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见证民国教育变迁,烛照当下教育危机。先生传道、授业、解惑、垂范世人。薪火传承,有赖先生。社会要进步,先生多多益善。《新周刊》、《南方人物周刊》鼎力推荐。先生站着,整个民族就站着!先生跪着,整个民族就跪着!
民国时期的先生们都是具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精气神的人物,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这些先生们都有着自己的悲喜与无奈,以及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独特感受,《所谓先生》这本书里辑录的先生们的事迹和言论,作者朱平不做任何评判,不美化,亦不存偏见,力图通过种种的细节,还原出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这些人在民国的影响,远远大于今天在阅读界的影响,当时真的是全社会的影响,几乎改变了整个中国当时的文化。
《所谓先生》由朱平编著。
有时候一种称谓的变化,不仅反映了语言学的变迁,更凸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尴尬,60年来,我们孜孜以求,毁词不倦——“小姐”率先沦陷;“同志”躺着中枪。“教授”危如累卵;“先生”所幸未亡。
先生者,古之曰“师”,传道授业解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先生的存废,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存亡。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薪火相传、风格赓续,有赖先生。先生站着,整个民族就站着。先生跪着,整个民族就跪着。
然而如今,真正能配得上“先生”这一称呼的人屈指可数。社会在进步,物质在累聚,“先生”却付之阙如。好在我们还有回忆可以温暖,还有“民国先生”聊以慰藉。今天,我们为什么怀恋民国先生?在那个厉兵秣马、云波诡谲的时代,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先生,才一直让我们念念在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所谓先生》以民国为纬,以先生为经,选取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马相伯、梅贻琦、晏阳初、陈寅恪、钱穆等26位民国先生,力图通过他们的言语行状,描摹出一袭民国先生的剪影,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为学问者的专注与执著,为师者的责任与担当,从而给当下的中国教育以积极的镜鉴作用: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
重铸诸夏,熠熠皇皇。
涵泳今古,盗火西方。
薪火赓续,先生永光。
噫吁呼伟哉我中华先生!民国千古!先生万岁!!
PART 1 启蒙者
梁启超: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胡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司徒雷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民主终会开花结果
晏阳初:除文盲,做新民
PART 2 翻译东西
严复: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
张元济: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林纾:意境者,文之母也
辜鸿铭:“你们的英语太简单,正着读显不出本事”
PART 3 现代学术之建立
王国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钱玄同: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
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金岳霖: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李济:考古须:有问题、有方法、有耐性、精准、无成见
PART 4 在孤独中坚守
黄侃:学问不可趋时或挟势利以行
刘文典:一字之微,征及万卷
钱穆:文化与自然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PART 5 医身体还是医灵魂?
刘半农:学问即爱好,爱好即学问
林语堂:人生不过如此
梁实秋: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
丰子恺:艺术以人格为先,技术为次
PART 6 政治践行者
马相伯:“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章太炎:张扬国粹,反对束缚
于右任: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年名
民国先生群像
主要参考文献
胡适满三岁零几个月时,就被母亲送到四叔胡介如先生的学堂里读书了。虽然那时的胡适身体太小,必须被先生抱着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要下来还得别人抱下来,但他在学堂里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他在进学堂之前就已认得一千字。
胡适幼年时很得父亲钟爱,不到3岁时,父亲就把教胡适母亲的红纸方字拿来教小胡适认字,“父亲做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温习她的熟字”,“(父亲)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离开台湾时,胡适的母亲认得近干字,胡适也认得七百多字。那些方字都是他父亲亲手写的楷字,胡适的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最神圣的团聚生活的纪念”。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回忆了幼年时在母亲的教导之下的九年生活,直到14岁离开家之后。他说:“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在《先母行述》中提到他母亲忍耐的本领:先母内持家政,外应门户,凡几十年。以少年做后母,周旋于诸子诸妇之间,其困苦艰难非外人所能喻者。先母一一处之至诚至公,子妇间有过失,皆容忍曲喻之;至不能忍,则闭户饮泣自责;子妇奉茶引过,始已。
胡适刚进族叔胡介如先生的学堂念书时,他的“同班”只有老师兼四叔的儿子胡嗣秫,这个唯一的同学是个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的孩子,不喜欢念书,所以常常是胡适自己一个人念,直到天黑才回家。
胡适小时候“不大觉得念书是苦差事”,所以“常觉得奇怪,为什么嗣昭要逃学?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挨打、挨大家笑骂,而不情愿念书”,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中国旧式教育的不合理。
对于中国旧式教育制度,胡适在《慈幼问题》一文中有过如下描绘:“中国的小孩子,到了六七岁以上,女孩子固然不用进学堂去受教育,男孩子受的教育也只是十分野蛮的教育。女孩在家裹小脚,男孩在学堂‘念死书’。怎么‘念死书’呢?他们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译才能懂,有时候翻译出来还不能懂。例如《三字经》里的‘苟不教’,我们小孩子念起来只当是‘狗不叫’,先生却说‘倘使不教训’。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从五岁时读起,现在做了十年大学教授,还不懂得这八个字究竟说的是什么话!”
胡适从小对读书有兴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母亲的“红包制度”。别的小孩学费只是两元,老师对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因为光念不讲,所以学生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只好做了“赖学胚”。而胡适的母亲很渴望他读书,所以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元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二十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了”。
胡适的母亲受到胡适父亲的影响,特别嘱咐先生为胡适“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所以胡适在进学堂之前,先认得的近千个方字,每个字都经过父母的讲解,进学堂之后,不觉得很苦。“念的几本书里虽然有许多是乡里的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
胡适母亲增加学金,使胡适受到“特别待遇”的结果,便是在知识上比一般小孩子占了大便宜,使他在年仅9岁时就能看《水浒传》。这部书,为胡适的童年生活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也为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对于这段大量看小说的时间,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里回忆道:帮助我借小说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和顾颉刚先生讨论古史的胡堇人。他比我大几岁,已开笔做文章了,十几岁就考中了秀才。我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俩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的小说都记在上面,时常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我记得离开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经有三十多部小说了。
1958年,胡适在“中国文艺协会”八周年纪念会上演说《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时说道:“我这一个徽州的小孩子,没有学过国语,没有受过国语的训练,站在那个字纸篓的旁边,找到一本破烂的、不完全的《水浒传》,就这样的发疯。根据这个经验,我们就提倡白话的文学,这是有把握的。我们晓得,全中国凡是进过学堂的人、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凡是认得一千字或两千字的人,只要他瞒住了老师、瞒住了父母,半夜里偷看小说,把小说瞧得得意忘形而发疯,这般人都得到了一个工具,一个文学的工具、一个语言的工具,将来都可能成为国语文学的作家。”
在胡适的心里,母亲既是慈母,又是严师。胡适曾记述小时候,“每天天刚亮,我的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多久了。她看到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用功读书”。胡适的母亲,23岁就守寡,所以她常常对小胡适说起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胡适母亲教育孩子的法子很奇妙,“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了错事,她只对我望一眼,我看见了她严厉的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处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李敖认为这种教育方式也许有一个大好处,就是可以培养小孩子的自尊心,使他不会在别人面前因为膝被迫跪或肉被人拧而丢面子。
胡适小时候身体很弱,“五岁了,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不能跟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他母亲也不准他和其他孩子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们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糜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胡适之父)的小儿子叫作糜先生了”。
P22-25
那些离散的背影
为什么重返历史的愿望往往在最该前行的时候显得越来越强烈?谁又能贸然走进历史,在滚滚尘埃里发现自己血脉的底蕴?和伟人对话或者精神对接的时候,人们大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往往,夜半闲读或者三五友朋围炉夜话时,免不了就会牵扯到历史的某个细节,比如刘伶的酒壶和牛车、嵇康的铁匠炉和正始玄学或者辜鸿铭的辫子及对裹脚味的迷恋,诸如此类。还是往往,在扯到历史细节的时候,都免不了慨叹历史这个大筛子,粗枝大叶得实在厉害,那些生动鲜活的东西多半被弃之不顾,留下了框架不像框架、骨骼不像骨骼的那个粗疏的脉络,任不肖之徒任意填充私货,于是历史就成了肌理模糊、筋骨扭曲的怪胎,而历史人物的面目则因识者之描摹妆扮,彼时此时之间竟面目全非。特别是近现代人物,历经历史巨筛的反复振荡、翻检,留下来的只是一系列臧否微词,鲜有本相原貌,像胡适先生这样的人,忽而为唯心主义代表,恨不得使之遗臭万年,转而又是立宪大纛,乘风御奔于天幕,更有李济先生这样的绝世奇才,如一颗巨大的历史遗珠,竟在尘埃里被埋没半个世纪,直至21世纪才被发现重提!
难道历史仅仅是根据当代的需要而不断变脸的戏子?难道真如胡适先生所言的是一个小姑娘?
当黄仁宇将如椽巨笔深入历史细节的时候,《万历十五年》之生命复活、《黄河青山》之血泪耕织,让我们回到历史成为了可能。但黄先生毕竟是史家,他的小叙述构架的是大历史,事、时、人的三维组合,围绕着一个最基本的向性维度,那就是如河流般的历史演进态势,一般性描述无法抵达的那个历史内在逻辑,因而在他感性的叙述里,我们能够发现理性的力量。
如果作为一个远未抵达史家深度的普通人,我们的怀旧或者回到历史,应该是另外的情形,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大约就是情形中之一种。我们一直在寻找历史故事或者故人,寻找故事的目的在于为大历史填充我们自己看来有趣的骨血。而寻找故人,除了在森林里寻找某棵长相怪异的树木所处的位置外,我们还想看看那根须的模样,以及他们那怪异的枝丫在历史天空中呈现何种姿态,风过雨过,他们又怎样为我们留下挣扎的投影。于是这本书开始在他们行状与言论中将故人融入故事之中,并不刻意地坚持某种史学态度,也不见得仅仅是为了事无巨细。在我看来,编者朱女士的集萃也好,淘沙也罢,其结构之技巧虽显得笨拙,相同的编排方式略感呆板,但最大的启示在于一种知人论世的严谨态度,本不是史家就不必以史家之涂抹能事示人。就这一点看,让人物自己演出自己的人生,自己说出自己的话,并不是所有史家都能做到的,因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一个并不规则的故人方阵,没有打扮,也没有雷同。
当然,这本书的内涵远远不是历史态度,而是“所谓先生”的提法。在这个提法里,我们似乎能够看见作者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那种精神的仰慕。汪修荣在《民国教授往事》一书的“后记”中说:“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这个只是群体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创造了许多人间传奇,至今仍高山仰止,令人兴叹。”我认为这也道出了朱女士一半的心情,她另一半的心情或许较为复杂,但有一点比较清晰,那就是为那些离散的背影做一个简单挽留。虽然这个挽留是比较无力的,但是,我依然相信,她的写作行进在有着未来的轨道上!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红岩》杂志编委 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