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清末“洋务运动”遗存至今的唯一血脉，它的诞生开创了民族金融业的历史。它创下中国历史上第一宗涉外收购案，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在近一个半世纪里，它用无数的“第一次”引领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经140年，“不安分”的招商人如何引路金融业，又谱写了一段怎样的金融传奇？

《招商局与中国金融业》通过记录招商局自清末至今的发展历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独特视角。本书由王玉德、郑清、付玉著。

招商局的历史，就是中国近现代民族金融业的历史。

140年前，诞生于“洋务运动”中的轮船招商局在内外阻力中翻开了中国金融业新的一页。今天，沿承百年血脉的招商局集团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企业之一。在近一个半世纪里，招商局一直扮演着中国金融业引路者的角色。从唐廷枢自设保险招商局，盛宣怀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到袁庚打响“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再到平安保险拉开中国保险业海外引资的序幕……招商局不断用“第一次”引领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招商局与中国金融业》通过记录招商局自清末至今的发展历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独特视角。《招商局与中国金融业》由王玉德、郑清、付玉著。

上篇 近现代篇：招商局与中国近现代民族金融业(1872—1978)

第一章 近代民族金融业肇始(1872—1911)

 第一节 始于洋务运动

 第二节 仁和保险公司创办记

 第三节 从济和到仁济和

 第四节 中国通商银行诞生记

 第五节 开行之初的短暂繁荣

 第六节 清末沉浮

第二章 现代坎坷(1912—1978)

 第一节 招商局与国民政府

 第二节 风雨通商银行(上)：白银风潮，增资改组

 第三节 风雨通商银行(中)：抗战内迁

 第四节 风雨通商银行(下)：战后恢复，退还官股

 第五节 惨淡仁济和

中篇 改革开放篇：招商局与中国当代金融业革新(1978—2000)

第三章 改革开放与蛇口模式

 第一节 春天的故事

 第二节 金融业的春天

第四章 创办招商银行

 第一节 探路银行改革

 第二节 激情创业

 第三节 远见卓识

第五章 创办平安保险

 第一节 一家独大的时代

 第二节 “送信人”马明哲

 第三节 保险帝国速成

 第四节 马氏创新

 第五节 解码退出平安保险“黑匣子”

第六章 创办招商证券

 第一节 筹建，启程南海之滨

 第二节 创业，构建全能型券商平台

 第三节 创新，小券商的大梦想

第七章 境外金融业务的拓展

 第一节 涉足基金业务：招商局中国基金的设立及上市

 第二节 收购董氏产业

 第三节 招商局保险浴火重生

 第四节 拓荒英国保险市场

 第五节 友联银行进与退

下篇 新世纪篇：招商局与中国金融业的新辉煌(2001年至今)

第八章 招商银行的二次革命

 第一节 登陆A股

 第二节 转债风波

 第三节 “股改”攻心战

 第四节 登陆港交所

 第五节 二次转型

 第六节 扬帆出海

第九章 招商证券敦行致远

 第一节 创新试点

 第二节 收购与扩张

 第三节 经纪业务转型

 第四节 挺进资本市场

第十章 基金及基金管理业务的发展

 第一节 基金业起航

 第二节 设立招商基金

 第三节 招商局中国基金的发展

 第四节 招商科技的投资与孵化

第十一章 保险及保险经纪业务

 第一节 招商信诺保险的成立

 第二节 保险经纪业务向内地延伸

第十二章 招商金融新蓝图

 第一节 傅育宁履新

 第二节 招商局金融集团新定位

 第三节 再造新招行

 第四节 招商证券：最佳投资银行

 第五节 招商局资本：“产融结合”新支点

 第六节 保险和保险经纪：做大做强

后记

参考文献

叙述完毕中国通商银行曲折的诞生过程之后，有必要对其创办之初的人员组织和规章制度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

人的问题是首要问题。中国通商银行实行的是董事会制度，总行“权归总董”，各董事皆称“总董”，“总董”与“董事”的名称又经常互用。

前文已经提及，盛宣怀获得皇命筹备中国通商银行之初，确定了8人为总董，这8人分别是：张振勋、叶成忠、严信厚、严潆、陈猷、杨廷杲、施则敬、朱佩珍；在开业前，又增加了杨文骏、刘学询两人为总董。所以，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成立时，总行董事一共10人。

这10名总董均非等闲之辈。譬如，张振勋是南洋华侨巨商，曾任清政府南洋商务大臣；叶成忠是著名买办，开设多家五金行、缫丝厂和火柴厂；严信厚是一位海关官银号主，还是轮船招商局的股东；施则敬是清朝举人，经营丝业致富，也是轮船招商局的一位商董；朱佩珍曾任英商平和洋行买办，创办了多家陶瓷厂、榨油厂、缫丝厂……

因此，1897年6月19日的《华报》曾评价道：“行内所举总董十人，类皆富有行号，名动王侯。”

这10名总董中，除张振勋、叶成忠、朱佩珍3人外，其他7人都与轮船招商局或电报局有关联。而招商局和电报局，在中国通商银行中分别出资80万两和30万两，是当然的大股东，而这两家企业，又都是盛宣怀控制的，因此，盛宣怀事实上是银行的最大个人股东和核心领导人。

不过，10名总董的地位也并非相同。其中，严信厚、朱佩珍、刘学询等3人为办事总董，余下7人为议事总董，类似于今天企业中的“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的差别。

此种局面，按盛宣怀的说法，学习的是西方银行业的惯例。实际上，3名办事总董后来并不和谐，常常互相推诿，以致行务废弛。为此，盛宣怀曾于1902年6月16日命严潆为驻行办事总董，节制行中一切事宜。严潆不久病逝，盛宣怀又于1905年任命2名驻行办事总董和1名驻行办事分董。

值得玩味的是，直到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成立之后，清廷也从未正式任命过盛宣怀“银行督办”的职务，他只是获得了“奉特旨办银行”的“皇命”。而盛宣怀所谓“督办”的头衔，一方面是他的对外自称，另一方面则是来自银行总董们的“推举”。

如果说盛宣怀和总董们组成的机构是董事会，是决策层，那么，在总行中所另设的华、洋大班，则相当于今天企业的总经理，是执行层。

中国通商银行总行创办之初，洋大班为曾在汇丰银行供职20余年的英国人美德伦(A.W.Maitland)，华大班为曾任上海咸康钱庄经理的陈淦。

据《中国通商银行》一书记载，中国通商银行与美德伦、陈淦的聘用合同分别签订于1897年2月2日、3月24日，合同中除了规定其任期、薪水、权力范围、职责等事宜外，还厘定了二人的业务关系，规定了华账和洋账之别，最后还强调了保密条款。

中国通商银行同时并用华、洋大班，是为了建立两者“互相钳制”的格局，最后真正达到“权归总董”，也是为了通过美德伦和陈淦的关系，分别与外资银行和钱庄取得联系。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时，即有在各地设立分行的规划。同总行的人员组织类似，分行设有分董和大班，有些分行分董兼任大班，北京、天津、香港三分行还设有洋大班。

据上海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1897年7月9日，盛宣怀向银行总董通告各分行分董人员名单，此后，又新增一批分董。从这些分董的名单可见，所有分行的分董都为有官衔之人。不过，从以后各分行的业务活动看，分董所起作用并不突出，业务活动主要由分行大班进行。

1897年5月25日，银行总董向盛宣怀上报各分行大班的人员名单，其中各分行华大班大部分是有功名之人，也有一些是票号中人。这些人要么具有官僚主义积习，贪污舞弊，要么重视自己的票号业务而轻视银行业务。

对照分董和大班名单还可以看出，天津、广州、汕头、扬州和镇江等地分行的分董和大班均为同一人兼任。他们无人监督，一手遮天，最容易出现舞弊情事，日后天津、镇江分行的巨额亏损反映了这点。

中国通商银行的章程制度突出体现在《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和《中国通商银行分行大概章程》两个文本之中。

《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于1897年2月拟订，并作为定本送交总理衙门审核。

中国通商银行章程突出的特点就是效仿“西法”，“悉以汇丰为准而参酌之”。尤其在用人办事上，“不用委员而用董事，不刻关防而用图记，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在业务上，中国通商银行也大量采用外资银行的办法，比如放款“应照西国银行严谨办法”，发钞“照汇丰所出香港、上海票式办法”，代国家借款“照汇丰银行代国家借款章程，印发借券”，账目也照西例，按六个月结账，并照汇丰办法，刊印总册，分送各股东及公家存查。

当然，中国通商银行的章程并非仅为汇丰银行章程的翻版，而是注入了中国特色。该章程规定了银行支付官利的数额和报效国家的比例，涉及清末盛行的官利制度以及洋务企业对清政府进行报效的普遍做法。

因此，张之洞曾如是描述招商局及中国通商银行体制：“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中国通商银行分行大概章程》的草拟活动几乎与总行章程同步，并且也经历了一个反复修改的过程。1897年7月，此分行章程最终出台。

分行章程规定了分行开办方法和城市范围，如先在京、港两处开设分行，派华、洋大班会同办理，后在天津、广州、汉口、苏州、长沙等11处次第开设分行，均由总行发给招牌、图印、遴派华大班先行试办，等等；分行章程还规定了分行业务及其与总行的关系，如各分行不得擅自贷款给地方官府，分行买卖各省汇票，应按各省平色市价折合上海规元，统归上海总行汇转，等等。

与总行章程比较，分行章程更注重本国特色，尤其对票号的做法有较多借鉴，这与分行将主要从事汇兑生意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且，分行章程的规定细致严密，强调分行业务的谨慎原则及总行对分行的严格监控。

总之，正是这一系列人员组织与规章制度，造就了1897—1899年间中国通商银行短暂的繁荣，但也导致了其1900—1911年间的事故频发，甚至，这些因素一直影响到其1912年民国建立之后的命运。P31-33

书在送去印刷之前，作为作者，总是会生出许多情愫，这其中，一是因为写书不易，其间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二是因为惴惴不安，唯恐书稿有太多缺陷，一旦出版，难以弥补。

因此，写一段文字，将本书出版的前因后果向读者做出交待，就势在必行。

其实，这本书，是作者关注、研究招商局十多年之后的第二本专著。

2007年，在招商局135周年华诞、“再造招商局”大功告成之际，招商局集团找到作者，希望能系统梳理招商局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史实，为招商局的变革做一次断代史式的纪录。这次合作的结果，最终化成了《再造招商局》一书，此书于2008年11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再造招商局》出版之后，得到了企业界人士、商学院专家及媒体同行的不少肯定，认为这本书在研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纪录当代中国公司“企业史”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这让本书作者、招商局集团以及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等参与者颇感欣慰。

其实，作为近代民族企业血脉仅存的一家招商局集团对于自身的历史使命传承、企业文化建设一向重视有加，尤其是近年来，一直着力于系统地发掘、梳理、研究自身的历史，出版了大量图书。从这些图书中，人们不仅可以发现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上难得一见的史料，还能感受到企业个体与民族整体之间休戚与共的命运关联，更能得到一些企业跌宕起伏、生生不息的规律性的启示。

为了迎接2012年招商局创立140周年，招商局计划出版一系列图书，梳理自身与中国不同产业经济(如“招商局与中国港行业”、“招商局与中国地产业”等)、不同城市地域(如“招商局与上海”、“招商局与重庆”等)的关系。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2009年秋，招商局集团再次找到本书作者，将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招商局与中国金融业》的写作任务，交到了作者手中。

作为长期关注招商局、关注民族企业发展案例的新闻工作者，作者自然乐于接受这样的任务，这是从某一个侧面研究民族企业近140年发展历史的不错的机会；但是，同样是因为只是新闻工作者而非专家学者，这样的任务又是具有挑战性的，要知道，时间跨度如此之长，涉及的人物和企业不胜枚举，专业知识上又必须达到一定水准，作者们并没有完成任务的充分把握。

庆幸的是，本书的参与者表现出了敬业的精神和专业的态度。在本书的资料收集、采访与写作中，王玉德负责了其中的历史部分，即1872年至改革开放之初这一时段的写作内容，其间资料的浩繁可想而知；郑清主要负责写作改革开放至今的银行业、证券业部分，所参考的书籍、所采访的人物既广且丰；付玉主要负责写作改革开放至今期间保险业、基金业部分，资料的发掘、采访的范围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在时间跨度上也可以看出本书撰写的艰辛。从2009年秋天至今，本书的写作过程跨越了四个年头，这中间，是不停地搜集有关的历史资料，尽最大可能地采访历史当事人，之后是依据所掌握的资料修订写作提纲、求证其中的数据和故事，甚至在本书初稿成稿之后半年的2012年7月，作者们又一次对相关的9名人士进行了补充采访。

当然，如同《再造招商局》一书一样，本书也是招商局集团各位人士倾力相助的结果。

在本书的策划和成稿修订阶段，身为事务繁忙的企业高级管理者，招商局集团副总裁胡政先生、招商局金融集团总经理洪小源先生给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没有他们，本书不会显现出现在较为理想的立意和结构；四年中，在常规的资料搜集、采访衔接、文稿修订等方面，招商局集团办公厅李亚东先生、招商局金融集团办公室林平先生，事无巨细地给予了最大可能的协助，没有他们，本书的出版可能会继续拖延；在采访方面，马蔚华先生、宫少林先生、杨鹦女士、兰奇先生、钟茂如女士等近20位人士，都给予了最大可能的配合，没有他们，本书所呈现出来的史实和视角可能不会如此鲜活。

因此，有必要在此向招商局内的上述诸位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出了招商局人的使命感、担当精神和专业精神。

还要特别鸣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先生。在本书开始写作之前，受招商局集团的邀请，吴教授和他的学生们搜集整理了有关招商局与中国金融史的许多史料，他们的研究成果经过本书作者的消化吸收，已经成为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时，必须要感谢的是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王留全先生、宣佳丽小姐、陶英琪小姐，他们延续了《再造招商局》的策划水准，给予了本书出版最有力的支持，承担了本书具体而烦琐的大量工作，同样值得每一位读者为之鼓掌。

无论如何，本书在经过诸多的琐碎与劳碌，在许多人的期待、纠结、协作之下，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对于书的内容，作为作者，自然希望读者能从中读到有益的知识并有所感悟，这是对本书参与者的劳动的最好安慰；同时，作为作者，自然也知道其中一定存在资料的片面、细节的疏忽和笔力的不足，我们期待着您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