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午起，一群人一直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一座刚完工的，甚至有些丑陋的红砖建筑前面。下午3时，一列华丽的车队沿第五大道驶来，各种时髦的四轮马车应有尽有，一眼望不到头：在红砖建筑里面，位于主层的大展厅被挤得水泄不通，绅士们身穿双排扣长礼服，淑女们则被午后阳光般明媚的丝绸所包裹。尽管天气凉爽，由于通风系统尚未完善，仍可听到风扇嗡嗡作响，人声鼎沸。在楼下一层的主会议室里，董事们正焦急等待着美国总统拉瑟福德·海斯的大驾光临。总统已同意参加大都会博物馆的正式落成典礼。在经历没着没落的临时馆舍时期之后，1880年3月，大都会博物馆终于在纽约中央公园有了新家。
3点30分，海斯总统的马车准时抵达。几分钟后，伴随着乐队演奏《嗨！哥伦比亚》，总统在董事和显贵们的簇拥护卫下登上演讲台。首先亮相的是恩泽教堂的牧师亨利·波特，他为博物馆的开馆祷告。随后发言的是纽约公园管理委员会专员——他也是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的当然董事，之后是已正式受命担任大都会博物馆首任董事长的泰勒·约翰斯顿。接着，约瑟夫·乔特发表了讲话。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大家都听得有滋有味。
乔特1832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比绝大多数董事年轻。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哈佛学院和哈佛法学院，高高瘦瘦，一头浓密的红棕色头发常被自己抓得蓬乱不堪。此时，他是一名出庭辩护律师，因代表腰缠万贯的客户和大公司打赢官司而声名日隆。他热衷于共和党政治，在唤醒纽约人反对罪恶的前市长特威德集团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他成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和著名的国际政治家。乔特才华横溢，是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晚宴后演讲家。尽管出身于新英格兰地区最古老的家族，但他表现出一种纽约人与生俱来的随意亲和，丝毫不像那些顽固不化的前辈。有一次，他在新英格兰协会晚宴上评论说，女性清教徒应获得比男性清教徒更多的尊重，因为她们在忍受同等的艰难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那些男性清教徒。在另一次晚宴上，有人问乔特，假如可以变成其他人，他愿意变成谁？他扫了一眼桌子对面的夫人，大献殷勤道：“我愿意变成乔特夫人的第二个丈夫。”有时候，他的风趣也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在一次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晚宴上，他说，目前在纽约的爱尔兰人精于权术，并借此统治了纽约，他向听众们建议，解决爱尔兰自治问题的方法就是让这些人返回家乡。宴会主办方闻言愤怒不已。次日，各种报纸对乔特展开了猛烈攻击。大都会博物馆落成典礼当天，乔特的讲话绝对一本正经。实际上，他差不多完美总结了那些充满活力的想法，正是那些想法促成了大都会博物馆的创建。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那些想法不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创建之初的二三十年，它们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大都会博物馆。
乔特口若悬河，说大都会博物馆的创建者们“相信以更美的形式传播艺术知识，将直接有助于教化人性，使劳苦大众得到教育，变得更为高雅；虽然那些伟大的绘画、雕塑……可能永远无法唾手可得，但是，在博物馆收集有价值作品的过程中，一个民族仍有可能获取一些艺术和艺术史知识，会在相关学习中迈出自己的第一步”。的确，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博物馆生存的基础和理由是发挥其教育功能，博物馆不能只是堆积收藏精品(此举常被认为绝无可能)。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们至少在公开声明中坚持认为，艺术属于大学里面的“知识系”；艺术曾是有钱人的玩偶，现在，艺术已属于全体人民一“已成为大众最好的资源和最有效的老师”，正如乔特所言，艺术应该被认为是涉及“百万劳动人民至关重要的实际利益”。
或许，乔特要把这些引人注目的、具有相当创造性的概念讲给博物馆创建者们听，而不是百万劳苦大众，后者对美的感知还有待培养和提炼。1880年，大都会博物馆刚满10周岁，如乔特所言，它由“一小撮人”构想创建，其中绝大多数人属于不同寻常的、具有自由思想的改革者群体。这些人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和结束后不久发迹，成为纽约的主宰，他们包括重要的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亨利·布洛杰特，道德理想主义者威廉·布莱恩特，开明的神职人员、万灵一神论教会广受欢迎的牧师亨利·贝洛斯。这些人信仰艺术，对艺术的了解却是半瓶子醋。贝洛斯本人曾经说，在纽约寻找艺术博物馆的合格管理者并非易事，因为“实业家、企业家以及具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人，或是对艺术没有什么兴趣，或是缺乏品位和鉴赏力”，而“艺术家则属于梦幻沉思和冥思苦想阶层，他们不懂世故，缺乏进取心、事业心，对卖弄风情的情妇感情炽热，沉溺于自我世界而不能自拔”。而且，贝洛斯曾警告说，别指望公众对创建博物馆等事务给予多大支持。他说，如果由公众选择，人们绝不会投票资助奥姆斯特德及其合伙人卡尔福特·沃克斯，不会支持中央公园的设计建设。贝洛斯认为，寻找既有进取心、事业心，又对艺术感兴趣的人非常必要，应该由这些人来保护公共资金和大众的信任，“直到少数了解公众需求的人完善博物馆规划，不再断言公众缺乏品位和判断力”。
今天看来，这些争论似乎有以恩人自居之嫌。需要牢记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那些有教养的纽约市民遭到了巨大打击，绝大多数人变得沉沦堕落。即便是那些极具能量、自信满满的生意人，也发现越来越难以无视纽约生活的丑陋阴暗面。1863年，纽约发生了血淋淋的征兵暴乱，1200人死于非命，一百多座建筑被付之一炬，动摇了纽约控制社会不安和人口快速增长的信心。近一半纽约居民在国外出生，很多人拥挤在贫民窟，处境之悲惨超过了伦敦和加尔各答。到了1873年，根据当时《哈泼斯周刊》上的文章，估计有一万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在纽约的大街小巷游荡，他们或孤身一人，或拉帮结伙。贫苦家庭的女孩子们只能无情地拥向对其开放的唯一职业。1866年的一份官方报告显示，当时的纽约有621座妓院、99处约会屋，还有75处音乐沙龙，那里的“女招待”是妓女数量的两倍。P11-13
《商人与收藏》可谓《让木乃伊跳舞》一书的姊妹篇。两者承前启后，异曲同工，在讲述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故事的同时，揭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美国博物馆以及美国社会在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进程。
《让木乃伊跳舞》出版后，引起许多读者共鸣，我很受鼓舞，心中也一直有些忐忑，觉得应继续梳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来龙去脉，向中文读者奉献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在众多介绍大都会博物馆的书籍中，能与《让木乃伊跳舞》一书在时代、内容甚至写作风格上一脉相承的，非《商人与收藏》莫属。
本书原名为Merchants and Masterpieces，“masterpiece”可译为杰作、名作、精品、代表作，甚至“国宝”等等。经过推敲，我选用了“收藏”一词，虽然字面上牵强附会，却更贴近全书内容和含义。实际上，《商人与收藏》讲述的不只是创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故事，它向读者展示了美国“商人”们在世界范围内前赴后继开展“收藏”的壮举，展示了他们为何最终把“私藏”变成博物馆“馆藏”、如何把“私人”博物馆变成社会共有的公益性博物馆的过程，展示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断提高管理运作水平、处理博物馆与公众关系、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历程。
在把《商人与收藏》一行行变成中文的同时，我时而被书中一些人和事所吸引，甚至感动。皮尔庞特·摩根、洛克菲勒、罗伯特·雷曼等人的影响至今仍在美国随处可见，无论在其他方面如何评价这些商人，他们对美国博物馆等公益机构的捐赠、捐资和遗赠行为仍令人产生敬意，对推动美国博物馆、美国“慈善”文化和美国社会发展功不可没。虽然商人们也各有所图，各有所得，但受益最大的无疑是美国社会，是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极少数人的俱乐部，到实行免费开放后门庭若市，再到今天收取“建议门票”等变化，均反映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自身、其社会形象、影响和作用的转变。
《商人与收藏》通过相互串联或各不相干的故事，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些浅显问题给予了深入解读。比如，美国商人们为何创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如何构建博物馆董事会管理体制，如何吸引社会参与支持博物馆建设，政府在博物馆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美国国会为何通过佩恩一阿尔德里奇关税法减免艺术品进口关税等等。同时，本书也留给我更多思考和疑问，比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如何能在塞浦路斯任意开展“考古”发掘，为何中国清代外交官向大都会博物馆捐赠汉代青铜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如何、为何在战火纷飞的1945年举办有关中国的“紫禁城服饰展”，为何高科技难以彻底解决艺术品赝品鉴定问题，博物馆收藏如何妥善处理与田野文物保护、文物拍卖市场经营之间的关系，历史类博物馆如何对待现代艺术等等。或许，阅读和翻译引发更多问题和思考正是其意义所在。
写这篇译后记时，我如释重负，希望此书能给读者带来更多乐趣；当然，如果有哪位博物馆馆长阅读此书产生“模仿和超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冲动，哪怕只是一闪念，那也是我们目前正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博物馆的幸事和希望。
借此机会感谢各位读者，感谢译林出版社的张遇先生和费明燕女士，感谢曹兵武先生，他撰写了《让木乃伊跳舞》一书的书评，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感谢我的女儿，她曾帮助我查阅了一些背景资料。
译者
2014年4月于北京
与所有的成功机构一样，大都会博物馆是其时代的写照。19世纪，在纽约生活着一些不同寻常的男男女女，他们的思想、抱负、品位，以及纽约这座城市自身奇特的色彩，塑造了大都会博物馆的发展历程。我尝试讲述的故事，大多与这些人有关——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赞助人、董事、既成体制的拥护者、离经叛道者等等。如果本书故事有反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一个世纪以来，大都会博物馆的掌门人前赴后继，努力使这座博物馆不局限于成为一座伟大的艺术宝库。
毫无疑问，大都会博物馆正是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它是西半球最伟大的博物馆，也是全世界屈指可数的最伟大的博物馆之一。大都会博物馆藏品数量之多在某些领域超过了欧洲的主要博物馆，那些博物馆依靠数百年的皇室赞助、战争掠夺积累了丰富的收藏。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意大利绘画，可能比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或法国卢浮官的类似收藏更好；它收藏的西班牙艺术，优于普拉多博物馆的藏品；它收藏的希腊雕塑，也超越了大英博物馆或梵蒂冈博物馆的收藏。不管怎样，在人类五千年百科全书式的艺术综览方面，大都会博物馆吸引了众多如饥似渴的观众，没有任何其他博物馆能够与之媲美。
当然，博物馆的研究员们讨厌数字游戏。大都会博物馆每年吸引600万观众，但是，以此沾沾自喜只会表明在文化方面的天真幼稚；真正值得在乎的应该是每位观众体验博物馆的质量——周日下午，当6万、7万或8万观众拥入展厅，人们几乎不可能观赏艺术作品，又谈何私密体验？博物馆作为静思冥想的艺术圣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据说，批评家、艺术家以及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些董事一直为此哀叹不已。大都会博物馆为吸引公众努力奋斗了100年，现在，它因在此方面过于成功而备受指责。
但是，社会公众一直是美国艺术博物馆发展不容置疑的理由。美国博物馆的创建基石是假设艺术与教育密不可分，以普通人而非艺术家、学者或鉴赏家为主要吸引对象；当然，后者作为个体观众也大受欢迎。正因为如此，美国博物馆繁荣发展的规模几乎不为欧洲所知。欧洲的画廊常被人诟病为陵墓或“理想的地牢”，美国最好的博物馆则避免重蹈覆辙，在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十分活跃的角色，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诸多影响，甚至让美国博物馆的创建者们始料未及。
毫无疑问，大都会博物馆也经历过死水一潭的时期。在几十年里，博物馆董事和员工们似乎满足于独享藏品征集的乐事，博物馆本身也变得像一家私人会所；但是，一代新人迟早会敲响教育和社会行动的警钟。现在，公众被引导进入博物馆殿堂，即便是那些精英批评家也不希望公众抽身退出。实际上，社会公众的参与或许表明大都会博物馆的真正工作才刚刚起步。
卡尔文·汤姆金斯的这本《商人与收藏》可谓《让木乃伊跳舞》一书的姊妹篇。两者承前启后，异曲同工，在讲述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故事的同时，揭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美国博物馆以及美国社会在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进程。
1866年，一群美国人在巴黎倡议建立一座国家艺术博物馆。
1870年4月13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立。同年11月，博物馆收到了第一件捐赠藏品——一口重达2.72吨的古罗马石棺。
1880年3月30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迁至现址。
那时的纽约中央公园还是一片蛮荒之地，
而博物馆建筑则像一座红砖砌成的谷仓。美国“商人”们在世界范围内前赴后继开展“收藏”的壮举，
他们把“私藏”变成博物馆“馆藏”。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商人与收藏》讲述的不只是创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故事，它向读者展示了美国“商人”们在世界范围内前赴后继开展“收藏”的壮举，展示了他们为何最终把“私藏”变成博物馆“馆藏”、如何把“私人”博物馆变成社会共有的公益性博物馆的过程，展示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断提高管理运作水平、处理博物馆与公众关系、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历程。
19世纪，在纽约生活着一些不同寻常的男男女女，他们的思想、抱负、品位，以及纽约这座城市自身奇特的色彩，塑造了大都会博物馆的发展历程。
卡尔文·汤姆金斯的这本《商人与收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建记)》尝试讲述的故事，大多与这些人有关——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赞助人、董事、既成体制的拥护者、离经叛道者等等。如果本书故事有反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一个世纪以来，大都会博物馆的掌门人前赴后继，努力使这座博物馆不局限于成为一座伟大的艺术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