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是具有特定的历史作用的理论，它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发展理论，其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成分，遭到了各国学者的批评。但这种批评首先来自西方国家主流社会科学内部，主要有艾森斯塔特、亨廷顿、蒂普斯等人，他们认为：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对现代化的过程与道路理解得过于简单，完全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发展路径及其特点；理论表达过于抽象，关于“传统”“现代”及现代化过程的讨论都停留在最一般的抽象层次上，缺乏具体的、有时空限制的所指对象等。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从“传统”与“现代”的概念和关系人手，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做了过于抽象、过于简单的理解，严重偏离了社会现实。他们对“传统”和“现代”的理解缺乏具体时空下的对象，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对于已经现代化的国家或者是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它们的具体国情都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所以仅仅把它们归结为两种状态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认真对待的结果。更何况在现代化理论中，他们把传统和现代完全对立起来，把“传统”与“落后”“现代”与“先进”各项等同；更有甚者，非西方国家被说成“传统”的代名词，而西方国家则成了现代化的化身，这更是一种错误的表现。因为“传统”和“现代”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现代社会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也是从传统社会中发展进化而来，在传统社会中也蕴涵着现代化的因素，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也不免含有传统的因素。因此，不能完全把它们看成静态、彼此完全无关的东西。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无论什么国家都要理性地对待“传统”和“现代”的东西，它们实际上是可以相互促进相互共存的，要充分利用传统的合理性因素才对。
其二，从现代化的衡量尺度来看，现代化理论把西方的现代化作为衡量一切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尺度，将现代化过程与道路简单化为西方模式，否定社会发展的多样性，蕴涵了一种“单线进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他们认为现代化过程是所有社会、所有民族都将经历的普遍的进化过程，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正是非西方国家将要走的道路，完全忽视了亚非拉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发展路径及其特点。
其实，我们都知道，不同社会具有不同的历史遗产、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状况。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是在自身拥有的各方面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发展是社会自身传统因素和当代社会总形势影响下的共同结果。不同社会和国家必然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不发达国家，它们不可能照搬照抄西方的发展模式，它们必须走具有自己风格和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因此，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设计和推演出一种不变的现代化模式的做法是不对的。
其三，从发展模式上看，现代化理论认为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与西方发达国家一致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也会遇到。这也是一种有失偏颇的观点。西方现代化理论立足于欧洲17世纪以后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及经验来解释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其时间概念的错位是显而易见的。处于20世纪的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的实际境况与欧洲工业化的最初状态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他们无视这一差别。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把亚非拉国家作为资本积累的源泉，而亚非拉不发达国家不仅不可以以别国为资本积累的源泉，就是想摆脱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资本积累的地位都是那么困难。现代化理论认为亚非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正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知道，亚非拉国家在现代化的开始刚好面临一个西方文化的输入阶段，这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就不存在。亚非拉国家不可能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道路。(严立贤：《“现代化理论”述评》，载《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2期。)
其四，从不发达的原因来看，西方现代化理论把不发达国家迟迟未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原因归咎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内部因素，归咎于这些国家的传统性因素。西方现代化理论依据的是社会进化论，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内生性变迁过程，即一种自然的前现代社会原有状态，通过进化的各个不同阶段而达到某种稳定成熟状态。人们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欠发达或不发达的亚非拉社会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内部没有形成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其实，他们所说的这种模式仅仅是欧洲发达国家的工业过程，根本就不适用于亚非拉国家。他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对于亚非拉国家，阻碍其发展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内部缺乏“追求现代化的意志”——其本土的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所以，他们提出不发达国家必须摒弃传统文化，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以激发“追求现代化的意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是在宣扬他们的普世主义。
可见，西方现代化理论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等同于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的未来目标模式，以西方内源性现代化作为发展范式，企图让不发达国家按照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实现西方那样的现代化。它严重忽视了亚非拉国家的国情，没有认识到亚非拉国家的发展特点。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基础等与西方发达国家差异很大，所以不可能完全搬用西方现代化模式，走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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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因为她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频繁交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到171个，遍及全球。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8年我国出入境旅游总人次接近1亿(其中，入境5305万，出境4584．44万)。据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2008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17．98万；其实，早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就有1个中国学生。中国也受到了海外留学生的青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6万人次，2008年首次突破20万，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万来华留学生。经济交往更为繁盛。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的统计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自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的开放，2004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就突破了50％，2006年达到67％，2008年尽管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超过60％。伴随着中国融人世界的步履，世界也在迅速走进中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融与冲突也日益加深。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不但加速了中国从货物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而且还使中国日益卷入国际贸易纠纷之中。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
了解外界，学习世界历史是眼前现实的需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则是培养21世纪国民基本素质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国民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不仅是在战场上、在商场上、外交谈判桌上，乃至日常友好交往中，概莫能外。优雅、良好的国民和政府形象，既需要经济实力，又需要优良的文化素养，其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当然不可或缺。此外，学习外界文明与文化，也是改善我们自己文明与文化的需要。应当承认，上述对外交往和对外商贸的成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古人亦云，“择善而从”“从善如流”，似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则，何尝不能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铁板一块，完全的、纯粹的原生型。交往促进发展，共融产生文明。但凡文明，特别是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在碰撞和交往中产生，又在不断交往中发展与共生。现代国民和国家尤其应当有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开放不会失去自己，只能使我们更加丰富，更加健康。
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但真正把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还是新航路开辟以后。此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大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地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最初与现代世界的交往就是被动的，甚至是屈辱的，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从此自以为天朝大国的政权再也不能无视外面世界的存在。林则徐自觉“睁眼看世界”，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最明智的判断和认知。此乃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泱泱大国败于远渡重洋而来的蕞尔小国，气难咽，恨难消；可为什么会输掉？又如堕烟雾，一筹莫展，开战前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参见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七月奏折《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遑论对手的军事火力、武器性能、游戏规则乃至心理与文化！林则徐之痛，是国人之痛，民族之痛！痛苦促发顿悟，从而记录了中国人的一次惊醒，弥足珍贵，事实上它也的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进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对外界文化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曾问世过一些相当不错的著述，如前不久人民出版社以《西洋史系列丛书》方式再版了9种专著，可见一斑。不过，系统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世界史教育的普及，总体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走出一片新天地：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许多研究领域被开拓，陈旧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被更新。世界史学科正在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且，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也正在逐渐缩短与国际水准的距离。每年，应该说每天，都有从研究对象国归来的学人，一些原始资料开始能从网络上直接获取，一些领域甚至可以做到与国外学者直接对话。毫不溢美地说，世界史学科的进步是出类拔萃的，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春天。
一线的研究成果需要系统地梳理，细细地消化，而且应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吸纳。世界史学者有这样的责任，中国也存在相应的文化市场需求。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简明的世界史读本面世，这些著作图文并茂，为传播世界史知识做出了贡献。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仍然比较薄弱，尚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世界史纵览》这套丛书，试图向大众传播鲜活的世界史知识，注重世界历史的主线与全局，注重社会生活史元素，注重行文风格的灵活轻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多缺陷。真诚地希望前辈学人对这些年轻学者予以指教，使之更好地成长；更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为更多的国人分享。
侯建新
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一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9年10月25日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迸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本书内容包括：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误区，普世原则与西方价值标准，亚非拉国家独立后的艰难选择，全球化的挑战与后发国家的出路。
《普世原则与特殊道路--亚非拉现代化困境》由王最、王平所著，《普世原则与特殊道路--亚非拉现代化困境》供读者阅读。
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世界的胸怀，需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现在。《普世原则与特殊道路--亚非拉现代化困境》由王最、王平所著，改变知识界长期以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主的写史方法，并根据需要打破国家、民族、地理等界限，致力于从人的角度。关注大众的真实生活，以人群为落脚点，描绘他们的生活、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在社会中权力与义务的变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