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襟危坐，西装革履，些许严肃，微皱眉头，这是白岩松的公众形象，这或许与我们时下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有点格格不入，但他敢于迎接挑战，追寻着新闻的客观与公正，忧心忡忡地关注着种种社会问题和现象，冀希着社会更加美好。

邹煜采访整理而成的《一个人与这个时代：白岩松二十年央视成长记录》通过对白岩松个人成长经历的记述，使读者们看到主持人是怎么通过知识上的、学理上的、精神上的、思想上的一步步准备达到现在的高度。同时将主持人个人的发展放在电视行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30年大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思考，展现他对电视领域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主持人们对职业、对人生、对情感的各种思考也会融入其中。

《一个人与这个时代：白岩松二十年央视成长记录》由邹煜采访整理而成。

从1993年到2013年，这20年的中国电视新闻经历了非同寻常的20年，从电视新闻杂志、直播连线到新闻评论，电视新闻的传播语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作为这20年中国电视新闻变革的亲历者，集记者、主持人、制片人和新闻评论员于一身的白岩松与这个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人与这个时代：白岩松二十年央视成长记录》是白岩松的20年央视成长记录，通过白岩松讲述这20年里他所亲历的故事、他所关注的新闻和人，来打量、记录他，更重要的是，记录这个变革的时代。

1 -1993 触“电”：电视人生前传

 “流行音乐是我的爱好”

 首次“触电”

 1026

2 1993-1996 好奇：命运的偶然转身

 “混”进电视

 自己是主持人了？

 平视

 新闻最核心的在于人

 “路标”

 渴望年老？

 我用主持人的方式做记者

 好的记者都是啄木鸟

 舆论监督就是新闻的天然属性

 “媒治”

3 1996-2000 拓展：大范围地走向公众

 我是在给自己树一面镜子

 好的主持人只可诞生而无法训练

 我是“第三种语言系统”

 不要在别人的结论那里就终止了

 有任何问题，切给我

 三峡大江截流：中国直播的转折点

 悉尼奥运直播：另一种样态的直播

4 2000-2001 逃离：拿得起也放得下

 换个地平线再升一回

 新闻主持人不该被过度消费

 “前店后厂”

 《子夜》一直就没诞生

 我是防止申奥未成而去的

5 2001-2003 收获与放弃：制片人生涯

 直播常态化

 我们第一个报道SARS

 “被动”做了两年制片人

 “新闻胶囊”

 我必须回到以白岩松的方式做主持

6 2003-2008 转身：我从未跨越新闻的边界

 人生和职业的转折期

 真正的主持人中心制是内容中心制

 足球对我来说就是新闻事件

 影响力下降是进步的标志

 新闻的内核必须是严肃的

 我就是要做一个长跑的人

 《新闻周刊》：卖选择

 节目很火是危险的

 “看”：中国电视的开创性工作

7 2008—评论：一个“脱敏”的过程

 我看电视评论节目

 观点已经成为新闻了

 《新闻1+1》所卖的选择

 有质感的表达：内容为王

 评论是一个脱敏的过程

 《奥运1+1》：平行逻辑

 新闻频道与“拉玛西亚”

8 未来：电视知识分子

 我更愿意做“希望新闻”

 我是央视的八哥

 让新闻有不同的色彩

 “岩松工作室”

 “听证会”

 新闻的第二、第三落点

 至今无法被超越

9 凝望：镜头外的人生

 “新闻私塾”

 理性现在是个奢侈品

 “思想慈善”

 “精神地标”

 开学了

 持有广院的“原始股”

 与这个时代无关的阅读

 生命中最美的馈赠

 与赞扬和争议同行

10 聆听：时代的跫音

 “路标”手迹

 我们能走多远

 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

 纪念，是为了再次出发

 如何领导？

后记

“混”进电视

在《痛并快乐着》中，白岩松写道：1993年，年初，办公室的电话晌了，找我的，当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去接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从此，另一种生活开始了……

其实，在白岩松大学毕业的时候，干电视已经是学新闻的学子们追求的热门目标了，但是在他心中，当时却似乎很少做过电视梦。他说，进《东方时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因素。

刚进《东方时空》，他的工作是做策划。在2013年5月出版的《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与<东方时空>二十年》一书中，自岩松接受访谈时说：“我刚开始很好奇。战胜疲劳也好，或者让你不厌倦也好。一个重要的因素其实不在于你的收入，而在于你是否有足够的好奇。在《东方之子》做策划这件事当时让我非常好奇。因为它跟我延续在做的一件事情有关——我在报纸的时候已经开始对人极度感兴趣，所以这就是命。”

你就是我要的人

进《东方时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因素。

因为我当时一直在做报纸，《中国广播报》，不断地在上面写文章，慢慢地就被周围小范围的人知道，可能是这些人还觉得，这小子的文章写得还蛮有意思的。

当时《东方时空》正在筹办，四处招兵买马。当时《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问，找到崔永元：“有没有人啊，哥们儿，介绍点人。”那小崔介绍的人当中有我一个。

有一天，时间就打电话过来，说见一面吧。当时对于我来说，不管哪的人，见一面就见一面呗，也没什么负担。

见面的时候我就给他准备了几篇人物采访稿，那是我当时采访香港歌星的几篇稿子，当然是用我的方式去采访的，不是那种娱乐的、八卦的，就是人物采访，因为我已经连续在《中国广播报》连载了，而且当时在中国最牛的流行音乐杂志——上海的《音像世界》上连续连载了将近一年我的人物访谈稿。那是当时中国最牛的音像杂志。所以，我挑了几篇给时间，时间当时看了两篇就说：“你就是我要的人。”  我是策划，不是主持人

虽然我进入《东方时空》就走上了主持人的道路，但是请注意，时间当时找我的时候，不是选一个主持人，而是要找一个策划。这个策划是帮着主持人来设计问题，帮着栏目去分析一个人物。

当时之所以让我去做策划，我想可能是因为我采访人物的方式跟过去不太一样的缘故吧。我的方式不是那种简单的、面上的，还是应该相当深的。那我觉得这跟我对流行音乐的熟悉是有关的，所以就这样，时间说，好，赶紧来上班吧。这是兼职，而且那个时候大部分是晚上去，所以对我来说影响也不大。

年轻人有大量的时间，而在当时，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到别的媒体帮帮忙也是一种时尚，尝试点新东西总是好的。

自己是主持人了？

在《东方时空》栏目做了100期节目以后，我对自己有了两个定位：第一个定位是决定从电台去到电视台；第二个定位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个主持人了。“谁早上看电视啊？”

之所以有这两个定位，我觉得主要有这样两种原因。

第一个是当时电视台很牛，大家都想去。可是，第一次电视台让我去的时候我没去，我给拒绝了，那好像是1993年三四月份的事。我为什么拒绝了？因为当时我正在筹办《流行音乐世界》，我还是认为这边是主业，那边不过是个兼职。最开始让我做主持人的时候，我也没太想干，因为我觉得怕人认出来，影响本职工作，影响不好。

但是，时间说：“谁早上看电视啊？”我一想也是，只是没想到《东方时空》很快火了。

因此我第一次是拒绝的，也就是说一开始我并没有想从电台去电视台。

那么，直到1993年大约六七月份，我筹办的《流行音乐世界》报纸被主管部门给毙了。因为当时领导的思想还不够解放，他觉得中国为什么要办一个关于流行音乐的报纸？流行音乐还不是社会的主流，甚至意味着还遭受着某种歧视，所以这张报纸被毙掉了。

虽然已经开始试验做样板，而且名片都已经印了，但由于这张报纸被毙掉了，我才下决心，从电台去到电视台。那这是第一个决定，是被动的，因为自己筹办的报纸被毙掉而导致的。

“我主持人？别逗了！”

第二个是主持人的自我定位的问题。虽然孙玉胜在《十年》中提到，《东方时空》第一天播出后，同行的评价不高，觉得除了《音乐电视》之外没有什么新意。可能很多人会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但是我必须清晰地回到那个时候，我们进去做《东方之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关注外面的评价。

首先，因为我当时没打算拿这儿当主业；其次，大家更在意自我的评价，也就是自己认为好不好，自己想干什么。所以没去关注别人的评价。不像现在，做个电视，大家会看收视率，会看其他很多很多东西，被舆论绑架，被收视率绑架，被其他东西绑架。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关心别人怎么说，如果别人说好，有时候我们甚至还会怀疑一下。

因为最开始我是“被”当做主持人的，而我也一直是像做记者一样地去采访，做我该做的事情。突然有一天，我接到我们组的一个编导乔艳琳的电话，她告诉我：“小白，你当选咱们整个《东方时空》第一季度唯一的一个最佳主持人。”我一愣，说：“我主持人？别逗了！”她说：“是。”

那天在电台旁边，正好要跟哥们儿去吃饭，而且还是接的呼机，我回的电话，我印象很深。

从那天开始，突然犹犹豫豫当中，我觉得，我是主持人了。

所以，这是这两个定位的由来。

P23-26

让白岩松自己说（代序）

1.随着《东方时空》的开播，我走上主持人位置，以《东方之子》为主要的栏目载体，主要身份是一个人物的采访者。

2.我觉得《东方之子》最重要的，从第一期节目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平视”的概念，提的问题不会都是献媚的，而就是问题。

3.在《东方之子》，我觉得非常幸运，一做电视，首先接触的是人，因为它是所有传播当中最核心的东西。

我们之所以关注新闻，是因为关注人，关注我们自己，关注人类的命运，所以人永远是（新闻中）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4.我认为好的记者都是啄木鸟，而不是喜鹊，不是天天让人开心。记者天生就是啄木鸟，就是通过叼出树上的一个又一个害虫，既给自己提供食物，也让树木和森林保持健康的一群动物。

5.我觉得一个主持人要善于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只有发自内心的东西才是最准确的。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同行，他的感受其实没错，但是他不相信自己的感受，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不敢放大自己的感受，不能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慢慢地你就很空了，别人看不到你，看不到你的真实情感、你的真实思考。

6.作为一个好的主持人，或者一个好的评论员，最重要的是永远不偷懒，不要在别人的结论那里就终止了。再往前走走，看有没有新的发现和结论。现场不只是一个事发地，现场有无数，包括心灵现场、信息现场，都是现场。你多在现场徘徊一会儿，多去看一些细节，也许新的发现就出来了。

7.细节处才有真正的事实。所以，我不认为我是不聪明的，但是我不认为聪明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是聪明人做笨的活儿，最后你才会有智慧。

8.我跟自己确定的边界是新闻和人。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变过。

奥运会难道说不是大的新闻事件？那是全覆盖的新闻事件。而且奥运会也是一种推动力，我有机会进入到奥运会里面，我就能够有机会改变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语态，由散文化的向新闻化的方向改变，那你就是一次推动。2012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开闭幕式跟以往不一样的，而且你做了，就逼迫原来的模式也要发生改变，多好啊。

9.过去的评论是纯粹的依附，要依附于新闻的后面。现在你会发现，有的评论甚至要独立生长。有的时候，这个新闻本身没那么大影响力，但是，对这个新闻的评论却成为第二天的头条。

到最后，大家可能都忘了我说的是哪条新闻了，但是，我说的“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又生长为一条新的新闻。

10.很多年前我就开玩笑，拉条狗进中央电视台，连播一个月就成名狗了，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现在稍微可以稳定心神地去说的是，二十年了，我一直在第一方阵里头。因为我还在长跑的过程中，最后的冠军不重要，因为这个过程，你如果一直在做，而且你不断地开疆拓土，我觉得我可能跟好多人最大的区别就在这儿。

11.为什么要去改革，要去推动？如果有可能的话，将来有一天，我多么希望，我能以新闻频道对手的方式做出一个新的频道。不是为了跟它成为对手，而是为了打破垄断，形成竞争，多元化，让新闻有不同的色彩。

12.我觉得互联网到哪个国家都不如到我们中国来得恰到好处，它会改变我们很多东西，尤其是从干传媒的角度来说，你要学会：你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但是你要维护别人说话的权利。

13.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谁都是迎合。不一定大比例的声音就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所以，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永远站在更理性的一面。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勇敢地发出你的声音。而不是说，我有可能得罪很多人，算了，明哲保身吧。那这个社会永远进步不了。

14.我对未来充满好奇，这种好奇之中更大的比例是乐观一些的东西。但要真想让这乐观变现，就得行动，就得敢于变革，敢于迎接挑战，一个人如此，一个时代同样如此。

2012年3月的一天，晚饭后，我正在校园里散步，一个电话，让我和这本书结缘。

在头一年的11月份，一本关于白岩松与《新闻周刊》的书刚刚出版。那是2006年年底我和几个人一起写成的，后因故搁置，五年后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本书，让我首次与白岩松结缘，可也正是那本书，在我心中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一是，《中国周刊》在2007年年初改名为《新闻周刊》，并且变得更加的成熟，而书中的相关内容没能更新；二是，写那本书时对白岩松只进行了匆匆半小时左右的访谈，有点浮光掠影的感觉；三是，伴随着《新闻1+1》的开播，白岩松也由主持人发展成了评论员，我也很想从这方面做一些研究。

接到这个电话，虽然当时心里多少有些犹疑。但是，先前的诸多遗憾让我有一种好奇和再战的冲动，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下来。

2012年11月3～4日，北京降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尤其是西北部延庆地区，达到暴雪级别，城区积雪厚度接近50厘米。5日，关于这本书与白岩松有了第一次会面。

这次会面，大体确定了书的框架和内容。白岩松说，主持人是时代的产物，它与时代的特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通过时代的关键词来反映。

2013年是《东方时空》开播20年，也是邓小平南方讲话20年，也是确立市场经济20年。这20年，白岩松从广播到电视，到《东方之子》，到《新闻调查》，到《时空连线》，到《新闻会客厅》，再到《新闻周刊》，到《新闻1+1》……他参与创办和主持了一系列名栏目。

他说，那就围绕这20年，写一个人与这个时代的关系吧。

也就是，通过访谈，听白岩松讲述这20年里他所亲历的故事，所关注的新闻和人，打量他、记录他。

白岩松说，这20年，若从《东方时空》和新闻评论部的角度来看，“可以划分为四个段落：一是《东方时空》的开播到1000期之后的第一次改版，这是创业阶段；二是从100l期到第二次改版，这一阶段，新闻评论部也拆了，这是充满变革、充满开拓的一个阶段；三是《东方时空》第二次改版到新闻频道的开播，这是梦想的实现过程，也是一个平台期；新闻频道开播至今是第四阶段，不那么改革的十年——新人诞生得很少，新栏目诞生得也不多，对中国电视改革的促进也不大，可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是一个整固期——把过去的梦想变为现实并一一地常规化。这20年，我也在其中。”

但就个人而言，则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从《东方时空》的开播到1000期后的第一次改版，白岩松以《东方之子》为主要的栏目载体走上主持人位置；第二阶段是从《东方时空》的1001期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报道结束，明确了他身上的主持人符号，并且更大范围地走向公众；第三阶段是从悉尼奥运会报道结束到2001年11月份，基本没做节目，一直在研发《子夜》这个栏目；第四阶段是2001年11月到2003年8月份，这一阶段淡化了他作为主持人的身份，而强化了他作为一个制片人的身份；第五阶段是从2003年8月份辞掉了三个制片人到《新闻1+1》的开播，这是伴随新闻频道成长的阶段，白岩松重新回到主持人的角色上；第六阶段就是2008年3月24日《新闻1+1》开播至今，主要的精力就是做评论员。以后，第七、第八阶段，评论员这个角色他会一直做下去，只是它只占百分之六七十的精力，剩下的精力会去做新栏目的研发，去关注这个时代的其他因素，比如人的生存状况等。

就这样，我们之间的访谈就围绕着这几个阶段进行，从2013年1月份开始，一直到5月31日，大的面对面的访谈一共进行了五次，每次两小时左右。此外，如果某些问题一时想不起来了，我们还随时通过短信和电话进行交流，把相应内容补上，包括对于书稿内容的修改、讨论等。

正好，2013年春节前后，也正是白岩松特意停下来的一段时间，跟2000年悉尼奥运会报道结束后的那段时间一样。这为我们的这几次面对面的访谈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否则，这项任务的完成恐怕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快、这样顺利了。

春节前，我们密集地完成了三次访谈。尤其是第三次访谈，那是2月8日下午4点开始的，这也是年前最后一个工作日，访谈结束时已是六点，天已经黑了。访谈结束，岩松说：“这是年前的最后一项工作！”说完，我们各自走进夜幕，汇入到匆匆的回家人流之中。

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访谈，对我的挑战也是蛮大的。你想想，一个从来没有访谈经验的人要去采访一位经验丰富的人物访谈者。我该如何提问？还有，岩松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我如何从他那儿获取“独家”信息呢？……访谈开始前我一直纠结于这些问题。

然而，访谈开始后，我发现，这些问题完全用不着担心。

正如今年两会期间，有媒体记者竟也有如此感受：“采访白岩松，对记者来说无疑是非常大的挑战。往往问题还没说完，他早已心领神会，无须准备早巳胸有成竹，自动打到直播状态，每句话都直指核心，逻辑严密入情入理，没有一句多余。”

《新闻l+1》的编导刘楠也说：“采访他的记者们不用担心彼此间信息撞车，因为每次接受采访，他的新鲜观点迭出，像哆拉A梦的百宝匣。”

于是我心中的重负完全放下了。整个访谈过程逐渐变得轻松起来，我已完全不必担心自己的提问了，因为我的提问是否精彩已经不重要了，或许问题都很烂，但是回答全都相当精彩。

回望这大半年时间，虽然业余时间少了些，也较以前忙了不少，但收获却是蛮大的。借用岩松的话来说，“这简直是天天在上课，而且还给你发工资，你都能听到自己骨节在生长的那种声音”。确实，这大半年于我而言，也是“天天在上课”。

为了还原真实、立体的白岩松，我们还采访了他的老师、同事、同学、朋友和学生。他们是曹璐、吴郁、王力军、张泉灵、赵宏峰、刘楠，以及“东西联大”的部分学生等。他们从不同视角为我们呈现了各自心中的白岩松。赵宏峰是白岩松的高中同学，这也是她第一次接受采访，她首次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屏幕下的白岩松。《新闻1+1》的80后编导刘楠，在“又是抱娃又是拍片”的忙碌中仍然热情地接受访谈，并将她即将出版的《有一种基因叫理想——央视评论部那人那事》中的内容独家剧透给了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的吴郁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王群教授！他们一直关注着本书的进展并不时为之出谋划策。特别是吴郁老师，作为第一个系统研究主持人的播音专业教师，曾被岩松称为“她是专门研究我语言的”，在接受访谈的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和一些好的点子。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韩建民社长、郁金豹副总编，以及责任编辑易文娟和李旦，他们的信任、支持、鼓励和鞭策，是本书得以顺利完成的基础和保障。

感谢姚喜双教授，我做博士后的合作导师，在我写作陷入困境、难以打开局面的时候，他为本书的结构和内容贡献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感谢侯敏教授，我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她为我完成本书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鼓励，同时也从方法上给予了大量的指导和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很多我的朋友、同学为本书的完成给予了不少无私的帮助。他们是刘书峰、田维钢、李德、张春蔚、于溪等。刘书峰和田维钢是我的同学兼同事，更是朋友，与他们的讨论使我获益匪浅，尤其是刘书峰，经常被我拉来一起讨论，并为本书贡献了不少好的创意。时任央视经济新闻部制片人李德是我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作为系学生干部住在系学生会办公室，全系只有那儿有一台电视，因此他也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早上看了《东方时空》来上课的人，当时着实让人“嫉恨”；还有资深媒体人张春蔚，虽然低我两个年级，但在学校那会儿就一直在一起共事。他们俩都为本书贡献了不少好的观点和思想。此外，央视财经频道的编导于溪，也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在此，也特别感谢他们！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两位参与者，郑双美和谢熠，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生和应用语言学专业本科生。自2012年7月份开始，郑双美就参与到本书的资料收集和前期策划工作中来，先后参与了对王力军、赵宏峰和张泉灵等的访谈，承担了绝大部分访谈录音的整理工作，以及书稿的部分前期统稿工作等。当然，这对她来说也有很大的收获，特别是在听了白岩松给“东西联大”学生的上课后，她说：“白岩松幽默而深刻的语言，融入他这些年来的独特人生经历和感悟，像是一碗营养丰富的汤，甜而不腻，却又韵味悠长。”谢熠从2013年3月参加进来，参与了这之后的几次访谈，并承担了这几次访谈录音的整理工作等。没有她们的热情参与和倾心付出，本书不可能这么快、这么顺利地与读者见面。

邹煜

2013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