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曾琦君的《国体与青年》
曾琦君把他所著的《国体与青年》寄来要我作序。我本来不敢动笔，但我读了曾君的书稿，觉得曾君一腔子的热诚在我们这一代少年中实在不可多得，我不好辜负他远道寄书的厚意，况且我对于《国体与青年》这个问题也颇有一些感想，很愿意借这个机会说几句话。
去年总算是“中华民国”的大选举的一年。有省议会的选举，有国会的选举，又有大总统的选举。但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却完全不曾与闻这种大选举，完全由几路财神和一班武人、政客随意支配，糊里糊涂的就派出十几个省议会和一个“新国会”来了。这个财神、武人、政客派出的“国会”里又糊里糊涂的举出一个“大总统”来了。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真容易做！我们中华民国的青年肩上的担子真轻！
去年的省议会选举和国会选举乃是中华民国的大耻辱，比日本的“二十一款”大得多呢。弱国受强国的欺侮，自己不能抵抗又无国际的高等裁判可以申诉，这是不得已的事，算不得什么。大耻独有自称“共和国”的国民眼睁睁地对着几路财神和一班武人、政客，用种种无耻的手段支配一省一国的立法机关，这才是洗不尽的大耻辱。
我们中华民国的青年应该知道这种政治的腐败黑暗，别无他种救济的方法，只有一条方法，须要全国青年出来竭力干涉各地的选举，须要全国青年出来做各地选举的监督。
我颇知道美国的政治的情形，且举美国为例。美国的选举从前也曾经过一种黑暗时代，就在今日也不能完全免去不正当的运动，但是近二三十年的选举比起从前来真可算得天堂比地狱了。这种大改革是怎样得来的呢？原来都由于国民自动的干涉。美国各地现在都有公民政治结社（CivicLeagues Or civic clubs），有成年人的，有妇人的，这种政治结社的宗旨专在监督选举，检查投票，告发一切不正当的运动，输灌公民应有的知识，讨论各政党的主张，评判各候选人的资格。每到选举之年，无论什么地方都有这种结社。有许多城市里因为政客的黑幕最深，故公民政体的防范也最严密。有一次选举时我正在纽约城走出来看他们投票，只见每一个投票场（纽约一城有几千个投票场）除办选举的人之外，有两个公民团体派出的纠察员，一个是本区公民政社派来的，一个是妇女参政会派来的。（因为这一次除选举省长、议员之外，还有妇女参政的问题也在票上表决。）投票自天明起至傍晚止，这两个公民纠察员也足足坐守一天，我走了许多投票场，处处都是如此。这个纠察员随时可以诘问形容可疑或是去而复返的投票人，随时可以监督选举场上的行为。有了这种严密的公民监督，那班财神麾下的政客奸人也就无可做手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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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民国何在…石钟扬
导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与他的时事评论
假使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中国当下问题与对策
政党概论
序曾琦君的《国体与青年》
好政府主义
大家起来监督财政
假使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
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
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
废止内战大同盟
所谓“剿匪”问题
制宪不如守法
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
统一的路
记全国考铨会议
新年的梦想
使建设走上不浪费不病民的大路上去——建设与无为
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
再论无为的政治
建设与无为
使建设事业走上不浪费不病民的大路上去
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
今日可做的建设事业
文明的造成，实以大学为主——大学精神与五四运动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五四运动纪念
论学潮
纪念“五四”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再论学生运动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海外归来之感想
“五四”后新思潮运动的意义
北大校友“五四”聚餐联欢会上的讲话
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文明——中国文化传统与西化问题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公共卫生与东西方文明
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
充分世界化——答陈序经先生
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
34自由主义
少年中国之精神
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
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新闻报道之灵魂
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
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后生可畏——对《大公报》的评论
《独立评论》引言
《独立评论》的一周年
又大一岁了
《独立评论》的四周年
民主宪政，最适宜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建国方略与宪政
人权与约法
《人权与约法》的讨论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
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
宪政问题
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
民权的保障
建国问题引论
建国与专制
再论建国与专制
武力统一论——跋蒋廷黻、吴景超两先生的论文
政治统一的途径
政治统一的意义
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
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
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
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
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政治信仰
政制改革的大路
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
新年的几个期望
再谈谈宪政
知难，行亦不易——问题与主义
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三论问题与主义
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
评《孙文学说》
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
说难
政论家与政党
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
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
我们所应走的路
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
我们能做什么？
民国何似？
删繁就简，用几句耳熟能详的俗语或可尽其意。一曰“多事之秋”，文争武斗，各路英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二曰“内忧外患”，外患最大莫过日寇入侵；内忧先是南北对峙，继而国共内战。三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张之洞说晚清的话，移说民国更确。1912年10月10日民国成立，宣告在中国延绵数千年帝制的终结，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然而民主共和的理念与制度，在那充满着“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几乎从来没有实质性地实施过，更不用说到1949年民国从名到实都在大陆上消亡了。
蔡东藩在《民国通俗演义》开篇一声惊呼，几乎成了贯穿民国始终的关键词：
共和在哪里？民主在哪里？
从1912年到1949年，对于民主共和，有人惶恐，有人摧残，有人盗名欺世，也确实有人为之呼唤、为之解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百川归海，风云际会，于是有了民国景观、民国气质乃至民国精神。评头论足，民国人与前清人，一眼即可分辨，当陈独秀、鲁迅们一挥剪剪掉脑后的辫子就告别了前清，那乍看“像茶壶盖样”的发型就是民初男人的风貌；女人裹了多少年的小脚放开虽恢复不了天足，但这“半大脚”毕竟有别于前清的三寸金莲。这就是民国。这是全体国民的民国，非某党某派的民国。
民国也有过感天动地的精彩。文的莫过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她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且不说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仅文白之争就改变了中国数千年的书写传统，明白无误地把中国人带到了现代化的思维空间。武的莫过于八年抗战而至胜利，使蒙羞百年的中国人第一次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共论世界大事。
民国而今安在？
抚摩着从旧书店淘来的《民国丛书》、《新文学大系》，翻阅着《图说民国》的老照片，寻觅着老北大老清华乃至西南联大的故事，抖动着久挂橱柜里的中山装，听听中山路上有百年树龄的梧桐在西风中窃窃私语，登临在夕照下仍然巍峨的中山陵……那民国的趣味、民国的习俗、民国的风尚……演绎成的所谓“民国范儿”，还若隐若现在我们生活中。民国百年生日临近，逼着或诱着人们问苍茫大地：民国离我们到底有多远？透过“民国范儿”遗存，仿佛还依稀见到民国那饱经沧桑的背影。
子曰温故而知新。人类总是要不断从历史中去吸取打造当下迈向未来的智慧与动力。何况民国毕竟不是遥远的历史，它当初剪下“尾巴”散落的毛发可能还在我们客厅的某个角落呢。
这些年人们似乎已经听厌了那些被粉饰或被肢解了的帝王将相的故事，于是民国故事渐渐成了热门话题，从而有了大量的关于民国的历史著作与文学作品（包括影视）。该如何评价这种文化现象，或说当代写民国的书呈何境界？恕我孤陋寡闻，不敢置喙。偶闻有云，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文学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余都是真的。乍闻不免惊讶，转思觉得此说未免太高看文学而低看史学了。好在其似乎并非专说有关民国文史的。历史是追忆中的民国，文学是想象中的民国，由此走近民国本无可厚非。而我们突发奇想，能否寻找一条非文非史的途径去看民国，以避高明之讥。民国有大量的民办传媒，“花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他们为道义与良知而写作，真正成为“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者”。他们对民国大小事情的现场报道（新闻）与现场评论（时评），堪称民间版的“民国实录”（历朝实录都是官方的），这本是民国难得的一道文化风景线。生活之树长青，生活有时比文学更好玩，来自生活第一线的报道自然也是如此。这些“民国实录”还未来得及加工成史著，也还没有被制作成文学，将之选编出来，或许能让人们一睹民国真容——一个原汁原味的民国。 民国报刊浩如烟海，民国报人人才济济。我们这套“民国现场”丛书首选了四本。第一是“报界奇才”，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黄远生（1885—1915）的新闻文选；第二是中国新闻教育与研究的先驱——具“铁肩辣手”之称的杰出记者邵飘萍（1886—1926）的新闻文选；第三是“思想界明星”——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陈独秀（1879—1942）所主编《新青年》、《每周评论》中的新闻与时评选集；第四是五四“三圣”之一——“再造文明”的设计师胡适（1891—1962）的时评选集。
这四位报人（无论专职或兼职的）都是学者型的。黄远生十九岁即考中进士，邵飘萍十四岁、陈独秀十七岁即秀才及第，胡适更有神童之称，他们都有留学或域外工作的背景，旧学新知兼备。又都有“铁肩担道义”的担当，更不乏“辣手著文章”（明人杨椒山原句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易“妙”为“辣”，更见风采）的身手。他们“纪述则须眉毕现，评议则山岳为摧”。人称“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甚至认为“不看过他的通讯，就不配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动态”（曹聚仁语）。冯玉祥将军则曰“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还说他“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陈独秀始终站在体制外，充当“终身的反对派”，其以“天下第一刊”《新青年》和专为议政的《每周评论》，传播“救时的圣药”——科学、民主，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至今仍与时俱增。胡适虽终其一生不属任何党派，却是坚定的“有政府主义者”，无论作政府的诤友还是诤臣，他都在为制度文明的再造作不懈的努力。胡适主张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包医百病”的抽象主义，针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包括如何当校长、党魁，如何当总理、总统，都有过设计，以谋求一点一滴的进步。
这四本书的主旋律是从不同角度追寻：共和在哪里？民主在哪里？而用科学启迪民众的愚昧，用民主抨击当局的专制，在陈独秀与胡适那里则来得更自觉些、更理性些；他们鼓吹以法治国，于是呼唤“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政？”他们主张将人权置于一切政治权力之上，于是宣称“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无论是黄远生、邵飘萍，还是陈独秀、胡适，都曾为民主、为言论自由历尽艰辛，饱经磨难。黄远生、邵飘萍还为之献出了宝贵生命，黄被刺杀时仅三十岁，邵被枪杀时也只刚刚四十岁。这些人类的良心，真可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四本书，有三本是从作者（黄、邵、胡）已有的文集或全集中选出的。其中《远生遗著》无新式标点，需要重新标点，颇为费事。（掩卷之余，不免感慨，不知那些治中国新闻史的教授们都忙什么去了，远生死去快百年了，他的文集还是素面朝天，无人整理。）《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那本则是从原刊中捞出来的。为此，让四位少帅忙乎了整整一个暑假，每本书都是汗水泡出来的。若读者欢喜，我们的辛苦就值。
2011年8月31日于南京秦淮河畔
《走上不浪费不病民的大路：可以触摸的民国》结集了胡适的主要时政评论文章。
《走上不浪费不病民的大路：可以触摸的民国》不仅可以看到胡适先生的思想面貌，了解他对中国现代化之种种议题的观点与方案，还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当时的语境，一起思索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先驱。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走上不浪费不病民的大路：可以触摸的民国》是民国人对民国大小事情的现场报道（新闻）与现场评论（时评），堪称民间版“民国实录”。这些还未来得及被加工成史著、制作成文学的实录，或许能让人们一睹民国真容——一个原汁原味的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