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君所著的《山海风云》——一部真实反映中国股份制发展的小说。

似是而非的股份制，军队办企业的特殊背景，沿海地区的猖獗走私，营销手段的倚正出奇，股改上市的操作手法，高层争斗的惊险无情，利益熏诱下的忠诚背叛，起死回生的人物命运。没有惊奇也会拍案，没有意外也想叫绝！

中国少了一家联想、少了一家华为、少了几多商界领袖；多了一部小说、多了一部电视剧、多了无尽的制度反思。

孙燕君所著的《山海风云》是一部反映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群IT创业精英奋力挣脱传统体制的桎梏，却不幸一头扎进了股权设计的陷阱并戴着制度锁链开始创业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到随处可以“对号入座”：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现在都还在继续书写“新事”。

《山海风云》中三个老板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多家企业的成败兴衰、命途多舛，恰好帮助读者回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完整时代背景。这样一部小说，既倾注了作者前半生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阅历，更展示了作者描绘火热改革画卷力透纸背的功力。

小说中，作者对似是而非的股份制、军队办企业的特殊背景、沿海地区的猖獗走私、营销手段的倚正出奇、股改上市的操作手法、高层争斗的惊险无情、利益熏诱下的忠诚背叛、起死回生的人物命运，都有亲身经历般的细节交代。因而，没有惊奇也会拍案，没有意外也想叫绝，让人读后久久难以释卷，释卷之后久久难以释怀：中国少了一家联想、少了一家华为、少了几多商界领袖，多了一部小说、多了一部电视剧、多了无尽的制度反思。

一、出走

二、创业

三、危机

四、研发

五、豪赌

六、红颜

七、背叛

八、赢家

九、相煎

十、三顾

十一、兼并

十二、上市

十三、峰巅

1987年元旦，陈帆下海的决定引发了一场家庭地震。为此陈帆和父亲陈建中大吵了一回。陈帆从小到大敬重父亲，他从未顶撞过父亲，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与父亲吵架。

“我知道你怀才不遇，可是不能一有不顺就辞职下海啊。你被冷落不过三年，别忘了你爸爸被晒了20年。”

“爸，人生有几个20年？难道您愿意看到发生在父辈的悲剧在儿女身上重演吗？我已经26岁了，再不出来创业就晚了。”

陈建中从来不愿提及往事，那是他心头永远的痛。他是新加坡归侨。50年代初，毅然放弃海外家产，满腔热忱回国参加建设。回国后担任了八闽省强闽电子研究所的技术员，三年后升为总工。不想1956年被划为“右派”，发配到研究所资料室做资料员，一晒就是20年。

等到他重新当上总工时已是知天命之年。陈建中被困资料室的20年，没敢荒废时光，他利用残缺不全的资料，拼命追踪电子科技的世界前沿。无奈远离实验室，远离生产第一线，远离世界先进技术，别说世界前沿，就连世界尾巴他都揪不住。所以当有人提起开除球籍的话题时，他深有感受。别的领域他不了解，电子行业他一清二楚。50年代电子部在北京酒仙桥建设“798”亚洲最大电子基地时，这个行业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并不大，当时，八闽几乎没有什么重工业，但电子工业并不落后。强闽电子研究所及其所属工厂的水准与世界先进水准的差距也就在10年之内。可是到了80年代，中国电子工业与发达国家同行的距离，已经扩大到30年了。面对此情此景，陈建中心急如焚忧心忡忡。然而，他清楚自己虽然老骥伏枥壮心未已，但已力不从心了。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创新思维，无论是脑力还是体力，都不灵了。技术人才的黄金研发时光不过20年，他那20年被资料室消磨掉了，他只好把振兴强闽电子所的希望寄托在所里的年轻人身上，寄托在儿子的身上。

儿子陈帆继承了父亲的数学基因，中学时两次夺得数学竞赛大奖。当陈帆在清华大学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时，是有机会分到中科院计算机所的，但陈建中坚持让他回到八闽进强闽电子所。1984年，全国的计算机硕士不足千人，是各地争抢的稀缺宝贝。  陈帆最后还是遵从父命，回到了老家。他理解父亲的心结，他也愿意在父亲的指导下工作。在他眼里，父亲是一个被生生毁掉了的科技天才。

“所里只不过冷落了你的汉卡，再说，你费时三年搞出来的汉卡并不成熟，同已经商用的联想汉卡比还有差距。”

“这我有自知之明。要是这三年，所里再多给我一点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不会是这个结果。我和倪光南的研发条件没法比。”

“我已经尽力为你奔走呼号了。”

“我知道，但您是总工不是所长。您不能给您的儿子批一分钱。”

“冯所长是有点迟钝，再过一年他就退休了。换一个新所长，一切都可能改观。”

“我可等不起。让我不能施展抱负和才能的不单是冯所长，而是所里酌体制。我算看出来了，体制不变，换几个所长都没用。这种窒息人消磨人的大锅饭科研体制哪都一样。强闽电子所如此，中科院计算机所也一样，否则，三年前，柳传志他们干吗要下海创办联想！爸，毁灭您的是‘运动’，我要是不走，毁灭我的是体制。”

“耸人听闻。国家在改革开放，科研体制也会改革的。”

“咱们国家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然后是企业，最后才能轮到科研机构。等强闽电子所的体制改革了，我也跟您一样知天命了。”

“强词夺理。是国家培养了你，现在国家要振兴电子工业，指望你们年轻科技人才报效国家，你却要下海捞钱去。”

“爸，我再说一遍，我下海主要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人尽其才，施展抱负，创一番事业。科技报国实业报国，不都是报效国家吗？当年祖国没有培养你，是新加坡培养了你，你不是也毅然决然回来报效祖国了吗？可惜这个祖国给你的是半生失落和贫穷，我不想让失落和贫穷延续到下一代。”

“越说越离谱。”

陈建中不想提及过去二十年的苦难，陈帆也不想提及过去三年的郁闷。

陈帆分到所里不久，就才华显露，短短三个月就出了成果；刚刚半年，就被提升为第三研发组副组长。

研发汉卡项目是陈帆主动提出来的，立项之初就有点勉强。当时冯所长的注意力都在计算机外部设备上，他三番五次动员陈帆加入打印机的研发，陈帆就是不伸头。

“所长，计算机的汉化才是未来的方向，我们所应该集中人力物力攻关汉卡呀。”

“强闽电子所不是中科院计算所，我们的技术力量有限，财力更有限，还是应该全力研发打印机，这个项目我们已经搞了三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结果，陈帆和冯所长两人谈了半天，谁也没能说服谁。冯所长最后违心地批准陈帆上马汉卡项目，主要还是看总工陈建中的面子。陈工不仅是所里的功臣和大梁，而且是冯所长的患难朋友。

“老陈啊，你这个儿子才干鲜明，个性也鲜明。”

“他现在自我感觉良好，也不买我的账。在他们这些年轻人眼里，咱们都是过了气的老顽固。”

“这小子的创新思维很宝贵，他如果能领头研发打印机，咱们强闽所的国产打印机一定能早日问世。”

“我也劝过他，可他坚持认为汉卡才是科研高地。你就让他试试吧。所里的科研项目也不能单打一。”

“那就听你的。”

陈帆的汉卡项目批是批准了，但所长只给了他三个人三万块钱。陈帆向来执拗不服输，人少钱少他也要上。项目研发中途，陈帆又找过一次所长，要求追加人员和经费，结果磨了半天嘴皮子，只要来一个人和一万块钱。

陈帆一开始上汉卡，所里就有不少人冷嘲热讽。说他是走后门吃小灶，浪费所里的经费。至于工作中的掣肘和刁难就更甭提了。陈帆不管这一套，“听拉拉蛄叫还不种田了”，愣是硬着头皮苦干了三年，把汉卡搞出来了。项目通过验收时，所里奖励了陈帆一万元。但当联想汉卡商用的消息传来，所里的风言风语再次四起。

P7-9

如果说世上真有缘份的话，那我与孙燕君老师的相识与相知就是缘份。

21年前，从事编辑工作刚满一年的我，从《经济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分析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利弊的，作者署名“孙燕君”。我是属于那种知道鸡蛋好吃还想知道是哪只母鸡下了这只鸡蛋的人。所以在认为文章写得很好之余，萌发了拜见作者本人的想法。于是试探着给《经济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文章写得及时且富有针对性，可以扩写成一本完整的图书，并希望拜见作者详谈具体想法。不多久就接到了孙燕君老师的电话，相约某日在经济日报社见面。

我欣喜之余如约到来到经济日报社。交谈后得知，孙老师是经济日报社国际部的记者，刚从英国伦敦回来，对关贸总协定的了解全面深刻。我提出，经济各界对《关贸总协定》非常陌生但又急于了解，特别是对“入关”“复关”后的利弊心中没底，所以希望孙老师能写一本书来解市场之渴。孙老师认为我提出的写书建议很好，但有些犹豫。一是孙老师以前没有写过书，二是担心写书会耽误很多时间，得不偿失。我提出书的提纲可以一起来拟定，还可以帮助他整理一些资料。估计是看在我急切与真情的份上，孙老师答应了我的请求。

在接下来的写书过程中，我只有一次到孙老师家帮助整理资料，全书的撰写工作全是孙老师自己做的。

1992年10月，一本名为《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利弊与对策》的书就出版了。从创意到写书再到出版，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这是孙燕君老师人生的第一本书，也是我编辑生涯的第一本畅销书。我们人生的第一次交集，就这样碰撞出了精彩的火花。如今，孙老师成了著述等身的知名作家，而我依然在出版领域坚守，在自己的通讯录中不断添加像孙燕君这样亦师亦友的作者名单。

在我眼里，孙老师首先是一位媒体人，而且是一位有思想的媒体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先后担任过《经济日报》国际部记者、国际经济专栏评论员，《中国贸易报》常务副总编，《团结日报》常务副总编，《时代财富》杂志主编等职，而且因为他早在十年之前就先后出版了《报业中国》和《期刊中国》这样的业内扛鼎之作，对中国平面媒体业的生态有宏观准确的把握。我因近期主持出版社的杂志工作，特意再次浏览了孙老师的《期刊中国》一书，该书全景扫描了中国九千余种期刊，并将这些期刊分成七大板块，每板块选若干代表性期刊，用生动有趣而又旗帜鲜明的春秋笔法，讲述了这些板块内外杂志激烈竞争的战国故事。尤其让我大呼过瘾的是，书中居然深入解析了中国期刊的投资方略，即使十年后的今天回看，依然不乏指导意义。

同时，孙老师又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大学所学专业就是经济学，曾任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国际贸易基础理论委员会委员，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也有较多的涉猎与参与。他的国际经济大视野给我印象更深刻，比如，在《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利弊与对策》一书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关贸总协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是调节世界经贸关系的三大支柱”，顷刻就把读者的注意力抓住了。这种高屋建瓴的表述，无疑是厚积薄发的自然流露。

当然，近些年孙老师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他的作家身份。他的著作以企业家传记、财经小说为主，其代表性著作是《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和《大时代》。前者是所有写马云的著作中最早且得到马云授权的，也是最畅销的；后者已经被改编成电视剧。

读孙老师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其他体裁的作品，最大的感觉是收获大。原因在于孙老师的作品中干货多，不注水，这得益于他丰富的工作生活经历。我常惊叹于孙老师宽广的知识面，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对人物和事物的分析入木三分。细究起来也不奇怪：以孙老师心智的聪慧、与人为善的胸怀和广袤的人脉资源，如果一心要在官场或商界发展，必定也坐拥钟鸣鼎食的家境了，但孙老师醉心并深耕于媒体和学界，甘于平淡是最自然不过的，而方家的平淡就是最大的深刻。

孙老师不但写小说，也研究小说市场。在与孙老师的接触中，我了解到，我国每年大约会出版2000部小说，能改编成电视剧的屈指可数，改编后能播出的更是凤毛麟角。目前，小说界正被官场小说所垄断，真正好的财经小说数年或可一遇；屏幕上充斥的不是结婚离婚的家长里短，就是砍瓜切菜般杀鬼子的“抗战娱乐片”。这是一个非常奇怪也非常可悲的现象，这既有作家和媒体的责任，也有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孙老师觉得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应该实现主流回归。那就是，作家、各种媒体应该去反映火热的现实经济生活。孙老师既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他2010年完成的小说《大时代》，就是一部令人热血沸腾的长篇创业题材小说，讲述新时代的企业家们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和曲折艰辛的扩张之途。

现在读者朋友见到的《山海风云》，又一次见证了孙老师的风格。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群IT创业精英奋力挣脱传统体制的桎梏，却不幸一头扎进了股权设计的陷阱并戴着制度锁链开始创业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到随处可以“对号入座”：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现在都还在续写“新事”。小说中三个老板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多家企业的成败兴衰、命途多舛，恰好帮助读者回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完整时代背景。这样一部小说，既倾注了作者前半生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阅历，更展示了作者描绘火热改革画卷力透纸背的功力。小说中，作者对似是而非的股份制、军队办企业的特殊背景、沿海地区的猖獗走私、营销手段的倚正出奇、股改上市的操作手法、高层争斗的惊险无情、利益熏诱下的忠诚背叛、起死回生的人物命运，都有亲身经历般的细节交代。因而，没有惊奇也会拍案，没有意外也想叫绝，让人读后久久难以释卷，释卷之后久久难以释怀：中国少了一家联想、少了一家华为、少了几多商界领袖，多了一部小说、多了一部电视剧、多了无尽的制度反思。小说中，读后最想说的就是“如果”；然而，现实生活中，最残酷的就是“没有如果”……

《山海风云》对孙老师来说，与以往所写的小说有巨大的不同：一是小说时间跨度大、情节又三回九转，可以说是鸿篇巨制，设计的是上中下三部的架构。二是这是为即将开拍的电视剧准备的脚本小说，电视剧将依据这本小说改编。三是这是一部有真实背景和故事的小说，并非完全虚构。小说中的背景企业现在还在股市上；小说中的主人公现在还在商界驰骋。

为了完成这个再现三十年改革中的典型企业和典型企业家历史的宏大工程，孙老师豁出去了，不仅豁出去了时间和精力，而且豁出去了健康。当《山海风云》小说第一部杀青时，他走进了医院，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一个多月以后才走出医院。这中间孙老师经历了生与死的煎熬。

物换星移几度秋。相隔21年，我第二次来到孙老师家。最直观的感觉是孙老师的家更加宽敞了；更令我欣慰的是，孙老师尽管刚出院，人略显疲惫，但气色不错，思维敏捷，谈兴不减。由于《山海风云》一书的电视剧改编协议已经签订，大病初愈的孙老师就义无反顾地开始规划小说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写作。我在感动之余，心中更多的是祝福。

近三个小时的会面结束后，孙老师坚持把我送到地铁站口。回望孙老师的背影，我在想：一位经济学家，又是资深媒体人，更是成功出版了十多部专著、畅销传记和小说的知名作家，其中又有两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不知不觉中一个“四栖明星”的形象在我眼前逐渐清晰起来。孙老师就是这样平凡与低调，他总是让人觉得只要紧追几步就可以望其项背，但冷静下来，你会明白，“望其项背”一般都用在否定句中。

孙老师嘱我为《山海风云》写个序。这回轮到我犹豫了。但孙老师坚毅的口吻让我最终不敢拂逆成命。我从来没有为小说写过序，只好偷梁换柱，拿和孙老师共事的经历来充数。想到这样对读者更好地理解《山海风云》的作者背景是有帮助的，心中也就释然了。

毛增余

2013年7月12日于北京百万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