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世界的胸怀，需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现在。《人人平等的起点--义务教育的历程》由范绮芹、凡斤斤所著，改变知识界长期以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主的写史方法，并根据需要打破国家、民族、地理等界限，致力于从人的角度。关注大众的真实生活，以人群为落脚点，描绘他们的生活、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在社会中权力与义务的变迁史。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迸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本书内容：民主与平等的实践，典型国家义务教育的历程，义务教育的发展趋势和问题。

《人人平等的起点--义务教育的历程》由范绮芹、凡斤斤所著，《人人平等的起点--义务教育的历程》供读者阅读。

总序

写在前面

义务教育的内涵及相关内容

义务教育的基础

有关义务教育的一些问题

第一章 义务教育的勃兴(19世纪至20世纪初)

欧洲：义务教育的发祥地

美国地方分权的制度

曲折往复的日本义务教育

第二章 义务教育的腾飞(20世纪初至今)

发展中国家：义务教育的草创

发达国家：义务教育的成长

第三章 义务教育的发展趋势

普及义务教育面更广

普及阶段呈现延展态势

法治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现代义务教育的有利条件

附录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渐进改艮的英国教育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迈进近代社会的国家，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是世界发展的领头羊。但无论近代英国在近代世界发展史中的地位如何重要，如何备受推崇，其注重传统的保守形象都是世人对英国的不二印象。表现在教育中，英国近代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也充满了浓重的改良主义色彩。英国义务教育的发展，虽也历经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改革、遭遇到不少挑战和挫折，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英国，一个进步一经取得，照例以后永远不会失去。”(转自王承绪，徐辉主编：《战后英国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366页。)经历了将近一百年时间的改革发展，英国最终也在20世纪初确立起义务教育体系，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断发展完善。英国的义务教育改革也不断向民主化、制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前进，每个人不论出身、种族或性别，都能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在英国，初等和中等教育相继普及，不但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了社会经济进步，还提高了民众的知识文化素养，使得国家的代议制民主不断完善。

1．政府缺位下的英国初等教育

19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政府对教育采取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这是与当时英国社会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相一致的。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民众，都普遍认为，教育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送子女入学和为子女选择学校也是家庭的事情，而为贫民子女开办贫民学校则是教会的事务。“政府无需做任何事情，政府的座右铭只有一条——保持安静。”(文进荣：《19世纪英国教育相对落后的原因探究》，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2期。)穆勒在其专著《论自由》中谈及：“一种普及的国家初等教育仅仅是按模子塑造完全相同的人的手段，它越有效、越成功，就越容易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裁统治……由国家建立和控制的初等教育即使要存在，也只能存在于许多相互竞争的实验当中。”(转自鲍红信：《在落后中变革——19世纪的英国初等教育》，载《九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在这样的观念下，国家漠视教育，势必影响19世纪英国初等教育的普及。

另外，现实因素也成为英国义务教育普及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17世纪，在英国兴起了“慈善学校运动”。这些形式各异的慈善学校主要是由教会、慈善团体或私人兴办，主要目的是对贫苦家庭的儿童进行基本的3R读写算的教学，以便向他们灌输宗教思想。1662年，英国国会就通过颁布法令确认了国教教会对初等教育的控制。到18世纪，英国国教和社会慈善团体开始重视初等教育，不断在各地兴办各种形式的初等学校。慈善学校蓬勃发展，可谓蔚然成风。但是，这些慈善学校的设备条件简陋，师资水平也很低，教学质量根本没有保证，上层社会子弟是根本不会进入这些学校的。而且慈善学校只能收容一部分儿童，无法兼顾全社会的贫民子弟；即使接受了初等教育，贫民子弟也没有足够经济条件和知识进入中等学校接受更多的教育。可见，保守的英国社会对国民初等教育不甚关心是有其缘由的。

面对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慈善事业下的初等教育出现了新的发展——导生制学校和星期日学校。导生制是贝尔和兰喀斯特在18世纪分别创立的一种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因此导生制也称做“贝尔一兰喀斯特制”。有的学者认为：导生制学校是最接近国民初等教育的教育组织。导生制是在师资不足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教学形式。在导生制学校中，首先由教师向学龄比较大、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传授知识，然后由这些学生再向其他学生教授知识。这一教学形式在一定时期内虽缓解了师资不足，但教学质量却十分低下，加上学生人数众多，上学的很多儿童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知识，逃学现象十分普遍。

星期日学校主要是为解决星期日工厂童工满街乱跑、无所事事的情况而采取的教育措施。18世纪末星期日学校发展迅猛，1797年，英国有星期日学校1086所，入学儿童达6．9万人。(转自钟文芳：《西方近代初等教育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28页。)据统计，加上接受家庭教育和就读私立学校的上层子弟，1818年登记上学的儿童有63万人，占总人口的6．5％：到1851年，这一数字增长到200万人，占总人口的13％。(转自张泰山，汪建武：《英国工业革命对教育的促进作用》，载《皖西学院学报》，2003年8月。)接受家庭教育和私立学校教育的上层子弟的数字是相对稳定的，下层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则在不断提升，除了社会对普及初等教育的关注，星期日学校在接收下层子弟入学的功劳也不少。星期日学校逐渐成为初等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国家开办的正规学校越来越多，辉煌一时的星期日学校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导生制学校和星期日学校的广泛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英国初等教育的发展，但是仍然无法满足社会生产以及民主制度发展对民众素质的要求。于是，初等教育的改革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即使是推崇自由放任主义的亚当·斯密，也早在18世纪就剖析过当时英国政府考虑加强对劳苦阶级进行初等教育的原因。他在《国富论》一书中指出：“国家即使由下级人民的教育中得不到任何利益，民众教育仍值得国家注意，使下级人民不至于陷于全无教育的状态。何况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少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骚乱……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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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因为她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频繁交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到171个，遍及全球。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8年我国出入境旅游总人次接近1亿(其中，入境5305万，出境4584．44万)。据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2008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17．98万；其实，早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就有1个中国学生。中国也受到了海外留学生的青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6万人次，2008年首次突破20万，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万来华留学生。经济交往更为繁盛。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的统计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自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的开放，2004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就突破了50％，2006年达到67％，2008~F尽管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超过60％。伴随着中国融人世界的步履，世界也在迅速走进中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融与冲突也日益加深。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不但加速了中国从货物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而且还使中国日益卷入国际贸易纠纷之中。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

了解外界，学习世界历史是眼前现实的需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则是培养21世纪国民基本素质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国民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不仅是在战场上、在商场上、外交谈判桌上，乃至日常友好交往中，概莫能外。优雅、良好的国民和政府形象，既需要经济实力，又需要优良的文化素养，其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当然不可或缺。此外，学习外界文明与文化，也是改善我们自己文明与文化的需要。应当承认，上述对外交往和对外商贸的成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古人亦云，“择善而从”“从善如流”，似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则，何尝不能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铁板一块，完全的、纯粹的原生型。交往促进发展，共融产生文明。但凡文明，特别是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在碰撞和交往中产生，又在不断交往中发展与共生。现代国民和国家尤其应当有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开放不会失去自己，只能使我们更加丰富，更加健康。

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但真正把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还是新航路开辟以后。此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大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地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最初与现代世界的交往就是被动的，甚至是屈辱的，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从此自以为天朝大国的政权再也不能无视外面世界的存在。林则徐自觉“睁眼看世界”，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最明智的判断和认知。此乃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泱泱大国败于远渡重洋而来的蕞尔小国，气难咽，恨难消；可为什么会输掉？又如堕烟雾，一筹莫展，开战前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参见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七月奏折《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遑论对手的军事火力、武器性能、游戏规则乃至心理与文化！林则徐之痛，是国人之痛，民族之痛！痛苦促发顿悟，从而记录了中国人的一次惊醒，弥足珍贵，事实上它也的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进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对外界文化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曾问世过一些相当不错的著述，如前不久人民出版社以《西洋史系列丛书》方式再版了9种专著，可见一斑。不过，系统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世界史教育的普及，总体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走出一片新天地：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许多研究领域被开拓，陈旧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被更新。世界史学科正在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且，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也正在逐渐缩短与国际水准的距离。每年，应该说每天，都有从研究对象国归来的学人，一些原始资料开始能从网络上直接获取，一些领域甚至可以做到与国外学者直接对话。毫不溢美地说，世界史学科的进步是出类拔萃的，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春天。

一线的研究成果需要系统地梳理，细细地消化，而且应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吸纳。世界史学者有这样的责任，中国也存在相应的文化市场需求。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简明的世界史读本面世，这些著作图文并茂，为传播世界史知识做出了贡献。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仍然比较薄弱，尚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世界史纵览》这套丛书，试图向大众传播鲜活的世界史知识，注重世界历史的主线与全局，注重社会生活史元素，注重行文风格的灵活轻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多缺陷。真诚地希望前辈学人对这些年轻学者予以指教，使之更好地成长；更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为更多的国人分享。

侯建新

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一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9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