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宠臣，是怎么的一种主子与奴才（包衣）的关系？康熙是如何利用曹寅作为包衣（皇帝个人的奴才）这个独特的身份和地位，越过国家常规的权力体系和管理系统，达到他紧紧操控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的目的？历史上的曹寅与小说《红楼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史景迁步入历史研究的起步之作，也是他“最学术”的博士论文，格外厚重、耐读。书中，史景迁用一如既往的细致笔法，勾画出盛世中“主人”与“奴才”之间相互依存的政治样态。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中，蜚声国际的汉学家史景迁教授细腻书写康熙宠臣、包衣曹寅的家族兴衰，从清朝政治、财经、社会等多元面向，立体再现了康熙盛世之下的浮世繁华、潜流危机，同时也重构了曹雪芹笔下《红楼梦》背后的曹家真实景况。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总序　妙笔生花史景迁

初版序言

再版序言

第一章 内务府

第二章 京城与苏州，诗词与社交

第三章 织造曹寅

第四章 南巡

第五章 两淮盐政

第六章 曹寅——皇帝的耳目

第七章 曹家的没落

附录

曹寅的高祖曹锡远，原居沈阳，以正白旗包衣的身份，列名满人氏族的族谱之中；不过族谱并未载明曹锡远何时入了旗籍。时间点很有可能是在1621年沈阳沦落、曹锡远被俘之时。满人征服的正史提及，1621年5月4日攻陷沈阳后，“论功行赏，籍所俘获分配将士”。正因为曹锡远与其家人永世为包衣，所以这一刻也就影响了曹寅的一生及事业。而曹锡远隶属正白旗，这对曹寅的一生同样也是影响重大，因为旗色不同，地位高低亦有差别。

旗制根本的区别，在于皇帝亲领所谓的“上三旗”，而亲王统摄所谓“下五旗”。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别，始于1651年。

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失势，顺治皇帝收编多尔衮的正白旗，将之纳于自己统辖的正黄与镶黄两旗。这种安排原属偶发的政治事件，但在日后的清代典章与旗制文献中被制度化。上三旗与下五旗之间的区隔，发生在曹锡远被俘的二十年后，甚至到了1720年代后，雍正皇帝打破各亲王对其旗属的最终控制权之后，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旗色的差别与包衣地位关系密切，因为包衣为其主子所有，甚至在十八世纪，一旦主子失势，其包衣可能连同家产一并被充公分配。入籍下五旗的包衣就成为亲王家的奴才；即使包衣名义上的上司包衣佐领也几无实权或完全没有独立的权力。

不过，在上三旗当差的包衣，其子孙便成为皇帝家里的奴才。署理皇家事务的内务府建制之后，包衣也随之制度化：先前的“包衣昂邦”成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而正黄、镶黄、正白三旗的包衣，则成为“内务府三旗”。这个用语突显他们为皇帝个人办差的角色，有别于其他旗人，不论是奴仆或自由人。按理说他们是奴才，然而他们占有地位之利，因为皇帝可任意派遣他们从事历来各朝太监所从事的机密或弁利的差事。

清代自开朝以来，即采取种种措施削减宦官的权力。1644年，清廷禁止太监收租、朝参，甚至私自进入京城。幼帝顺治的摄政王多尔衮乃是清朝的实权者，居于宫禁之外，不受太监包围，太监的权力因而日蹙。1644年至1652年间，清廷罢黜太监职官，同时严禁太监署理“织造”之职，而织造是明代太监的重要肥缺。多尔衮死后，太监恢复部分权柄，于1653年废内务府，另建“十三衙门”取而代之，太监权力随之抬头。1661年，顺治驾崩，内务府复立，权倾一时的太监吴良辅伏诛。顺治皇帝遗诏（由幼帝康熙的四大辅臣起草）第十一款，表达对十三衙门任用太监的悔意。

幼帝康熙的辅政大臣于1661年谕令一连串限制太监权势的措施，坚称要恢复清代开国之君的定制。康熙年岁渐长之后，又在既有的圈限基础上压缩太监的权势，谕令降贬太监的官阶以限缩其权力，命令由吏部支酬太监的俸给。1681年上谕，康熙直言：“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并下令鞭笞大臣、侍卫入内而没有起身迎接的太监。康熙总是严守宫中礼仪，他曾谕令惩戒在回廊咯咯嬉笑的宫女，以及与宫匠私通的嫔妃。1682年，四名太监在全体官员尚未就座之前便自行就座，因而被抽打五十大鞭。1689年，上谕严正警告四处捞取油水的太监不得贪污索贿。包衣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受到重用。不过，朝廷其实很难根绝太监的势力，许多雷厉的上谕都难以彻底贯彻，而不得不在施行上有所变通。1665年，上谕谕令凡令儿子、孙子去势者等同犯罪；1684年，另一道上谕则把罪责限定在强逼外人去势者，即今后父母阉割自己的孩子，或自行去势者不在课刑之列。前一年的上谕允许一品、二品官员蓄养太监。到了1724年，已有必要严禁旗人自宫成为太监，这再明显不过了，满人的尚武精神已然凋零。同年，太监的俸给几乎翻倍。

P14-16

本书描述清代官员曹寅（1658—1712）的生平，但这并不是一本传记。本书试图把曹寅的一生与他生活时代的制度相勾连，并给予这些制度同等的重视。所以，对我而言，重点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里，某个时刻的心情感受如何；重要的是，当我们在中国正史里读到曹寅是一个包衣、织造、巡盐御史时，这意味着什么。曹寅的所作所为自然要予以关注；但他原来可能做什么同样重要，或者，更精准地说，律例规定他能做些什么，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处在相同的官位时又做了什么。

本书涵括的范围超过曹寅的一生。本书勾勒的情节始于曹寅祖父所处满人巩固天下时期，迄至乾隆朝曹寅孙子的时代。想当然尔，有鉴于曹寅是满人统治者的包衣奴仆，他们的故事势必鲜明反映出清朝皇帝面貌与表现方式的变易，本研究的历史背景正是清朝本身。尽管所触及的范围，不能期望可以尽诉满人统治头一百年的种种变迁和活力，但至少可以呈现它缤纷的样貌。

曹寅的曾祖父在努尔哈赤（1559—1626）时遭俘虏，被纳编进这位剽悍、足智多谋的统治者新设立的组织之一包衣佐领，努尔哈赤先求巩固自己的实力，然后在1616年称帝，号天命，国号金，以与明朝竞逐天命归属。曹寅祖父的事业始于皇太极（1592—1643）时代，他自命清朝崇德皇帝（1636），当时满人还盘踞在明人抗守的长城以北，学习、实行汉人的官僚制度。不过，1644年满人定鼎中原，运用许多满人自己的统治策略。这点可以从曹寅父亲的生涯窥知，他在顺治皇帝（1644—1661）的内务府里当差，于康熙朝辅政大臣摄政期间外放江宁织造，这是一个对满人统治者有特殊用途的职位。曹寅的一生，从幼时到辞世，都是在康熙朝（1661—1722）中度过，突显了康熙时代摸索中的治理手段。不管是曹寅还是康熙，都不会凡事视之理所当然，他们两人总是密切关注经济和政治局势；他们称不上对其所见皆有建设性的响应，但他们乐于通权达变，他们的弹性因应自然改变了中国官僚传统的模式。譬如，康熙利用南巡之便亲自查访各省民情，发展出密折制度以秘密奏报来辅助他对局势的掌握。他拔擢曹寅署理江宁织造，但并未将其职责限缩在律例所规定管理江宁城内的皇家织场上。曹寅必须平籴米价、购买铜斤、督导漕运、创办文化事业、押运佛像给寺院、奏报高官行止和收成情况。曹寅还出任两淮巡盐御史，征集每年两百万两的例行税银，还得另行筹措五十万两以供皇上的各种度支。

康熙一朝并非承平安康的时代，它不像清代尔后各朝因循旧制、抗拒变革。十七世纪末这个时代，前明遗民对新朝的威胁依然时时可见，一度与满人结盟的藩王和边疆部族亦群起叫阵，皇权的集中才刚刚开始巩固，满汉文化之间的扞格化解不易。曹寅对其生涯或许几经盘算，不过这一切似乎不太需要；环境对他的眷顾一如对他的先人。这不是一个让新人如鱼得水的时代，它比较适合迈向新时代的旧人；在1675年这一年，还有什么比得上一个有着古典汉文化涵养的满人包衣更令人敬佩的呢？曹寅就是这样的人。像曹寅这样的人具有多重用途，而他成功、忠诚的赏酬是相当高的。

不过，到了曹寅嗣子曹頫的时代，他遭遇到的是雍正皇帝（1723—1735）皇权集中的局面，而皇权的集中化往往是通过整肃阁臣来实现。曹頫没有能力适应这个时代，迎接这个时代新的挑战，而导致家道中落。到了曹寅的孙子曹霑（雪芹），才来到故事的尽头，他在乾隆盛世的时代膝下虚悬、穷困潦倒。若非曹雪芹动心起念，追忆曹家的兴衰起落，否则曹家有可能从此湮没在故纸堆中。结果就有了《红楼梦》这部小说，作者虽然最终未能完稿，但这部小说普遍被视为中国小说的扛鼎之作。这部小说刻画细腻，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在曹雪芹文学意象的背后，透露着他祖父曹寅真实的官宦生活和流金岁月。

若能综合制度、文学、政治种种文献，整体观之，曹寅个性自然跃然纸上。他是一个嗜好美物的闲散之人；他在满汉文化中，在骑射和诗赋中，在南方柔和气候的清谈机杼中，发现美好事物。曹寅饱满的美学品味，同时取悦了满人和汉人。曹寅有时会突然满腔热血、正义凛然，譬如1704年他有意大刀阔斧改革盐政，又如1711年他挺身挞伐科场丑闻的不公裁决；不过，他大体上还是安于随波逐流的。曹寅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也署理几个有利可图的肥缺，他懂得见风转舵，利用机会谋利，但从来不竭泽而渔。

不必过度渲染曹寅个人的重要性。他既不是清朝的封疆大吏，甚至也不是康熙朝的要角。他的重要性在于其生平可以告诉我们他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以及他所运作的那个制度架构。本研究的主旨，就是把曹寅的一生当做“范式”（paradigm，借用科学家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来呈现：“（科学）发现始于对反常异例的察觉，即认识到自然现象与主导常态科学的范式预期不一致。然后，对反常异例的领域继续从事多少具延伸性的探索。直到调整范式理论而使得反常异例可以预期时，才停止探索。”[译注：库恩（Thomas S.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学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I-Jnited Science），2，NO.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页52—53。]

我从事这项研究的初衷，是因为曹寅的独特性很难在清史中被归类。随着研究的开展，一切就愈来愈清晰，曹寅之所以显得特殊，它反映出我们对清史的内容，对中国官僚体制的性质，有太多想当然尔的看法。如今已经很清楚了，曹寅的一生很符合逻辑——身为上三旗的一名包衣，是康熙皇帝的私家臣属，因而被外放到行省署理重要的财税职务，皇上通过曹寅可以遂行财政控制大权。这种皇家私人的臣属，自然超越京畿、各省官僚体系的行政流程，而这群人是可以被明确界定，其扮演的特殊功能也是可以被分析的。有鉴于西方先前的研究，对清朝头一百年的各个面向几乎没有着墨，本书试图自空白的历史中，勾勒出这一变化多端的复杂时期，而本书的发现必然是试探、初步的。不过，假使我的立论可以成立，反常异例变得可以预期，那也称得上是小小的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