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微娜所著的《浮缘》描写的是三个人的传奇：一个平民中走出千万富翁的财富传奇；一个玉镯断成两截的爱情传奇；一个没有赢家的情感传奇。

这部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从三个医科大学同学的人生、事业、情感轨迹，折射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时代变迁，也透视出色彩丰富的社会风貌与市井图。作品内容丰富，文字流畅，有一定的可读性。

石微娜所著的《浮缘》是一本描写现代都市白领事业发展、个人成长和情感纠葛的长篇小说。二十年前医科大学相知相恋的三个同学，在毕业分配的时候，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并经历了各自坎坷的情感历程。三人重聚首后，本以为缘分已尽，后来才知道：爱是没有代价的携手，是一份比天大的责任……

《浮缘》情节跌宕起伏，有商战中的投机狡诈，黑社会里瞬息万变的血腥屠杀，官场中顺理成章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情感中的卿卿我我，可以视作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部演变史、一幅市井图。

潘玉萍坐在妈妈的床前，眼睛盯着悬挂在支架上的那只输液瓶，病房里很安静，她仿佛能听见液体滴进妈妈体内的声音。这是1973年早春的季节，春的绿色并不急于撩开那温柔的面纱，而任凭冬的寒风肆无忌惮地吹着。瑟瑟的寒风中，那些早已变形而无法关紧的门窗，像打摆子的病人般卖力地抖动着身躯，屋顶上压着茅草的小青瓦也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声。

潘玉萍是个二十二三岁的姑娘，圆脸上一双不大的眼睛，中等身材，臀部较宽大，因而显得壮实，背后两条粗黑的大辫子，额上的刘海总要遮住眼睛。

妈妈的病情恶化了，几天前她因哮喘病发作，被人们抬到了公社卫生院。这卫生院是旧时的一座庙宇，进了大门有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土坯墙、茅草顶的房子，空荡荡的院子里是几根晾衣服的铁丝。物质生活虽然贫乏点，精神世界却是富有的，但见白天还要开灯的病房里，那坑坑洼洼的土墙上用红漆写的毛主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随处可见。让人温馨。

从潘玉萍记事起，妈妈就得了这哮喘病，发作最厉害时只能端坐在椅子上，这次抬到医院已经两三天没吃东西，只能靠每天输些葡萄糖。现在，妈妈嘴里不停地喊着爸爸的名字。起先潘玉萍觉得好笑，爸爸去世十几年了。上哪儿去找他呢？妈妈肯定是睡糊涂了！于是拼命地把她摇醒，反反复复地纠正她的错误。妈妈含含糊糊地答应着，瞬间又睡过去了，仍然继续着她的错误不说，还不停地打着哈欠，左一个右一个，好像疲劳得很。是的，妈妈是太累了。

爸爸是个小学教师，去世时妈妈才二十八岁。从此妈妈带着五个孩子，最大的潘玉萍七岁，最小的弟弟抱在手上喂奶。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妈妈起早摸黑，白天在地里跟男人们一起干活，回到家里就是喂猪烧饭缝缝补补，每天都忙到深更半夜，日子过得清贫倒还安静。

现在，玉萍兄妹五人总算长大成人了，但妈妈的病却一年年加重。看着病床上她蜡黄的脸、乌紫的嘴唇，玉萍一边抹着泪一边想，妈妈的病还能好起来吗？

潘玉萍是不能死心的，为了妈妈她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前几天，为了妈妈的医药费，她偷偷地跑到城里卖了一次血，现在放在她贴身口袋里的那二十元钱是她的底气。她不止一次盘算着，交了住院费和药费，钱就剩不下多少了，还要想办法再买点粮食，家里快揭不开锅了。怎样才能再弄点钱呢？没有人会借钱给她，这一点她很清楚，一是谁也不会把钱扔给这孤儿寡母；二是大家一样穷，前庄后庄的乡里乡亲们一把能掏出几块钱？那可是比登天都难！想到这里，姑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潘玉萍只顾想着自己的心事，猛然间她发现妈妈的呼吸不均匀，嗓子里发出呼噜噜的痰声，她和妹妹潘玉琴放声痛哭起来。听到哭声，病房外立刻就围了一大群人，而且这人墙越来越厚，并缓缓地向病房内移动着，把个小小的病房围得水泄不通。没有人说话，人们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同情，但更多的是冷漠。

闻声而至的医生迅速给妈妈打了一针，又做了人工呼吸，这一切起效不大，妈妈嗓子里呼噜噜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有人小声嘀咕：“她还有事要交代！”潘玉萍抬头看了那人一眼，刚要说话，一个威严的声音传了过来：“不要在这儿看热闹，有活的去干活，没事的也不要在这儿挡别人的路！”人们立刻闪出了一个过道，随之就知趣地散去了。

“王叔叔！”听到说话的声音，姐妹俩哽咽着向来人招呼，那人微微地点头并快步向姐妹俩走来。他叫王世平，近五十岁的年龄，矮个子，皮肤黝黑，精巴干瘦，穿了件皱巴巴的藏青色中山装，头上是顶褪了色的藏青色呢子帽，右耳朵根上夹了根香烟。这身赵本山行头，其实是当年标准的公社干部形象。推算起来，赵本山那会儿还没有资格穿这样的衣服，所以他老惦记着，上台就拿这身行头说事。

王世平一言不发，径自走到病床边，他握紧妈妈的手轻轻地摇摇，也怪，妈妈呼噜噜的痰声没有了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又帮着医生合上了妈妈微微张开的嘴和没有闭拢的眼睛。医生们用非常尊敬的口吻向王世平汇报着：“王主任，我们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这位当年的最高地方长官王世平主任也不难为医生，没做什么指示，只是很认真地点了点头，随后在王世平的示意下，玉萍和他一起走出了病房。两人面对面地站到那小小的四合院里时，看着泪水涟涟、满面愁容的姑娘，王世平用力擤了一下鼻涕，很没形象地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手帕擦了一下。在把手帕重新装回口袋时，他从中山装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十元钱，这钱对折再对折，带着他的体温，带着淡淡的烟草味，塞进了玉萍的手里。

玉萍本想拒绝，但终于忍住了，她知道，王叔叔——这个中国政坛上最末一级官员现在把钱给了她，这个月就只能抽点烟末子了。可她也没有办法，她太需要钱了，妈妈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总得有口薄棺材吧！

王世平和爸爸是同学又是同乡，爸爸因出身不好最终留在农村，做了名小学教师，离世已近十五年。而王叔叔在省城工作，因为相貌不佳，所谓“高不攀低不就”，至今还没成家。现在下放回了老家，担任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当地也是一名能呼风唤雨的人了。因为和爸爸是同学的关系吧，再加上他打心眼里同情这孤儿寡母，就常去玉萍家看看，难免招来一些闲言碎语。但玉萍一家人和王叔叔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中国人信奉的是这古老的格言。

人们说着说着，看看这家人老的病得要死，小的还是群孩子，确实也安不上个把儿，自然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样，王叔叔到玉萍家走得更勤了，自从妈妈住院，王叔叔又成了公社卫生院的常客。

现在，王世平把钱塞出去后像完成了一个任务，在潘玉萍泪眼婆娑的注视中转身，径自向卫生院的大门口走去，把她一人独自留在了院内。快要走出大门时，他突然停住脚步，重又转过身来，郑重地对玉萍说：“公社党委已做出决定，让你去上大学！”

这时玉萍仍沉浸在悲痛中，甚至没有听清王世平在说什么。在他的提醒下，她模模糊糊地想起两个多月前，全国的高等院校恢复招生了！这是特殊年代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举措，学生不是来自于高中毕业生，而是来自于工人、农民和军队，史称“工农兵学员”。  当时公社有两百多个下放学生，上大学的名额只有三个，那可真是百里挑一啊！玉萍所在的小组就有好几个人报了名，玉萍也跟在后面报名，但大家都没有什么把握。玉萍属于回乡知识青年，而且最要命的是她出身不好，按理说怎么也轮不到她的。可潘玉萍之所以敢于报名，其实自己也是有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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