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史上修建难度最大、公里造价最高、修建历时最长的铁路。

晚清政府没有打通，民国政府没有打通，毛泽东没有打通，邓小平没有打通。

宜万铁路难，难在自然？还是难在人？在书中，一切自有答案。

赵瑜创作的《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充满了尖锐的问题意识和忧患精神，作家不满足于仅仅为宜万铁路谱写一曲赞歌，而是希望从“小铁路”背后看到“大问题”，希望从宜万铁路建设的艰辛曲折历程中发现影响中国现代性之路的深层次问题。

《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独立调查启示录修订典藏本)》讲述了宜万线，即湖北宜昌经湖北恩施到重庆万州的铁路线，作为古蜀道最南端的通道，全程337公里，在这里修铁路就像“在吸饱了水的海绵体上要钻一个干燥的长洞”，因而被称为“隧道和桥梁的博物馆”。它自2003年开始重新修建，于2012年通车，在我国铁路史上修建难度最大、公里造价最高、修建时间最长。

从詹天佑先生打下第一个木桩开始，修成这条铁路就是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 100多年的难题，当代人终于成功了，而这并不是这部作品要表达的全部。作者不断细致描绘经历者的个人命运，并不断提出问题：上层路线才能形成合力，但仅仅这样可以吗？为什么有些事在中国办起来那么难？为什么“文革”时期可以援建坦赞铁路而国内铁路建设却日渐凋零？面对成功的兴奋和荣耀，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些追问正是作者追求史诗意识的具体表现。

《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独立调查启示录修订典藏本)》的作者是赵瑜。

引子

第一章 帝国崩溃在残路前

第二章 八山半水分半田

第三章 民间战火焚残梦

第四章 十七载春秋看成败

第五章 十年灾祸苦难深

第六章 火车头碾破了坚冰

第七章 大觉悟时代的到来

第八章 恩施人运作高层

第九章 艰难立项告功成

第十章 冲破层层壁垒

第十一章 征地拆迁启示录

第十二章 马鹿箐水魔

第十三章 夺命野三关

第十四章 齐岳山成为拦路虎

第十五章 最后的攻坚战

第十六章 震荡的火车头

附录 给人以震荡与启迪的写作梁鸿鹰

写在《独立调查启示录》后面

宜万铁路工程完竣后，可以在上海与成都两大城市之间，实现朝发夕至，中间联结南京、合肥、武汉、宜昌、万州、重庆等一系列重要城镇。可叹恩施地段，却是逢山开洞、遇水架桥，桥连洞、洞接桥，桥不离洞、洞不离桥，处处严峻艰险。光一个马鹿箐隧道，牺牲惨痛，就让读者担惊受怕缓不过劲儿来。可是我们还要说，更严峻更艰险的工程，还有很多，更可怕更惨痛的牺牲，还在后边。

举目全中国，10公里以上的铁路隧道一共9个，宜万铁路就占了仨。

其中野三关隧道，居然长达14公里，令人难以置信。“好嚇人哟！”巴东方言这样说。

承建野三关隧道的队伍，是中铁十六局四公司的人马，老铁道兵底子。2007年8月5日凌晨，山乡大雾，人们正在梦里追寻着甜蜜，享受着宁静。野三关隧道深处，施工者们刚刚吃过了夜班餐，转身继续鏖战，不舍昼夜。

突然，洞里伴随着强烈飓风，洞底大突水疯狂发作。转眼间，一台30吨重的装载机被冲推到80米以外，一台50吨重的喷浆车被冲推到50米以外，其钢梁被扭曲成一根油条。洞中响起了无助的呼喊：救命呀！

52名工人陷没于黑暗洞窟，不可自拔。大自然制造灾难，人陷其中十分渺小。1998年长江洪水，2008年汶川地震，我都去了前线，从湖北到四川，许多惨剧看过，许多泪水淌过，最后剩下的最强烈感想，唯有对大自然的敬畏！从理性上说，我们追赶现代化，中华民族要复兴，当然很好，我们常常为现代化在吾国的胜利而欢呼而歌唱。但是，从情感上说，我宁愿这个社会发展得慢一些，开发得从容一些，生活得淡泊一些，更加尊重大自然一些。这是因为，生命最宝贵，环境很脆弱，百姓怕折腾，世界要和平。

科学的最后目标，文化的终极关怀，利润的极大丰厚，说到底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生活得更美好，而不是相反。这是根本，以人为本。所谓全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原意是相对于阶级斗争和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而言，绝不仅仅是单纯追求经济指标。必须把以人为本思想与经济建设的实践真正结合起来。这一认识来得有些晚啊。我们不能再愚下去，要改变过去一味追求高速度发展的现状，使中国的发展既好又快，先好后快，如果不好，宁肯不快，这才是国人真正的福音……

搞建设，保护环境是第一位的。大施工，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

出事故，奋力救人是第一位的。眼下，52名工人陷于深深洞窟，生死不明。中铁十六局野三关隧道指挥部和当时指挥全路工程的武汉铁路局多位老总，首先动员自身力量，迅猛投入抢险救人；紧接着恩施州州委书记肖旭明和州长周先旺、副州长杨天然，带领铁路办人马，组织州县两级武警、消防官兵、公安干警、民兵分队、矿山医疗救护队，全力配合抢险行动；巴东县和野三关镇、大支坪镇两级党政，大批干部群众和车辆设备，随时听从抢险指挥。52条生命，维系着许多家庭，也维系着大社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省委书记俞正声，湖北省省长罗清泉，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迅速做出批示，密切关注抢险进程；直接赶赴现场的官员，有湖北省常务副省长周坚卫、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王德学、铁道部副部长卢春房等。而这位卢春房副部长，本身就是铁路工程指挥长出身，特别熟悉隧道施工情况，宜万铁路几度发生大事故，他都从北京赶来，趋前指挥抢险。

抢险行动紧张有序。众多工人与战士们，奋不顾身，扑救在洞中最前线。这一次，领导干部们也挺身深入到洞中去了。周坚卫、卢春房、王德学、肖旭明、周先旺、杨天然，他们深入洞窟，没有把自己的生命看得与其他平民有何不同。这是社会进步，可以看作执政党和政府的一种进步。但是，我们并不甘于倾注过多的豪情笔墨，去片面讴歌抒写此类抢险突击行动。抢险本身就是被动的，是不同程度违反客观规律后果的补救。在过去，主流传媒总是用高奏一曲曲“共产主义凯歌”的绚丽篇章，来掩饰灾难的严酷，甚至有意转移关于人为责任的追问。过度彰显抢险行动的伟大与隆重，少问或不问事故本相与原因，实在无利于汲取沉痛教训，无利于中华民族在大规模现代化建设时期，趋利避害，减灾防控。义勇，不能代替理性。抢险救灾，是政府应尽的职责。

我们更加看重的是，这场血泪交流的地下抢险，挽救了多数垂危的生命，本应肯定其功效。但不幸的是，事故仍然造成了多达10人的重大牺牲！其中9位死难者的尸骨，在长达97天之后，才从隧道深处的淤泥中找到，他们早已失去了人形。

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宜万铁路战线上，还有许多这样恐怖的魔洞，大伙儿千万千万要小心啊。

伤心墓前，秋草萋萋。沉哀屈指，马鹿箐和野三关两座隧道工程，已经夺走了28位兄弟姐妹的宝贵生命。P217-220

无论从哪方面看，赵瑜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写作实践中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写作时间长——从1985年发表第一篇报告文学至今，赵瑜已让他的报告文学写作延续了25个年头，与中断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相比，这种不屈不挠的写作姿态本身就意味深长，引人深思；作品数量多——据笔者粗略统计，赵瑜笔下可称之为报告文学的作品已有19部(篇)之多；社会影响大——几乎每部作品问世，都会形成一种“爆炸”效果，成为专业读者思考、评论、争议的对象，成为普通读者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与此同时，赵瑜的报告文学也越写越精致，业已形成了报告文学才有的艺术魅力。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赵瑜报告文学与众不同的特点？把赵瑜的报告文学置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文学场”中，该如何定位？赵瑜报告文学的根在哪里？为什么赵瑜的写作能够长盛不衰？凡此种种，大都可以在公共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框架中寻找到某种答案。

体制批判：文学公共性的彰显

在报告文学领域，赵瑜成名于《中国的要害》(1986)，名声大振于《强国梦——打开沉重的体育之窗》(1988)和《兵败汉城》(1988)。也就是说在80年代，赵瑜已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了中国报告文学写作的历史舞台。整个80年代是文学公共性彰显的年代，所谓的文学公共性，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到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舆论)。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在文学公共性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报告文学作家一方面开始关注更加具体的现实问题，形成了所谓的“问题报告文学”；另一方面，此类作品也把思考的力度从政治、社会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试图揭示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报告文学写作者作为作家，必须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附丽于现实问题之上，直陈其事，直抒胸臆，不大可能借助于什么艺术伪装，也失去了种种艺术手段的保护。在此意义上，他们的言说与其说是一种作家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知识分子行为。这样一种角色扮演与写作方式自然是由80年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所决定的。

赵瑜便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他的报告文学写作的。而他一出手，就进人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写作阵营；他的报告文学也成为文学一政治公共性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要害》面世后，当时致力于报告文学研究的谢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作品所渗透着的“参与意识”，并认为它的出现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它对报告文学从高层次宏观展示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启示性；二是这篇报告文学的出现，正代表了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十年接近尾声时报告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这一趋向具体说就是从宏观上驾驭生活素材，直接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渗透到报告文学中，既写事件中人物的情感、性格，更偏重于对所描写的事件进行高层的评价。其独特的优势就在于能从纯经济、纯技术的圈子里跳出来，面对现实，反观历史，对事件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使报告文学超越了它的新闻价值和文学价值，为决策者制定今后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侧面，也为决策者制定某些方针、政策提供参考。”今天看来，这一判断依然是切中肯綮的。因为此作品既在当时引起了交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晋城市交通局从编辑部一次提走500份，并以正式通知形式，向本系统上下级做了广泛推荐；山西省公路局晋东南分局也从编辑部先后提取1400余册，发至所属部门)，也应该对后来山西乃至全国公路系统的飞速发展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

由此也可以看出赵瑜的报告文学在文学一政治公共性建设中的主要特点。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格局中，其中的一脉更注重批判性、更疾言厉色因而也更偏激一些，那么，赵瑜则采用了一种相对平和的写作姿态和相对温和的话语策略：他既提出了问题并在问题之中融人了自己的批判性思考，同时又抱着一种理性建设的心态，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与决策层对话沟通，从而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于是，赵瑜既成了民意的“代言者”，同时又成了面向决策层的“进言者”。

这种角色特点也延续在他的“体育报告文学三部曲”中。“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强国梦》与《兵败汉城》同时发表于1988年，这一年既是学界所谓的“报告文学年”，同时也是80年代报告文学走到最后辉煌的年头，而赵瑜的重拳出击则为这辉煌涂上了绚丽的一笔。整整10年之后，赵瑜又推出了《马家军调查》，但他显然也延续了前两部的问题意识：对体制的批判与反思。在《强国梦》中赵瑜说：“今天体育方面的种种弊端，不是哪一些人的责任。关键在于体制。”而在《马家军调查》的结尾部分，赵瑜又发出了如下感慨：“就在一九九八的春天里，种种关于机构改革的传说得到验证……这一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至少在表面上有了重要内容，有了干货。真不容易啊，皇城一片震荡。”这种表白让我们意识到，揭示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种种问题，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三部曲”中的一个重要声部。同时，通过体育界呈现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并向高层进言，进而促进体制的转型或改革，也该是赵瑜的良苦用心和政治诉求。他表面上做的是报告文学，但实际上做的却是政论文章。如此写作的好处是高屋建瓴，气魄宏大，振聋发聩，直指人心，它在理性层面能迅速作用于人的公共意识，从而拓宽言说与思考的公共空间。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由于理性高于情感，思想大于形象，它们能对人形成某种震惊效果却很难在艺术感染力的层面让人折服。同时，由于作品呈现出了强大的公共性，势必会对本来就不多的文学性构成某种挤压，结果，文学性便显得越发稀薄微弱。简言之，在“体育报告文学三部曲”的前两部中，公共性与文学性是不成比例的。直到第三部《马家军调查》问世之后，这一问题才得到了妥善解决。

赵瑜像当时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一样，是带着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形态进入到问题报告文学之中的。而由于赵瑜把交通问题、体育问题做成了报告文学，由于这些问题又是关乎国计民生、民族精神的大问题，所以，赵瑜的报告文学便能在同类的报告文学中独树一帜，具有更大的轰动效应，从而也成了文学一政治公共性建设中的一支特殊力量。然而，作为时代的产物，赵瑜的报告文学也带着这一时代文学写作的通病，这就是公共性有余文学性不足。

文体创新：公共性与文学性的平衡

据报告文学界的研究成果，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的发表数量虽依然可观，但好作品不多，问题却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躲避现实前沿、对历史题材的过度开采、作家主体意识的淡化。而“报告文学的退化甚至异化，本质上导源于知识分子本身的退化或异化。他们人文精神的流失，或出于历史的无奈，或出于自我自觉或不自觉的放逐……必然会抽空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这一论述显然挑明了报告文学由变异而走向衰落的深层原因。

在这一背景下，赵瑜也进入了他的调整期。

往前追溯，其实早在80年代赵瑜刚刚出道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文学性了，只不过那时候他的想法很可能还不甚清晰，而落实到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小的困难。比如，1986年，赵瑜曾给评论家李国涛写信，信中说：“我的创作准备以及不多的实践，都没有在语言上下大功夫，花大力气！致使自己的文学作品不能征服更多的读者，继而又派生了青春短暂的急躁……几年下来，手忙脚乱，偏偏荒了语言。”赵瑜之所以会给李国涛写信，是因为他看到了后者的文章《文学不必退让》。在这篇文章中，李国涛反复论述的一个观点是“文学的优势在于语言”，面对电影电视的蚕食鲸吞，文学没必要退让自己的领地，因为再好的电视片也无法传达文学语言所描绘出来的神韵。这一观点显然给当时也在从事影视剧本写作的赵瑜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以至于让他有了反思自己的机会。

如果依照严格的文学理论眼光来思考“文学性”(1iterariness)，从文学语言人手显然是其正道。但打磨语言进而提升语言的文学品位虽然思路正确，却还不能解决报告文学文学性不高的全部问题。这样，除了语言还需要让报告文学具备什么样的文体特征，便成了赵瑜后来重点琢磨的对象。

在1988年的“报告文学创作研讨会”上，赵瑜虽然明确强调了文学性对于报告文学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当前的报告文学作品文学性较差”，但究竟如何让文学性变得多起来，他似乎还没有更好的办法。1991年，在回顾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创作情况时，赵瑜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由于理性色彩过重乃至后来干脆演变成一种赶时髦——从而影响了作品中反映生活原色的客观性。”而“如何在创作中解决好理性精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对将来的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化和发展是个关键。”这意味着赵瑜对80年代包括自己在内的报告文学作品已有了一个清醒的反思。而处理好主观理性精神与客观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打造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组成部分。此后，如何革除报告文学的积弊，如何对报告文学进行文体  。创新，也就成了赵瑜经常性的思考内容。到1998年《马家军调查》面世的时候，赵瑜关于报告文学文体创新的思路已经清晰，他说：“报告文学的前途，是往宽里走，往深里挖。在遵守真实性原则的严酷前提下，认真地向小说和其他艺术取经求宝，以拿来主义，以杂交优势，以优势互补，赋予报告文学新的血液，新的面貌。”“我一直想把报告文学这匹马驹，赶向小说的骏马群中。我羡慕小说家叙事中那灵动的神思，那活力四射的语言，唯如此，报告文学始可驰骋疆场。”这意味着经过《马家军调查》的写作实践之后，赵瑜已明确了文体创新的方向。

90年代之后，整个知识界进入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整个文学界则开始“向内转”，“写什么”让位于“怎么写”，当作家无法在公共性的层面有更大作为时，转而在文学性的层面上精雕细刻便成为必然之举。这种时代风尚既让赵瑜有了一个收心内视的机会，也让他拥有了沉潜发力的时间。而一旦他瞄准了文学性上的努力方向，他便既能对以往的写作进行纠偏，也能让公共性与文学性在自己的报告文学中达到一种有机的统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调整和反思，从《马家军调查》开始，赵瑜已在追求公共性与文学性的最佳结合点。笔者以为，在9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写作中，赵瑜这两者结合得最好的作品是《马家军调查》(1998)和《寻找巴金的黛莉》(2009)。

《马家军调查》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与刻画上，《寻找巴金的黛莉》则是通过精心结构故事，巧妙谋篇布局体现出它的文学性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是巴金与黛莉交往的故事，这个故事早已被历史尘封，只有巴金写给黛莉的七封书信留存于世，它正需要作者去挖掘、充实和叙述。另一条是赵瑜本人“寻找黛莉”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最近几年。由于寻找的艰难曲折，这个故事又派生出许多个小故事。于是，历史故事的打捞与现实故事的推进相互交叉，大故事与小故事又彼此嵌入。这种故事套故事、悬念跟悬念，时而山重水复、时而柳暗花明的写法颇似侦探小说，让人捧读在手就不忍放下。人们当然可以说是因为题材的特殊，赵瑜才采用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但在我看来，这种写法显然也体现了赵瑜文体创新的一种思路。

像《马家军调查》与《寻找巴金的黛莉》这种文学性增强的作品，我们又该如何考量它的公共性呢？在我看来，《马家军调查》的公共性不仅是延续了80年代赵瑜对体制的批判与反思，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借助于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把对体制的批判推进到对于人的异化的批判。《寻找巴金的黛莉》的公共性则既是对普通人的关注和同情，也是对伟大作家道德人格的礼赞。在这一作品中，黛莉只是当年与巴金交往的众多读者中的普通一员，由于七封书信的发现，激发了作者对这位普通读者强烈的好奇心，于是有了作者的寻找。而寻找黛莉的过程既是作者大面积接触普通人的过程，也是后辈作家向前辈作家遥遥致意的过程。因为寻找的艰难曲折，那些平时很难进入文学作品视野的平民百姓走向了赵瑜的笔端，他们的生活、遭遇和命运构成了赵瑜关注的目标。在此层面上，赵瑜仿佛成了“流浪汉小说”里的主人公，他的所见所闻呈现出了人间的世态百相，而那些小人物艰辛、坎坷的人生遭际又通过赵瑜的叙述，激发了读者的道德同情。另一方面，巴金在七封书信中与黛莉谈人生理想，谈读书心得，为黛莉解疑释难，与黛莉平起平坐的事实，又构成了作家的一种精神标高和人格典范，于是寻找黛莉的过程既是赵瑜带领读者学习前辈作家的过程，也是作者与读者精神境界升华、道德感与责任感共同提升的过程。作品中，赵瑜抚今追昔，不时会发出如下感慨：“一个作家，如若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而我们，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没谱，不知朝着哪一路和牌。在这里，我们丝毫不必讳言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只是该问：你要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替怎样的人生发挥怎样的功能？好作品进而大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庸人为名利的产物，而是高贵的文化理想结晶。”这种感慨是中国当代作家与现代作家的对比之物，是让当代作家变得谦虚起来、不要盲目自大的清醒剂。而通过对前辈作家道德文章的追摹与高扬，赵瑜也完成了对中国当代作家与文学的潜在批判。

正是因为如上事实，我们才可以说，只是当赵瑜写出了《马家军调查》和《寻找巴金的黛莉》这种作品时，报告文学的公共性与文学性在他那里才达到了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无论是对于赵瑜还是对于当代报告文学，其意义与价值都不可低估。

精神传承：赵瑜的文学之根

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赵瑜的报告文学会如此呈现？他的文学之根究竟在哪里？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山西的文学传统是由赵树理开创并由“西李马胡孙”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继承而发扬光大的，写报告文学的赵瑜也应该是赵树理的传人。赵瑜是通过报告文学接通了赵树理写故乡、讲真话、从问题人手等方面的实录精神，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调查功夫。赵树理虽然写的是小说，但许多小说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比如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里的故事便是实有其事，当年赵树理也确实对岳冬至(小二黑的原型)事件做过一番调查。

赵树理那种调查研究的功夫在赵瑜这里演变成了一种采访的功夫和能力，这同样是深入生活的一种形式：“我是长期采用这种办法采访的，这或者算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我觉得走马观花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写好。也许我属于比较拙的作家，也许跟山陕文学传统有关，我的前辈们为真实反映生活，在农村一扎好多年，根本不以为意。这时人们往往会把栩栩如生的最真实最有特色的故事讲给你，你会很有意思地跟大家生活在一起，而不是目的单一的采集数字，你会跟他们产生一种很近的同歌哭的情感。包括他们的口音方言，都要重视。这需要时间，需要努力。”赵瑜在这里直接点明了他的这种采访与山陕文学传统的关系，显然会让我们联想到当年赵树理与柳青的所作所为。

(二)实录精神。实录的精神并非来自赵树理，而是司马迁开创的一种文学和史学的优良传统。以这种实录精神来衡量赵树理的所作所为，或许他还不够彻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已经算是做得最好的作家之一了。

赵瑜非常看重赵树理的这种实录精神，在迄今为止赵瑜所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中，他差不多已把讲真话的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讲真话虽依然会受到种种限制，但毕竟已与赵树理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这样，当作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思考空间和写作自由之后，敢不敢写和想不想说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写什么和说什么又成了衡量作家思想境界的一杆标尺。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瑜的写作是值得尊敬的，因为虽然他明知道一些题材依然是禁区，但责任感与使命感促使他秉笔直书，直逼人们被遗忘的记忆。

 (三)问题写作。我曾把赵瑜的作品归类于“问题报告文学”，如果从山西文学的传统看，这种问题式的写作路径显然也是对赵树理的继承，因为赵树理便是写作“问题小说”的高手。赵瑜在他的多数报告文学作品中也提出了问题，这一点与赵树理相似。但或许是囿于报告文学的文体，或许是为了避免落人赵树理式的窠臼，赵瑜只是铺陈问题、展示问题和分析问题，却并不去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显然要高明许多，因为问题的提出和展开是激发读者思考的过程，也是吁请读者参与解决的过程。读者因其“前理解”不同，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就呈现出了多种可能性，这样就避免了赵树理小说那种封闭式结构。同时，这种提问方式与呈现方式，也往往会引导人们超越简单的政策层面(而赵树理小说的落脚点却往往是政策)，从而在政治体制、文化精神、民族素质等层面驻足沉思。

赵瑜既是赵树理精神的继承者，同时也是赵树理问题的审视者和批判者。而只有批判地继承，才能倚傍这一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让自己的报告文学写作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超越之姿，创新之象。

如今的赵瑜依然在马不停蹄地调查着、写作着，这意味着他以后如何在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闪转腾挪，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以我对他近年来作品的观察，凡是公共性与文学性结合得好的作品，大都是沉潜用功之作，而结合得差时，往往是他在“赶任务”。“赶任务”也是赵树理的一个写作传统，这个传统要不要继承，如何继承，看来赵瑜得认真琢磨一下这个问题了。

古今中外著书人，一个共同愿望，就是把作品留下来，传之久远，让后人后世也喜欢。不过，要实现这一愿望，作家自己却做不了主，根本没有决定权。

决定权在谁手里呢？应该说，这个权力，在读者和出版家手中。出版社的编辑们，眼睛很毒辣，最懂得读者的趣味，当往日新书变成旧书之后，还能看出需求和意义来，由是决定了作品的存亡。作品命薄者，人家束之高阁；作品命大者，人家重新推出。作家在一旁干瞪眼，拿读者和编者没法子。

每逢旧书新出，作家便有些惶惶然的欣喜，由不得要感谢编者，也坚定了为读者真诚写作的信念。只有作家付出真诚，才能换取读者的真诚。为泡沫需求而写，为一时功利而作，读者便不买账。茫茫书海，那么多好书还看不过来，谁还顾得上假眉三道的伪文章？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命运，就捏在读者手中。对于商户而言，顾客便是上帝；对于作家而言，读者才是主人。

这一回，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圣贤们，把我过去的篇章整肃了一番，舍掉一部分，留取一部分，编成了六册套书。我先是对向晨等编辑友人举杯致谢，而后酒醒，脑子降温，由不得面对自已三十年的写作进行了一次反省：哪些作品值得人家劳费精神？为什么舍掉另外一批旧作？其中有什么道理？今后怎样写下去？这时才悟到，黄河西岸众乡党，结结实实给我上了一课。

是为后记。

赵瑜

2014年3月3日于京

《火车头震荡》放眼近代中国百年史，注视中国铁路建设的每一个历史节点及其发生的一桩桩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写下了一部中国铁路简史。

——李朝全

《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充满了尖锐的问题意识和忧患精神，作家不满足于仅仅为宜万铁路谱写一曲赞歌，而是希望从“小铁路”背后看到“大问题”，希望从宜万铁路建设的艰辛曲折历程中发现影响中国现代性之路的深层次问题。

——吴义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