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赵薇、任志强、蒋方舟、张力奋、宁财神、黄集伟、方泉倾情推荐！

用醒来的文化唤醒沉睡的制度！

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

对国家之顽固，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矜骄说“不”！

《观念的水位》2013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举成为本书畅销读物。现在出精装版。刘瑜的文字向来拥趸众多，本书更多关注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社会现象，比如英国、俄罗斯、委内瑞拉、赞比亚等，笔触更生动，更接地气。喜欢刘瑜文字的人，在书中仍然可以不断找到惊喜。

作为国内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刘瑜的文字向来拥趸众多，之前的作品更多关注美国民主，与中国相关度不高。而本书更多关注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比如英国、俄罗斯、委内瑞拉、赞比亚等，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而很多情况与现今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这无疑让《观念的水位》这本书更生动，更接地气。

喜欢刘瑜文字的人，在《观念的水位》中仍然可以找到惊喜，她是幽默的：“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她还是犀利的：“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21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书中内容，包括、国际时政、政治书评影评以及一些个体化思考的杂论，更为多样化，阅读上带有跳跃感，但并不会有断裂之感，相反，用刘瑜自己的话说：“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

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好的制度的降临并不是“自动”的，观念的变化是必要环节，而本书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

自序：春天里

观念·此处

 素什么质

 民意与伪民意

 给理想一点时间

 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恶之平庸

 贵族范儿

 迷人的愤怒

 肩负自由的疲惫

 告别印象主义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弹性的限度

 怎样推销糖果

 标签战

 没来的请举手

 法治何以可能

 他也可以是我

 合同异

 权力的道德捆绑

 观念的水位

观念·别处

 倒霉的英国议员

 提问时间到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沉默罪

 大家一起来算账

 敲开最好的可能

 让政治变得家常

 绞死银行家

 民主的裤衩

 吵吵更健康

 苏东巨变：20年之后

 俄罗斯的徘徊

 当“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亚洲特色”的民主

 当民主缺失中产阶级

 历史螺旋式终结

 选举式独裁

 宪法这只兔子

 我们在输出什么

 有多少资本主义可以重来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从更人道的到更霸道的

书

 幸福的与被幸福的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成圣又如何

 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

 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底线时分

 超越那些“想当然”

 当自由遭遇一丝微风

 在黑暗中消失之前

 重新发现我们自己

 法治的“秘密”

 你比你想象得更自由

 诸善之间

 像一滴水一样

 从经典到经验

电影

 愿像那水中浮木

 快乐的可能

 如此优雅的平庸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语言的贫困

 爱是

 善的理由

 回到巴黎

剩下的

 琥珀之城

 记得当年草上飞

 另一个高度

 请别让我消失

 兔子跑什么跑

 最好的时光

 诗的世界在每一个角落等待

 在死亡的强光中

 论时尚

 那些剩下的东西

附录 国家转型多种样式

当“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2010年4月初，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又一次走上了街头，振臂高呼要求当权者下台。5年前他们就是这样把前总统阿卡耶夫赶下台的，并迎来了新总统巴基耶夫。5年后的今天，他们决定用同样的方式把巴基耶夫给赶下台去。

5年前的那场运动，史称“郁金香革命”。今天，当媒体上开始用“第二次郁金香革命”这个字眼来形容当下吉尔吉斯斯坦的街头政治时，我，终于“审革命疲劳”了。

此前我们已经听说太多的“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伊朗的绿色革命、缅甸的袈裟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当初它们发生时，曾经令当地民众——也令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欢欣鼓舞，因为这些“颜色革命”被看做这些国家向民主化飞跃的进步。几年过去，当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英雄尤先科今年2月以低于5%的支持率灰溜溜地被选下台去，当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领袖萨卡什维利在一次次的民众抗议中难以喘息，当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胜利者巴基耶夫被反对派民众追赶得下落不明，“颜色革命”这个词已失去昔日的光辉。事实上，各大媒体上都充满了这样的判断：颜色革命失败了。无论郁金香色还是玫瑰色，如今都变成了灰色。

也许比颜色革命是否失败了这个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在这些国家，真的发生过所谓的“革命”吗？革命，顾名思义，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2003年以来的政治却往往是换汤不换药而已。拿吉尔吉斯来说，虽然操控选举、纵容腐败的阿卡耶夫被赶跑了，但事实证明，后来者巴基耶夫比阿卡耶夫还要阿卡耶夫：2009年的选举他照样操控选举、他的亲朋好友被封官加爵、2005年以来吉尔吉斯已有4个政治家被暗杀，国际透明度组织的腐败排名上，吉尔吉斯的腐败指数从2004年2.2退步到了2009年1.9。乌克兰的情况稍好，它至少保存了“公正选举”这个橙色革命遗产——今年2月的乌克兰选举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公正选举，但是橙色队伍内部的分裂延误了改革时机，乌克兰的政治腐败、钱权交易并未根本改善。

“自由之家”的民主指数则对颜色“革命”是否真的发生过作出了最直接的说明：从2003年到2007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的民主指数分别从4.83、4.71、5.67变成了4.68、4.25、5.68。也就是说，革了半天命，香槟也开了，喉咙也喊哑了，这些国家的民主程度基本没有变化。

有变化才怪。颜色革命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场大选中，现任执政者选举舞弊，反对派动员民众抗议示威，最后推翻选举结果，把执政者赶下台去。可以看出，这种革命着眼点是扫除选举舞弊，正是因此，学者麦克弗尔称之为“选举革命”。“选举革命”之所以无力一夜之间扭转政治乾坤，是因为选举只是民主制度这个庞大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即使能够扫除选举舞弊，也只是为民主制度的改善提供了必要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何况很多选举革命甚至不能扫除选举舞弊本身。

我们知道，民主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除了公正选举，还需要强大的公民社会、公正的司法机构、发达的政党体系、尊重规则的法治文化、有效的水平制衡、一定的经济基础等等，只有这一系列的要素同时运转，民主的齿轮才可能真正运转，民主才能成为一个连续过程而不是几年一次的“赶集”，而选举革命对“选举”这个要素的重视虽然必要，却是不够的。有了相对公正的选举就指望民主制度变得完美无缺，就像一个人有正常血脂就指望自己无比健康一样——除了正常血脂，身体健康还需要正常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等等等。

据说今年的乌克兰选举之前，乌克兰民众不但对这次选举、甚至对民主制度本身变得心灰意冷。“天下乌鸦一般黑，民主制度什么用都没有”，很多人纷纷表示。不过我想，认为一个领袖面孔的改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给社会带来幸福，这个想法本身是不是太幼稚了呢？民主制度并不是选民投下一张选票然后跷起二郎腿等待政治家给我们端茶倒水的“懒人”体制，而需要民众对政治经年累月地“巡逻”促成点滴改良及至水滴石穿。努力锻炼身体、健康饮食努力降血脂并没有什么错，人们只是需要更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和健康饮食，直到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都达标为止。

P118-120

春天里

这本书是我近年的专栏和随笔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是给《新世纪》的时评专栏，第二部分主要是更早些时给《南方周末》的国际时政专栏，第三、四部分主要出自《新周刊》的政治书评影评专栏，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些更个体化的杂论。在此一并感谢，谢谢这些报刊曾给我提供的平台。

这些文字大多在网上都能找到——想省钱的读者可以放下此书，去买杯拿铁或一碗牛肉拉面。之所以仍然愿意结集出版，一则作为一个作者，还是希望自己各奔东西的文字能够有家可归，端端正正码一起，有“小团圆”的喜悦——尤其我近年想暂停专栏写作，这样的总结就成了对一段时光的留念；二则念及自己当初写作这些文字时的辛苦，希望它们配得上更持久的阅读，而不仅是一次性消费——我读过一些“专栏快手”的自白，有“两根烟功夫”写出来的，有“交稿前两小时动手的”，有“飞机上赶的”……我好像从未有这样的自信和从容，每次交稿前焦虑三天，酝酿两天，动笔一天，每挣1000块稿费平均要给自己买零食、咖啡、衣服、化妆品等1200元。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环顾四周，被颠倒的“国”与“民”关系仍然远未被拨乱反正；习惯性谎言对人的智力羞辱还在继续；一句“制度的问题”反复被用以推卸作恶中的个体责任；政治问题道德化或经济问题道德化，为民粹主义培育着延绵不绝的土壤；以儒家观念或者西方极右话语否定“政治平等”之价值，将自身预设为精英然后翘着兰花指赞美前现代式的精英主义；对精致品味与审美旨趣的追求遮蔽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真问题意识……这本书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矜骄说“不”。

奇怪的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理由悲观，我仍然对中国——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未来感到乐观；也许有一天情况会变糟，但也是为了变得更好而变得更糟。我见过香港人为捍卫自由而抗争的画面，也知道台湾地区转型期族群冲突再剧烈最后大体还是诉诸法治解决，我不认为中国人具有某种胎记式的国民性——事实上我认为，认定自由、民主“只适合西方”的看法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是一种过于懒惰的世界观。

乐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人性的信心。我不知道人性善性恶，只知道人人都追求快乐，而选择的权利——自由——是快乐的前提；同时，权力制衡——民主作为其维度之一——又是自由的前提。我不相信一个喜欢数理化的人一辈子只能读四书五经会快乐，不相信一个擅长经商的人一辈子只能给领导写报告会快乐……追求快乐的本性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革命者，而一个远离快乐的制度也许可以依靠信息控制维持很久，但在信息控制越来越不可能的世界，一条缝会渐渐变成一扇门。

乐观还来自于对情境的判断。有朋友在读清末民初史的时候感慨，一百年了，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进步。我不这样认为。一百年来极左经济模式的全球性失败已经使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市场经济与财产权利的重要性——而一百年前即使孙中山和胡适这样的进步人士对此也没有清醒认识；一百年前中国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已颇具规模；一百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文盲，人均寿命三十几，今天中国识字率百分之九十多，人均寿命七十三；一百年前全球只有二十来个初级意义上的年轻民主国家，今天全球五分之三的国家已是民主国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已经为新的制度变迁创造基础，这种看法用学术语言来说叫“结构主义”，用崔健《蓝色骨头》里的一句歌词来说则是：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当然不是说一个更好的制度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自动”降临，观念的变化显然是必要环节。观念又怎样变化？除去经济社会发展所塑造的土壤，知识的传播与价值的澄清则依赖于人为的努力。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事实是他只能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所以所谓启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对被蒙蔽理性的擦拭。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这当然不是一本书可以做到，只希望其努力是往这个方向。

由于这些文字所登载的报刊及栏目性质不同，也由于写作断断续续跨越三年两国（我2010年夏天从英国回到中国），这些文章的风格旨趣有些差异，可能给阅读带来一些跳跃感，望读者有所谅解。此外本书中有几篇曾收入《送你一颗子弹》或其他出版机构的文集，但为保持自己评论系列的完整性，还是将它们收入此书，也望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