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编著的《历史点睛（正解中国历史）》涉及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民族、中外交往等多方面的问题。在有限的字数内，涉及这么多问题，只有那些贯通古今的大手笔，才能驾驭。书中的36个专题，事、理、情、文四者兼备。也就是说：叙一事，寓一理，有情节，富文采。

历史是一部有血有肉的百科全书，我们要从中获取知识，寻求智慧。《历史点睛（正解中国历史）》以贯通古今的大手笔在有限的字数内涉及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多方面，三十六个专题，事、理、情、文兼备。叙一事，寓一理，有情节，富文采。

《历史点睛（正解中国历史）》由刘泽华编著。

序说

远古的祖先和氏族

——劳动创造人

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

——科技推动历史

三代与汤武革命

——顺乎天，应乎人

春秋战国的战争与变法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中国古代思想范式的形成

六合为一的秦帝国

——百代行秦政

焚书坑儒

——失士者失天下

大泽龙蛇

——草莽英雄做皇帝

独尊儒术

——官学模式的形成

东汉的士族

——士人官僚地主循环圈

长城内外

——农牧文化的冲突与交流

赤壁之战与三国鼎立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淝水之战与两晋南北朝的民族关系

——落后的征服者被文明的被征服者同化

隋统一与大运河

——为害一时，造福百代

贞观之治

——“人治”的喜与悲

科举制

——天下英雄尽人彀中

丝绸之路

——中外交流与互补

唐末农民起义与五代十国

——多种力量交错下的历史运动

黄袍加身与杯酒释兵权

——宋朝皇权的高度集中

熙宁变法

——祖宗不足法，现实难变革

元帝国

——铁骑踏遍亚、欧

厂卫与宦官

——高度专制下的畸形儿

东林党

——事事关心

明末义军

——“均田免粮”的理想与空想

清帝国

——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人身支配与社会风云

耕者无田

——土地问题与社会风云

无休止地挤奶

——徭役赋税与社会风云

鸦片战争

——被拖进近代

太平天国的兴衰

——近代的人与古代的理想

洋务运动

——欲补天反戮破天

西方文化的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挑战

“无冕之王”的诞生

——议论倾动天下

戊戌变法

——一出三重悲剧

近代政党

——新型政治格局的开辟

辛亥革命

——民主与专制之争

远古的祖先和氏族

——劳动创造人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的古老民族之一。关于我们祖先的起源及其生活状况，过去一直靠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来流传，其中虽有真实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虚幻。直到20世纪20年代，人们才揭开了神话的面纱，对自己祖先的真实面貌有了确切的了解。

1929年12月12日下午，中国青年学者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天然洞穴里，发现了一枚古人类头骨化石。消息传开，引起了中外考古和历史学界的轰动，许多科学家到这里来寻觅中国人祖先的遗迹。经过多次有组织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古人类化石和石器。考古学家把这里发现的古人类叫做“北京猿人”，断定其生活年代不晚于六十九万年前。老祖宗们在洞穴里断断续续居住了近四十万年，遗址中含石器的文化层达十一层之多。北京人的形体还留有猿的痕迹，故称之为“猿人”。所以中国人并不是如古代神话所说，是女娲用黄土造出来的，我们的祖先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是古猿的近亲。

北京人还不算是中国人最早的祖先。1964年在云南元谋盆地发现了两枚古人类牙齿化石，一下子把我们祖先的足迹推到了一百七十万年前。

大约在三十万年前，古人类逐渐发展到“古人”阶段。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有广东的马坝人、湖北的长阳人和山西的丁村人等。他们在形体上虽然仍有原始性，但较之北京人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制作的石器不但种类增多，而且更为精细。例如丁村人用于狩猎的石球便显示出高超的打制技巧。其后，经过了二十多万年的发展，我们的祖先进化到“新人”阶段。这一时期，广西有柳江人、四川有资阳人、内蒙古有河套人、北京周口店有山顶洞人。他们的体质形态已基本消除了猿的特征，与现代人十分相近。在制作工具上，掌握了挖孔和初步的磨制技术。懂得人工取火，这是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征服的一种自然力。他们还有了最初的美的意识和宗教观念。

我们祖先的足迹遍及中华大地，他们以极其原始的手段与险恶无情的自然搏斗。他们每造出一只粗糙的砍砸器，或是磨出一枚简陋的石球，都意味着向文明又迈进了一步。与现代人相对照，原始人的手的进化先于脑，这说明在促进人类从原始迈向进步，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劳动是最主要的推动力，我们的祖先在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着自身。

约七八千年前，先民们进入了氏族公社时期，先是母系氏族公社，后又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婚制从“血缘婚”过渡到“普那路亚婚”，进而发展到对偶婚，氏族公社晚期出现一夫一妻制。随着征服自然手段的逐渐提高，先民们开创了最初的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他们不仅能造出各式各样精细的磨制石器或骨制工具，而且还学会了烧制陶器。历史进入了考古学所说的新石器时代。

1920年，考古学家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一些饰有花纹图形的彩色陶器及其他遗物，把它们作为新石器时代一种文化类型的代表，命名为仰韶文化或彩陶文化。这种文化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分布极广，西至甘肃，北越长城，东临渤海，南跨长江。大约从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绵延发展了两千多年。

彩陶文化既有一体化特征，又具有明显的多元化倾向。大体言之，分为半坡型和庙底沟型两大谱系。西安半坡的彩陶以动物纹饰为主，其中鱼纹最为精彩夺目。河南庙底沟的彩陶则饰有大量的植物纹饰，如旋花纹、叶状纹等，还饰有流畅的弧线、圆点以及二方、三方、四方连续的图形。庙底沟文化是彩陶文化的极盛期。从半坡文化到庙底沟文化的发展，反映了渔猎文明向着农业文明的过渡，中华大地的农业文明即源于此时。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一系列既相关联又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如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及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及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出百花争艳、多彩多姿的景象。

彩陶的制作需要经过多种工序和专门的知识、技术。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甑为双层结构，上层如蒸屉，下层注水，中间以气孔相通，半坡人已掌握了蒸气的知识和技术。尖底瓶的制作更别具匠心：瓶底尖、腹大、口小，灌水时自行放倒，水满则直，说明人们已经懂得和利用物体重心的道理。彩陶上绘有生动的人面鱼纹和羊、鹿、蛙等动物图形，还有等边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等几何图形，以及各式弧形纹样。这些优美的图饰从写实的具体到装饰的抽象，形神兼备，极尽变化，令人赞叹。审美意识的发展是人类灵性发达的标志之一。

在半坡出土的彩陶上，还刻有二十多种符号。有人认为是记事符号，有人认为是族徽。如果这些符号确如某些考古学家断定的那样，是古代文字的雏形，那么，中国文字的发明将上溯到史前六千年，再一次为中华文化的古老和悠久提供了证明。P8－11

中国的历史，像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长江，历经九曲十八弯，冲决一切障碍，奔向世界性的浩瀚大海。

中华民族的历程同黄河、长江相比，似乎形成某种反差。黄河、长江上、中游历尽艰难险阻，注入大海却显得格外顺畅自如，带着中国大地的丰富营养，贡献给了世界。中华民族从她诞生到近代（指世界性的）以前，可以说一直处于世界各民族竞走的前列，在某些时期，甚至遥遥领先，成为竞走伙伴们追逐的目标。如果我们到乾陵——武则天墓前，看看那数十尊奇装异服的外国朋友的石像，不难想象，中国，在当时，具有何等的吸引力！“万邦来朝”，显然不乏浓厚的霸气，对此另当别论；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不强大、不先进、不雍容，能成为群雄辐辏、四方来学的圣地吗？在很长时期，中国，除了表示强大之外，还意味着文明和智慧。直到1827年，德国伟大诗人兼思想家歌德在同爱克曼谈话时，还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感情和道德。他认为，西方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歌德把目光集中于中国的过去，是不错的，但他忽视了正在发生的事实。在他说这番话的十三年后，便发生了使整个中华大地倾斜的“大地震”——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这个神圣而又神秘的庞然大物，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戳破了。自大的中国人一时被打蒙了，当稍稍冷静下来，蓦然回首，终于发现，中国已落后了几个世纪。中国在枪炮的驱赶下，被拖进了世界性的大海。这与黄河、长江人海的从容自如相比，不仅被动、苦痛、烦躁、屈辱，而且一时间也无所适从。但是中国并没有沉沦，一批又一批的先知先觉者起来呐喊、呼号、奋斗，抛头颅、洒热血。于是有反抗、有斗争，有自救、有改良、有革命。他们的所作所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变被动为主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求平等和发展。

黄河、长江波涛滚滚，浪击长空，怒水与悬崖相激，龙腾虎啸，令人发奋或震惊。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场面比这要更雄伟、壮观和惊心动魄。风云际会，狂飙四起：创造与毁灭；英雄与懦夫；前进与倒退；智慧与愚昧；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道德与下作；大智与狡诈……统统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墨迹或斑痕。正像黄河、长江冲决一切天堑奔流直下一样，中国的历史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她克服了千万重障碍，实现了进化、进步和发展。她虽然满身伤疤，但那不过是勇士在成长过程中身经磨炼留下的痕迹。

我们有过光辉的过去，但我们更关注未来的发展。唯有发展才能进步，才能发扬历史的光辉。面对历史，如果只是一味地赞扬、歌颂、膜拜，最多只能充当一尊守护神。守护神无疑是需要的，甚至是可敬的，不过它只能教人守成，难以使人进取。所以我对守护神大抵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人们常说历史能使人聪明，我则要补充另一句：历史也会教人愚昧。如果像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的“古久先生”那样，死守住陈年流水账，不是愚昧又是什么？历史是一部有血有肉的百科全书，我们要从中获取知识，寻求智慧，但应该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样，既依托历史，又要向前迈进；如果让自己只依偎在历史的脚下，在活生生的发展的历史中，即使不是多余的，也实在说不上是创造者。固守历史，回到历史，或让历史规范现实与未来，对此不管讲得多么娓娓动听，我也绝对怀疑这就是聪明！

这里涉及另一个问题：历史是什么和历史对“我”是什么？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是什么？简单的说法，就是发生过的事实。对此我们要做的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换一句话讲，就是“求真”。“求真”似乎不应该有什么困难，其实不然。历史事实不是自然过程，它是以人为主角的。人的社会关系和行迹相对说来是显现的，也比较容易描述，但人的心计却千变万化，很难为人确知和把握。不了解心计，就像知人知面不知心那样，局限于表层认识。我们了解历史，除实物之外，主要靠文字记载。而历史记载又有所见、所闻、所传闻等等差别。同为一事，由于所见者视角不同，会有不同记录和描述，更何况所闻、所传闻的误差了。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求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需要史学家们费尽心血去考证。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求真之难。明末农民起义的主帅之一李白成，有一位军师和谋主名叫李岩。从清初开始，许多书都绘声绘色陈述其人其事，《清史稿》中也有记载，在以往的教科书中，也都被视为李自成的智囊给以表彰。且不说一般读者，就连大多数治史的人，包括专门研究明清史的许多专家，也都深信不疑。然而，有洞见者指出，他们对明末清初的史料进行了过细的考证，提出并无李岩其人，更从何谈其事！李岩是清初小说家虚构出来的一个文学形象，史学家多情地把子虚乌有的文艺形象转化为“真实”，闹出了一场笑话。当然，李岩究竟有无其人，这桩公案至今也还未了。但洞见者之论，凿凿有据，不能不重新检核这段历史。由此我想到，有人每每批评史学家搞烦琐考证云云，他们实在太不理解史学家的苦衷了。何谓烦琐？界说在哪里？难道旁征博引就叫烦琐？就实而论，烦琐尚且弄不清，不烦琐又如何求真？

历史对“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更为复杂。这里的“我”，可以指个人，也可以指一个时代的一群人。一有“我”插入，就有价值判断、功能、意义等一系列问题。比如，同是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在维护封建秩序的人眼中，一直是“大逆不道”，是“盗贼”，是“抢掠”，是“暴乱”，是“破坏”，是“暴民”等等；在力主社会进步、发展、人道的人的眼中，则是“正义”“起义”“抗暴”“革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壮举。又如，同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我”便有着种种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意义。有的说：是残暴，是对文化的浩劫，是文化专制，是千古大罪；有的则说：焚得好，坑得痛快，是镇压复古派，维护了秦朝的统一和安定。以上两例足以说明，历史对“我”是什么，其间的差距何其大！这种差别是无可奈何的事实，永远无法归于一，永远会有不同的见解和说法。就我个人而言，我赞成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主张，历史学应该关心民族和人类发展的命运，为历史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写作之始，曾提出力求事、理、情、文四者兼备。也就是说：叙一事，寓一理，有情节，富文采。完稿之后，才知自己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根本爬不上的高台。我虽没有达到事、理、情、文并茂，似乎也并不妨碍提出这种要求和设想。我殷切希望同仁朋友们能改变众多的历史著作引人人困的窘况，写出引人人胜之作，扭转史学界的“古板”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