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之一。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是在18世纪发展起来的，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消极方面，批判过去的宗教信仰，要摆脱它对人类所造成的束缚。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宗教信仰的重要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久而久之，这种信仰使人的理性不再运作，最好少思想，只要服从就好。因此，人们容易生活在习惯之中，对于社会的种种不义，或人群间的不平等，以及不合理的现象都习以为常了。这些都是宗教促使人顺服世界现状可能产生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当然大有问题。
所以，启蒙运动就“启蒙”一词来说，代表过去的人是蒙上眼睛、蒙上理智的，启蒙就是要把眼罩揭开。如果就外文“Enlighten—ment”来说，就是要照亮人类实际的生存处境，展现光明。于是，启蒙运动的重点之一，是要解脱宗教对人们的束缚。结果一路发展下来，变成反对宗教了。我们知道，宗教本身和宗教的影响或效果应该分别开来。宗教有一种很特别的领域，但是宗教的运作在现实上往往和欲望、权力结合，造成各种不理想的情况，这些是要批判的。
然而，启蒙运动为了批判，竟然连宗教也一起排斥了，以至于发展出无神论和唯物论。当时许多哲学家的基本立场是主张：人要设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凡事诉诸超越的信仰，譬如，祈求神明的支持。所以，启蒙运动的第一种表现是消极的，要解除人心的束缚，尤其宗教方面所带来的约束，要尽量予以减低。
二是积极方面。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认为，人既然活在世界上，接受了这个世界，那么下一步就得看人自己的表现，人的责任感因而大幅增加。既然如此，那么人生的幸福何在?现在面对这个问题，就不能很单纯地把答案放在宗教信仰上了。从前我们可以说，人的幸福是死了之后可以升天堂，而现在的人生幸福呢?就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人要如何改善这个世界呢?只有设法研究什么是好的政治制度，找出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我们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可以“逃避”或“投靠”，因此，我们只有面对现实并加以改善。那么，人有没有自由?这自由有没有限制?自由的目的何在?又该怎么运作?这一连串属于现实人生的问题，都需要重新加以讨论。讨论的结果出来了，改善后的世界真的进步了，认为世界的将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而有“明天会更好”的信念，这叫作“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
西方的启蒙运动有很多代表人物，卢梭是里面相当特别的一位，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他的思想背景。
首先，启蒙运动很明显地采取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m)，亦即重视人的理性与人的责任。但是，理性主义走过头时，很容易在规划这个世界时，得到合理的结果，却忽略了人的情感成分。譬如，我们办教育时，当然要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安排教育的内容，但是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可能抹煞了个别差异，久而久之，在情感上的培育也会出问题。人难道可以忘记他在情感上的天性及欲望上的需要吗?所以，理性主义讲得太过火，就会觉得这个社会很容易外表化，变得非常虚伪。卢梭就明白反对这种倾向，因此和当时的启蒙运动者划清界线，壁垒分明。
其次，启蒙运动者也开始探讨人性的本质问题。何以如此?因为，人如果有信仰，就不必为人性的本质烦恼。譬如，你信佛教，就会接受“缘起性空”，然后活在世界上不要执著就行了；如果你信基督教，就会认定人有原罪，要信耶稣才可得救。这种人性观点是接受来的，无法作经验上的考察。但是当你摆脱宗教之后，必须用理性思考，面对经验及人生作反省时，就不得不问什么是人性了。结果答案往往是：人性是一片空白。经验主义(Empiricism)就认为“人性是一张白纸”，人在出生之后看到什么，就在纸上印上什么。这样一来，人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然后教育与政治就要扮演积极的角色了。
在这个题材上，卢梭独树一帜，认为人性本来是善良的，坏的行为是受社会的影响才造成的，如此，就把责任推向后天的发展上。但是他所谓人性本来是善的，这个善与中国儒家所讲的善并不一样。这些都是当时对人性所作的各种有趣的思考。
卢梭的社会调适一直不大成功。虽然他有深刻的情感与执著，但是他太敏感、多疑，并且没有耐心去保持长期的友谊。他是一位哲学家，却具有高度情绪化的性格。感情与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压迫着他。他浪漫、易感、具有某种宗教的情操，同时却又是自我中心的，心理无法平衡。他曾说过：“我只有离开群众，我才会喜欢群众。”同样的道理，也许我们从远距离来观察卢梭，会比较能够欣赏他。无论如何，他是一位富于原创性的哲学家，他的著作缺乏系统，观念也未必清晰，但是在当时与在现代，都还是深具启发性的。P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