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金庸、袁伟时、江平、张灏、金耀基、陈方正、刘笑敢、梁其姿、孙康宜、张信刚、郑培凯，华语世界十二位殿堂级知识人，与您聊聊这个时代和世界。

　　《访问时代(十二位知识人的思想世界)》是李怀宇先生近年来对余英时、金庸、袁伟时、江平、张灏、金耀基、陈方正、刘笑敢、梁其姿、孙康宜、张信刚、郑培凯，这十二位华语世界知识人进行的访谈的结集。受访的学者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专业内，而是从所学专业出发，包含了对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时代的关怀和理解。他们的关怀和理解烛照深远，有些论断切中时弊。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具有跨越大洋的知识背景和思想维度，闪现着智者的光辉。聆听这些知识名宿的教诲，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留给自己一个享受思考的角落。

　　《访问时代(十二位知识人的思想世界)》由李怀宇编著。　　《访问时代(十二位知识人的思想世界)》简介：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情。”金庸：“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米办的，写小说是玩玩。”袁伟时：“没有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不了解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可能建设现代社会。”江平：“解决我们当前房价的居高不下，最主要的应该是治本。当然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的价格。”张灏：“假如大学生就算知识分子的话，那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一些忙着职业、忙着生活的人，没有理想，没有社会责任感。”金耀基：“当然中国自从有了大学之后，转折点太多了，政治上千预也太多，没有发挥到真正大学的作用。”陈方正：“事实上，在西方几乎所有专门学问都会有通俗作品来为大众作解说，在中国这方面还是比较落后。”刘笔敢“无止境地追求量化指标是一种病毒。”梁其姿：“我希望展现出来的是异于英雄式人物的小人物，写出他们的主体性、主动性、在历史里曾扮演的重要角色，这需要很多努力。”孙康宜：“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把有些传统文学史的偏见改正过来。”张信刚：“学术造假是天下第一宗罪。”郑培凯：“我发现在人文学术研究领域里头，有一些学者完全没有人文的关怀．对于世界也没兴趣，这就很严重了。”

余英时：恢复人的尊严

金 庸：写小说是玩玩

袁伟时：启蒙是这个时代的命题

江 平：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

张 灏：只有法制才能控制权力怪兽

金耀基：大学是知识创建基地

陈方正：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散步

刘笑敢：从庄子研究到文明反思

梁其姿：历史研究要关注弱势人群

孙康宜：重写中国文学史

张信刚：文化素质是各种学科的灵魂

郑培凯：艺术拓展人类的心灵想象

读书时代的一个秋夜，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闲逛，无意间走进了石景宜赠书室，在僻静的书架上找到一套从1966年到1996年的《明报月刊》。从此每日无事我便来翻这本杂志，无人争阅，我尽可悠然从创刊号一本本翻起，往往忘了时光的流逝。当时我正醉心于金庸的小说，偶然读到由金庸创办的《明报月刊》，竟如读武侠小说一样废寝忘食。对我而言，这套杂志是人生中的“文林秘笈”。

在《明报月刊》的作者中，余英时先生的文章，尤其使我心折。余先生在《涵养新知，商量日学》一文中说：“我以为今日若想在文化方面有些贡献，有两个方面不能不注意：一是介绍和吸收西方的新东西，一是整理和融汇中国的旧东西，朱熹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大概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纲领。”我觉得他做学问便是如此。阅读印象里，《明报月刊》中《红楼梦》、陈寅恪之热，皆由余英时的思想火花碰撞而起，而从1966年起国史上的关键问题，常有余英时独到的见解。从此我格外留意余英时的著作，见一本买一本，如今细数书架上的藏书，余英时作品有四十余本，为我藏书中作者之首。

2005年夏天，我发愿在华人世界访问文化前辈，一入迷便乐此不疲。起因也许是早年的阅读经验，每读到心仪的前辈文章，不禁心向往之，而从事采访工作，常常能如愿以偿聆听真人教益。有时感觉就像和时间在赛跑，当望见前辈渐行渐远的背影，更使我自觉义不容辞。我无意中发现，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的老先生，在闲谈中提到海外学人，余英时是中心人物。年岁越长，我对时代的关怀越深，对人生的困惑越多，所闻所思的问题，往往在余英时的著作中找到启发。于是，我到美国普林斯顿访问余英时先生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余英时先生家在美国普林斯顿郊外树林里一幢独立的房子，屋前有一个小鱼池，屋后有一片小竹林，格局与一般美国家庭不同。屋中大书房上挂郑板桥的书法“小书斋”。2007年，我在“小书斋”与余英时先生畅谈了五天三夜。别后，在电话里，我漫无边际地问道，余先生如春风般解惑。

余英时先生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后，余英时先生隐居“小书斋”中安静地著书立说，笔端深含中国情怀，思想影响华文世界。余先生曾用这种情况来形容历史人物康德和胡适：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中有人向康德立异，也有人和他同调，但决没有人能够完全不理会他的学说。今天，学术界也将这种评价用于余英时。

在余英时的历史世界里，总是以“人”为本。在他看来，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从2002年起，他极力避免一般常用的“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尽量恢复“人”的尊严。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李怀宇：现在的“国学热”似乎温度越烧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余英时：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国学热”可言。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如果要带一个“热”，就可以不考虑了。我看“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国学热”来。

李怀宇：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所以必须倡导“国学”，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余英时：我想“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说法，每个时代都能听见。不是现代才听见，古代就有了，汉代可以这样说，唐代可以这样说，明代可以这样说，现在还是这样说，什么才是把人心复古呢？从前提倡经学的人，就以为经学可以解决一切，中国人念经学念了几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库全书》提要，经学有多少书在那个地方？每一代都有发展，还不是继续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我想每个时代之间都有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要看是什么病。

李怀宇：在现代学术史上，“国学”一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背景？

余英时：“国学”基本是日本的名词，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了，就是要恢复日本的国粹。先是对抗中国的汉学，后来又对抗西方的东西。这个“国学”后来就传到中国来了。当初经过许多演变，有叫“国粹”，也是日本传来的。后来中国有《国粹学报》之类，章太炎提出，这些东西有所夸大了，改用“国故”，他有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胡适他们提出“整理国故”，整理跟中国有关的历史种种。这样就变成中性的名词。P3-5

我出道之时，满怀理想，相信正义，读前辈著作而心动，便义不容辞地访问知识人，一心为历史留下初稿。一晃多年，跋过山，涉过水，遭遇小风波，目睹怪现象，渐渐懂得世事的复杂与人心的变幻，不禁对这个时代充满困惑。

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时代已然巨变。物质生活与科技产品何其丰富，民主和科学依然任重道远。我拜访的许多前辈，一生都在历史漩涡中击浪扬帆，而理想的彼岸若隐若现于烟雨之间。先人一点一滴的恩泽，汇入时空之海。而今忙碌的时代，海边还有多少拾贝的闲人？

我常感人生的荒谬，仿佛在访问知识人时才能找到超凡入圣的幻觉。现实生活里，琐碎、平庸、无奈似乎命中注定，只好从思想世界里寻找从容、淡定、超脱。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在精神层面，我相信古今中外有相通之心。庄子的《逍遥游》与苏东坡的《赤壁赋》，莎士比亚的妙语与托尔斯泰的深思，依然穿越时空，扣动心弦。

访问生涯对我而言，是问道解惑的赏心乐事。受访者各有成就，问答所及历史、新闻、小说、法律、民主、科学、哲学、艺术等，话题或有交叉，思想时有碰撞。虽然无法涵盖整个时代的思想世界，但是其间饱含着对人间的深切关怀，至少可以擦去我心中的一些问号。

我读过许多访问记，琢磨过口述历史，在思想与技巧上老老实实地下过苦功。然而，访问工作越久，我发现自己提问的技巧越少，渐渐从一个“访问者”变成一个“聆听者”。甚至在整理成稿时，我会将自己的话一删再删，只起到一点起承转合之功，希望让读者更直接地听到受访者的心声。照我的经验，专业的提问固然重要，真诚地聆听也能引出谈兴。当然，彼此激荡出思想的火花，更是可遇不可求的。请恕我无思想家和演讲家的天分，只会认真地记录下受访者的话，尽聆听者和记录者的本分。

长久而言，我对历史充满乐观主义，但短期来看，我对现世常抱悲悯情怀。现世当中，往往是名与利威风凛凛，伪君子与真小人得意洋洋。而放诸历史长河，不朽速朽，喜剧悲剧，自有公道。如今身处浮世，反思乱世，向往盛世，但见时代的问题层出不穷，且泡两杯清茶，在闲谈中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