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农村经济很早就产生了资本主义成分，与欧洲其他封建国家相比，其显特点就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比较早，农村与市场的联系很早就开始了。13世纪至14世纪，英国的农村已成为佛兰德和佛罗伦萨呢绒业的羊毛供给者。15世纪末，随着英国和欧洲大陆呢绒业的发展，对羊毛的需求量不断增长，羊毛价格也随之上涨。于是，越来越多的英国贵族将农田改为牧场以饲养羊群，将羊毛投入市场出卖。到了17世纪初，英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已发生了重要变化，虽然当时45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仍住在农村，但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已经瓦解，农业已不再是仅仅为了当地居民的消费而进行生产，而是越来越紧密地同市场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农村居民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商品生产者。甚至土地本身作为商品互相买卖的现象也日益增强，封建的土地经营已逐渐转移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了。
同时，自发现“新大陆”后，大量金银从美洲流人欧洲，引起价格革命，货币贬值，物价上涨。1510年至1580年粮食价格上涨了三倍，纺织品价格上涨了1．5倍。(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37页。)那些靠固定的货币收人为生的人，经济状况急剧恶化，特别是依靠传统的固定数额收取货币地租的贵族，由于货币贬值，收入相对减少；而那些把土地出租给租地农业家以收取资本主义租税的地主，收人不断增加，16世纪末1英亩租金为1先令，到17世纪初已上涨到5～6先令。(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37页。)由于那些依照原先的封建方式从事经营的地主，从公簿持有农那里所收取的传统地租照旧不变，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贵族地主急迫地设法改变经营方式以适应新的经济变动，他们所采取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把土地圈占起来，用新方式经营，或者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收取资本主义地租。
圈地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后果。首先，它促进了英国原来的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的转变。随着圈地运动的发展，在英国农村出现了许多资本主义农场，导致农业的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土地相脱离。在圈地过程中，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了被迫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为资本主义大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在圈地过程中，出现了一批与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新式贵族。他们有的是原来的封建贵族亲自参加资本主义经营，有的是将土地租给农业家而坐收资本主义地租。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反对妨碍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封建王朝，后来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
在英国革命前的土地关系变化过程中，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也有很大影响。当时占全国耕地面积六分之一的修道院所属土地被没收，大部分被出卖，落人大商人、银行家、企业家手中。这批新的土地所有者，由于觉得原来的封建地租太低，不再让农民耕种，而以高价租给农业资本家去从事资本主义经营。
此外，由于当时农业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原有的一批坐收固定封建地租的封建贵族不能适应而纷纷破产，他们中许多人不得不变卖地产，致使这些土地大多落入大商人、农业资本家、新贵族等人之手。
上述因素造成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的土地所有权大规模转手的现象。据统计，在1551年至1600年问，仅七个郡的2500个庄园中，就有约三分之一的土地所有权转手。(蒋孟引：《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32页。)到17世纪初，土地所有权转手的规模更大，这就造成了农村中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前，农产品是为了消费而生产，基本是自给自足的。现在则不但农产品，而且土地本身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商品，成为投资和市场上买卖竞争的对象。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已相当深了。
从16世纪到17世纪前半期，英国的工业迅速增长，不但老的工业门类，如采矿业、冶铁业、羊毛加工业、造船业等不断发展，而且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门类，包括棉纺织业、玻璃制造业、肥皂业以及丝织业等。其中发展最快的是采煤业，根据达勒姆、诺桑伯兰等十余个地区的资料，1551～1560年，煤的产量为21万吨，到168l～1690年，年产量已增长至289．2万吨。(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页。)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600～1660年，从地区上看，增长最快的是东北部，曾有人将纽卡斯尔地区所盛产的黑煤比之于南美的白银。
当时，英国的煤产量比欧洲其他国家煤产量的总和还要多三倍。采煤工业的发展，为一些老的工业部门如炼铁业，及新的工业部门如造纸、制糖等工业采用新技术并大规模地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大规模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像采矿业和金属冶炼业。这些工业部门需要大量资金和劳动力，当时开采一个煤层至少需要上千镑资金，这是一个普通工人许多年才能挣到的钱。同时，大规模的工业还需要众多劳动力，纽卡斯尔的煤矿约有500～1000人。(王觉非：《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页。)像这样大规模的工业企业，独立的手工业者无法参加，只能由握有大量资金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雇佣大批工人去经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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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因为她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频繁交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到171个，遍及全球。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8年我国出入境旅游总人次接近1亿(其中，入境5305万，出境4584．44万)。据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2008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17．98万；其实，早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就有1个中国学生。中国也受到了海外留学生的青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6万人次，2008年首次突破20万，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万来华留学生。经济交往更为繁盛。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的统计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自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的开放，2004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就突破了50％，2006年达到67％，2008年尽管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超过60％。伴随着中国融人世界的步履，世界也在迅速走进中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融与冲突也日益加深。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不但加速了中国从货物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而且还使中国日益卷入国际贸易纠纷之中。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
了解外界，学习世界历史是眼前现实的需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则是培养21世纪国民基本素质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国民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不仅是在战场上、在商场上、外交谈判桌上，乃至日常友好交往中，概莫能外。优雅、良好的国民和政府形象，既需要经济实力，又需要优良的文化素养，其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当然不可或缺。此外，学习外界文明与文化，也是改善我们自己文明与文化的需要。应当承认，上述对外交往和对外商贸的成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古人亦云，“择善而从”“从善如流”，似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则，何尝不能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铁板一块，完全的、纯粹的原生型。交往促进发展，共融产生文明。但凡文明，特别是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在碰撞和交往中产生，又在不断交往中发展与共生。现代国民和国家尤其应当有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开放不会失去自己，只能使我们更加丰富，更加健康。
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但真正把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还是新航路开辟以后。此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大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地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最初与现代世界的交往就是被动的，甚至是屈辱的，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从此自以为天朝大国的政权再也不能无视外面世界的存在。林则徐自觉“睁眼看世界”，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最明智的判断和认知。此乃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泱泱大国败于远渡重洋而来的蕞尔小国，气难咽，恨难消；可为什么会输掉？又如堕烟雾，一筹莫展，开战前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参见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七月奏折《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遑论对手的军事火力、武器性能、游戏规则乃至心理与文化！林则徐之痛，是国人之痛，民族之痛！痛苦促发顿悟，从而记录了中国人的一次惊醒，弥足珍贵，事实上它也的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进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对外界文化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曾问世过一些相当不错的著述，如前不久人民出版社以《西洋史系列丛书》方式再版了9种专著，可见一斑。不过，系统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世界史教育的普及，总体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走出一片新天地：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许多研究领域被开拓，陈旧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被更新。世界史学科正在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且，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也正在逐渐缩短与国际水准的距离。每年，应该说每天，都有从研究对象国归来的学人，一些原始资料开始能从网络上直接获取，一些领域甚至可以做到与国外学者直接对话。毫不溢美地说，世界史学科的进步是出类拔萃的，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春天。
一线的研究成果需要系统地梳理，细细地消化，而且应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吸纳。世界史学者有这样的责任，中国也存在相应的文化市场需求。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简明的世界史读本面世，这些著作图文并茂，为传播世界史知识做出了贡献。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仍然比较薄弱，尚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世界史纵览》这套丛书，试图向大众传播鲜活的世界史知识，注重世界历史的主线与全局，注重社会生活史元素，注重行文风格的灵活轻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多缺陷。真诚地希望前辈学人对这些年轻学者予以指教，使之更好地成长；更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为更多的国人分享。
侯建新
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一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9年10月25日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迸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本书讲述了跌宕起伏的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曲折历程，反殖民统治的第一个胜利者，民主成果推动公民社会的演进。
《重建国家--英法美革命》由陈静、郭丽娜所著，《重建国家--英法美革命》供读者阅读。
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世界的胸怀，需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现在。《重建国家--英法美革命》由陈静、郭丽娜所著，改变知识界长期以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主的写史方法，并根据需要打破国家、民族、地理等界限，致力于从人的角度。关注大众的真实生活，以人群为落脚点，描绘他们的生活、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在社会中权力与义务的变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