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桥
穿过普吉镇前进,路便入山地,一出街口,即循石板路上山。这片红土光山,并不见高。上趋不久,变为相当平坦。一批疏散出城的军队,此时正借此机会,在这片山上举行演习。在距普吉约两里半处,右边有一条土质的岔路,乃是去沙浪的大道,那里据说有一口温泉,目下为昆华农校临时校址所在之处。自此前行,路从陡盘上山。大部分仍循石板路走;不过其中有的部分,路已被大水冲坏。盘山两里半以后,路改右绕山缓上,约一里不足即达普吉后山的山顶。此处地名“水甲箐”,距普吉约六华里。行人到此,大都停下稍息。这条路上,人马交通,异常频繁,一路来此,途中遇见载货去富民的驮马甚多,几乎可以说不断地碰见。酒、洋蜡、牛皮胶,是一些所运的货品。乘马回家的中学生,带着铺盖行李,对这山野地方,作一种城市人物的点缀。
从水甲箐前进,走石板路下趋,随即陡盘下山。约行两里,翻到对面的山,改由路左绕山缓下。又约一里,复改陡上,仍左绕山走,再一里过一坳口,前去路右绕山缓下,继改左边绕山,陡向下趋。
十一时一刻,行抵天生桥(距水甲箐约七华里)。此处为昆明附近名胜之一。平常专程来此游览,来回需费一天,还感觉非常疲倦。此番就便过此,欣赏美景,倒很便当。在这里路右看见一条小河,与路垂直,自右面来,从下面穿山腹而过,下流成为大营河。“天生桥”一名,由此而来。河谷殊深,河水奔来,突然没于山下,确是一处值得纪念的奇景。大约当初河面较高,河谷较浅,水在地面流,正如其他溪河一般。后来河谷愈刻愈深,上面经过一种地质变化,两岸岩石搭上,遂成此景。抑或流水渐渐将山中石灰岩蚀透,亦未可知。路左一大片石灰岩下,有一山洞,深约丈余。炎日中到此一避,倍觉阴凉。附近不远,另有一洞,名观音洞,也是一处名胜。因为时间关系,未及游览。
由昆明来到天生桥,沿途所见各山,全是石灰石质的红土光山,上面几乎连一棵小树都看不见。提及“水甲箐”等地名,想必原来这一带山上,树木一定是很多的。据本地人说,抗战初起的时候,普吉后山,树木仍然相当稠密。想不到几年工夫,破坏到这种程度。将来如果再造林,不知何时方能成功了。
头村打尖
由天生桥前行,路续下趋。半里余改平坦,随后路右绕山陡下。又半里,复改陡盘下山。在这段路上,开始遇见由富民去昆明的旅客。昆明供给富民所需的洋货和奢侈品,富民则送来一些必需的东西。成群的小猪,由牧猪人自富民赶来,据说快的两天可以赶到,慢的有时会拖到一星期之久。这些刚刚会走的,极小的小猪,沿途到处躺下来,滚上一身红泥,远看还以为它们的毛真是红色的。背盐巴的背子,挑扁担的挑子,是一些其他往昆明去的伙计们。盐巴据称自罗次县挑来,所运大约是白盐井的盐。
盘山而下,约半里不足,适才在天生桥所见穿山而过的大营河,此时见在路左。前去路右绕山陡下,左临窄深的大营河河谷下溯,约三里到头村,停下打尖。
头村一名李子坪,仍属昆明县管。由昆明到此,计程三十一华里,俗称三十里。自昆明出发北行,普通第一天总是在此处午餐。走到此处,附近山上,开始看见有丛林及小树,不像昆明附近一带的一片荒山。为着经济起见,两角钱一小碗的白饭,拿开水泡一泡,一人吃了两三碗,就算将一顿午饭马马虎虎地解决了。
我们此番去会理,大家都是步行。十一个人的行李,用一百六十元一匹马的代价,一共雇了四匹驮马,替我们驮去。正巧这帮驮马的主人唐老板,有事回家,大家搭个伴走。我们四匹马以外,他还带了十多驮的货物,都是替商人运到会理去的。其中大部分驮子,全是洋纱。据他说,现在驮一驮纱,脚价要一百八十元左右。一百六十元租给我们,还算特别客气。唐老板可算是一位有产阶级的人,家住在金沙江边,田产每年可以收到两百多担的租,一家已可够吃。另外养着有四五十匹驮马;按照目前的市价,上等马要卖一千八百元一匹,次等也要七八百元。既然相当有钱,人当然变懒了,鸦片瘾也相当深。赶马之事,他并不管。一切由雇来的一位姓张的哥头,率同他下面的赶马人,代为负责。行路的时候,他一人带着两匹马,轮流地骑,看来比我们神气得多。
马帮动身得早,我们正午十二点左右来到头村,他们到此已两小时,饭早已吃过。不过因为有一匹驮子,在途中丢掉一匹纱,派人回去找,所以还没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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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人类社会进展最快的世纪。20世纪的通行话语是“变革”。
就中国而言,自进入20世纪,1911年“辛亥革命”为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谱系画上了句号,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普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20世纪前50年间,袁世凯“称帝”、溥仪重返紫禁城,北伐、长征、抗日战争……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受到举世关注。此后,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的感受,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20世纪是中国进入现代时期的关键的、不容忽视的转型期,以20世纪前半期为例,1900年,“八国联军”践踏中华文明,举国在抗议中反思;1901年,原来拒绝改良的清廷宣布执行新政;1906年,预备立宪……以世界背景而言,“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成立联合国……1911年到1949年,仅仅历时30多年,中国结束了封建社会,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的巨大跨越。反思20世纪,政治取向曾被视为文明演进的门槛,“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红,就是黑,一度成为舆论导向,影响了大众思维。
无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伴随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华民族的民主、科学精神逐步深入人心的过程,是中国历史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中国现代时期的鲜明特点。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则为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过程,提供了真实生动的佐证。
20世纪的丰富出版物中,一定程度上因为政治意图与具体事件脱节,人文地理著作长期以来未能受到充分关注,然而文学、历史、政治、文化、语言、民族、宗教、地理学、边疆学、地缘政治……等学科,普遍受到了人文地理读物的影响,它们是解读20世纪民主、科学思维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通用“教材”。
人文地理纪实无异于在社会急剧变革过程进行的“国情调研”,进入20世纪的里程碑。没有这部分内容,20世纪前期——现代时期,会因缺失了细节,受到误解,直接导致对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认识不足。
就学科进展而言,现代文学研究是最早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位置的学科之一,《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则为现代文学家铺设了通向文学殿堂的台阶:论证了他们的代表性,以及他们引领时代风气的意义。
与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学史的漫长历程相比,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0多年短如一瞬间,终结封建王朝世系,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现代时期定位的标志。
“人文地理”,是以人的活动为关注对象。风光物态、环境变迁、文物古迹、地缘政治……作为文明进步的背景,构建了“人文地理”的学术负载与阅读空间。
关于这个新课题,第一步是搜集并选择作品,经过校订整理重新出版。民国年间,中国的出版业从传统的木刻、手抄,进入石印、铅印出版流程,出版物远比目前认为的(已知的)宽泛,《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的编辑出版,为现代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参照,树立了传之久远的丰碑。否则,经过时间的淘汰,难免流散失传,甚至面目全非。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与旅游文学、乡土志书、散文笔记、家谱实录等读物的区别在于:
人文地理纪实穿越了历史发展脉络,记录出人的思维活动,人的得失成败。比如边疆,从东北到西北,没有在人文地理纪实之中读不到的盲区。21世纪,开发西部是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开发西部并非始于今天,进入了现代时期便成为学术精英肩负的使命: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前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使中西部与政治文化中心共同享有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共同面对美好前景。通过《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我们与开拓者一路同行,走进中西部,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分担他们的艰难困苦。感受文明、传承文明。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会因岁月流逝、天灾人祸,而零落泯灭。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是20世纪结束后,重返这一历史时期的高速路、立交桥。
人文地理纪实穿越了历史发展脉络,记录出人的思维活动,人的得失成败。比如边疆,从东北到西北,没有在人文地理纪实之中读不到的盲区。21世纪,开发西部是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开发西部并非始于今天,进入了现代时期便成为学术精英肩负的使命: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前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使中西部与政治文化中心共同享有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共同面对美好前景。通过《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我们与开拓者一路同行,走进中西部,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分担他们的艰难困苦。
《滇康道上》这本书就是《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系列之一,记录了1941年,由曾昭抡带领西南联大十名学生进行的一次带有探险性质的考察。
《滇康道上》由段美乔整理出版。
抗日战争以来,西南、西北成为中国“大后方”,1941年夏天,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组织了“川康科学考察团”,由曾昭抡带领十名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这次带有探险性质的考察。基本目标是认识西部,为开发西部,给抗日提供坚实可靠的大后方做出贡献。由段美乔整理的这本《滇康道上》就是对这次考察的如实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