有一位父亲，因为上了年纪，他把几个儿女叫到一起，四个，五个，六个，总共有八个，在较长时间的犹豫之后，他们总算满足了父亲的愿望。”作者以这段颇具童话色彩的文字开场，“导演”了一场让子女们自说白话来回忆早年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眼中的父亲。全书分为九章，每个章节均由父亲开场，依次引出几个与不同时期相关的子女相聚，一起回忆他们的父亲。每个章节的最后，是父亲对这次聚会的感言。八个孩子，由四个与格拉斯关系密切的女人所生，如今长大成人，但是在父亲的要求下，他们聚在一起，回到从前，“慢慢开始梳理他们童年时代乱七八糟的生活”，从各自的视角，根据各自的记忆，回顾各自在这个家庭里的生活经历，描述各自眼中的父亲。就这样，格拉斯通过子女们的东拉西扯，展现了自己从六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末的生活轨迹。
孩子们的回忆，涉及到战后柏林的艰苦生活、柏林墙的建立、父亲为竞选奔走、遭受右翼分子的袭击、反对越南战争等政治事件；但是，借孩子们之口说出来的，更多的则是作者“乱七八糟的生活”：便宜买下福里德瑙的那栋砖房，乘坐豪华客轮赴美途中遇险差点沉入大海，父母之间的冷战，婚外轰轰烈烈的短暂激情，喜欢烹饪，尤其擅长做鱼等等，这些都是作者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据作者本人亲口证实：关于“甘菊”用一本瑞典假护照在一个意大利牙科大夫的协助下逃过东西柏林边界的故事，确实是发生在他的第二任妻子乌特·格努奈特身上的真人真事；中国之行时，他为德国驻华大使夹带香肠闯过海关，也确有其事；而书中写到的那场村足球队与造船厂足球队的比赛，则毫无疑问是“虚构的”。纯粹是为了表现作者长期以来对足球的迷恋。
全书几乎都是对话，而且没有注明说话者是谁，但是作者通过许多修辞形式，竭力赋予每个人所特有的语言特色，让每一段对话都能够带上说话者的个人色彩，因此这些对话虽然没有注明说话者是谁，但是读者基本上都能够明白是出自何人之口。作者在书里变更了所有人的名字，但是他们各自的经历、职业、性格特征与真实生活中的人基本相似。作者不同意读者对书里的人物对号入座，更反对在介绍本书时采用他的家人照片。儿女们虽然竭力拒绝成为父亲的故事的参与者，但是他们别无选择，最终不得不接受成为父亲的生活的一部分，正如父亲所言：“你们的故事也就是我的故事，无论是欢乐的，还是悲伤的。乱七八糟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穿插于这些“在许多记忆空缺之间东翻西寻的往事”中间的，是作者在《铁皮鼓》一举成名之后，“在一页又一页之间”、“在一本又一本之间”的写作生活，他站在那张便于他站着写作的斜面桌前，不停地写啊写啊，或者说，在他的奥利维蒂打字机上敲啊敲啊，完成了《猫与鼠》（1961）、《狗年月》（1963）、《比目鱼》（1977）、《母鼠》（1986）、《相聚在特尔格特》（1993）、《辽阔的原野》（1995）等书的写作。
盒式相机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这一切。它经历战火而幸存，“可以看见不存在的或者现在还没有出现的东西”，而且能够预知未来。未卜先知。它的主人——小玛丽或者老玛丽，确有其人，即作者在书前题献纪念的玛丽亚·拉马，她是格拉斯一家数十年的朋友，为格拉斯及其家人拍摄了数千张照片。在格拉斯的笔下，她摆出各种姿势，用盒式相机“咔嚓”所有对格拉斯来说重要的东西，然后在暗房里施展魔法，“以奇迹的方式”，弄出各种各样奇异的照片。无所不见的老式盒式相机和这个近似魔女的“咔嚓一下小玛丽”，无疑为本书增添了一些魔幻色彩，盒式相机似乎就是德国经典中篇小说里不可缺少、画龙点睛的那只“鹰”。
格拉斯曾经在接受瑞士文化杂志《Du》采访时时说：“《剥洋葱》和《盒式相机》里没有出现的关于我的自传的那一部分，即我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可能会在一个关于格林兄弟的故事里找到位置。”2010年9月格拉斯出版的第三本自传色彩的书，果然就名为《格林的词语》，副标题是《爱的表白》。
格林兄弟，即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他们收集整理出版的《献给孩子和家庭的童话》被翻译成无数种语言，成为广为流传的《格林童话》。格林兄弟晚年致力于编纂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德语词典》。在《格林的词语》中，格拉斯对格林兄弟的生平并未过多着墨，而是重笔描述《德语词典》编纂工作的艰巨，格林兄弟对编纂工作的执著，他们的家庭、朋友、崇拜者，还有与不时催问编纂进度的出版人的关系。在叙述格林兄弟的同时，格拉斯随时都能够信手拈来自己生活中的相似片断，他所参与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和他的政治主张，也不时地出现在字里行间：青少年时期受到的纳粹思潮的毒化，战后向民主思想的转变，对战后初期阿登纳时期政策的批评，长期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为受到迫害的东德作家的奔走呼喊，对两德统一方式所持的不同意见，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等等。格拉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格林兄弟的时代与自己的生活经历之间频繁穿越，超越时空，以德语文字作为桥梁，把他自己与十九世纪的格林兄弟联系在了一起。他近距离地观察格林兄弟工作，与格林兄弟交谈，他尾随在柏林动物公园散步的格林兄弟，坐在动物公园卢梭岛的长椅上，一边倾听他们的谈话，一边构思着《辽阔的原野》里的人物冯梯。当雅各布·格林在柏林科学院发表演讲的时候，格拉斯俨然作为听众坐在台下，听众席里甚至还有黑格尔、费希特、赫尔德这些不同时期的德国历史伟人。1848年德意志革命期间，雅各布参加了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举行的国民议会，在格拉斯的笔下，自然而然就转到了他自己在这里为德国书业和平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亚沙尔·凯末尔颁奖致词。但是事实上，两个事件之间相隔了大约一百五十年。
《格林的词语》出版之后，媒体不约而同地将其称为格拉斯的告别之作。在《格林的词语》的最后一章《z：到达终点》里，1960年12月，也就是历时一百二十余年之久的《德语词典》即将完成之际，格拉斯与格林兄弟相聚在柏林动物公园，他让格林兄弟坐在战争中残留下来的一辆锈迹斑驳、残破不堪的军用吉普车里，共同讨论几个以德文最后一个字母z开始的词语：“时间机器”（Zeimaaschine）、“报时信号”（Zeitzeichen）。然后他们一起划着小船，泛舟诺伊尔湖上，作者兴奋地欢呼：“让我们一起欢庆吧！多么了不起的奇迹！从A到z，煌煌32卷巨作，《格林德语词典》终于问世了。”82岁的老作家完成了自传三部曲，用“爱的表白”，倾诉对自己毕生用于写作的德语语言的眷爱，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划上了句号。
《剥洋葱》、《盒式相机》、《格林的词语》这三部作品各自独立，表现手法各具特色，体现了格拉斯在创作艺术上不断创新的追求。它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或者回忆录，而是格拉斯以独创的文学形式，把个人的人生历程和文学创作生涯，置于一个历史、文化、政治的大背景之中，通过有选择地回忆和联想一些历史事件，反思和探讨作者本人所关心的问题。它们读起来既像是自传，也像是小说，也许这正是历来排斥写自传的文学巨匠格拉斯力图创新并追求的一种文学体裁——自传体小说或小说式的自传。
2011年1月
于德国小镇尼德多费尔登
君特·格拉斯编著的《盒式相机》是格拉斯对自己1960年代以后生活的梳理和回忆，与《剥洋葱》和《格林的词语》构成自己完整的自传性作品系列。在《盒式相机》中，格拉斯借助局外人的视角，将相机作为回忆辅助手段，记叙了一位年过八旬的老父亲在意识到自己的年迈后，召唤出自不同婚姻、在世界各个角落生活的八位子女，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让他们各自讲述自己对童年和成长的记忆，描述他们眼中的父亲，回顾自己在这个“拼凑起来的家庭里”的生活经历，展现了格拉斯从六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末的生活轨迹、个人情感与家庭生活，可以看作是一本用文字组成的格拉斯的“家庭相册”。
盒式相机，一个能留住人生瞬间影像的爱克发老相机，就像童话里的“魔盒”，闪现在各个场景，呈现格拉斯不同阶段的历史图片。“玛丽，咔嚓一下”，君特·格拉斯编著的《盒式相机》中的父亲总是这样说，对准柏林战后被炸飞一半的房子，对准家庭聚会啃光的骨头，对准橡皮擦过的碎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