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是一件非常有主见的事情，因为每一次按键都是一次选择，选择的不同决定了作品的千差万别，做一个风景摄影师或者人像摄影师都是这样，然而谈到战地记者可能任何一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都会存有畏惧和不惑，不理解是什么样的动力和信仰可以支撑一个人有勇气去做战地记者，芮沙就是这样一位摄影记者，他的事业之路既精彩又特殊。

30多年里，他走遍世界各地，为各大国际媒体拍摄报道：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时代》杂志、《明星》《巴黎竞赛》。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长城，从开普敦到卡玛格，从高加索到纽约，芮沙的照片表现过各种眼神，他走过不同的国家，留下了它们的光影和记忆，以及留存于他的照片里永不褪色的人。

他崇尚画面的简洁，喜欢运用光影和色彩。他始终尊重人道主义摄影师的高尚传统。他的照片见证了对人类及其勇气的信心。

芮沙、瑞秋·戴哈地编著的《希望的曙光：纪实记者镜头中的多元文化》中通过对150张典型照片的评论，向我们展示了芮沙在镜头背后的故事，他坚持不懈地进行视觉探索，以及他拍摄的背景，他的意图，选取某种技巧或者取景方法的原因。他在摄影过程中的另一面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芮沙、瑞秋·戴哈地编著的《希望的曙光：纪实记者镜头中的多元文化》收录了纪实摄影师芮沙的150幅精彩作品。

芮沙是一名人道主义摄影师，他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下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无论战争、节日、生活细节，无不真实反映出每个地方人们不同的快乐的、苦难的、虔诚的生活。

《希望的曙光：纪实记者镜头中的多元文化》图文并茂，通过百余幅摄影作品同时配以简短的文字故事，为您掀开一个您不曾了解的世界。《希望的曙光 ：纪实记者镜头中的多元文化》主要分为七个章节，包括：战地记者、和平记者、相遇、修行、建筑、瞬间、红与影，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长城，从开普敦到卡玛格，从高加索到纽约，芮沙的照片表现过各种眼神，他走过不同的国家，留下了它们的光影和记忆，让读者深刻体会到“镜头背后”摄影师所传达的真实感受。

《希望的曙光：纪实记者镜头中的多元文化》通过大师的镜头，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大师卓越的摄影技巧，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大师是摄影旅程，感受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真实的生活现状。

序

战地记者

和平记者

相遇

修行

建筑

瞬间

红与影

生平

参考书目

致谢

第一次飞翔

第一次飞翔，让我了解到世间存在着不平等，以及认识到一定要将这一点警醒世人。

16岁的我心中有着反抗的精神。我天真地以为，我的见证可以挑战不可避免的现实。

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个小小的鱼市上，我带着父亲送给我的相机闲逛。一个穿着破旧的老妇人坐在地上，兜售着几条被渔民丢弃的烂鱼。买东西的人跟她一样贫穷。她用瘦骨嶙峋的手捡起几枚硬币。然而有一名警察走了过来，让她交保护费。我为此感到震惊，并且决定写一篇文章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我将这篇文章命名为《飞翔》。文章在校刊上刊登了几天后，我正在上课，门开了，校长和一位我不认识的官员走进来。我被传唤了。他们把我弄上一辆汽车。我作为好学生为那天真的自豪蒙上了轻微的担忧。在萨瓦克（伊朗在1957年至1979年间的秘密情报机构）局长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刊登了自己那篇文章的几本校刊。当时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自己对这位鱼市老妇人的悲惨境遇的见证能够被人倾听。当他们问我这篇文章是不是我写的时，我一直站着，毫无畏惧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那名官员的表情立刻变了。他愤怒得脸都变了形，把我珍贵的文章撕成碎片，扔到我的脸上，大声吼道：“你再也不准碰这个东西，听到了吗？再也不准！”他所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是真相。这让我十分震惊。

晚上，怀着恐惧和分担慌乱心情的需要，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他的反应使我毫无疑问地肯定了自己对人生的选择。他问我：“你是否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我说是的。“那么就继续做下去，但是不要被人抓住。”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停下毫不妥协的见证的脚步。因为在伊朗国王穷奢极欲的年代曝光伊朗的贫穷，我锒铛入狱。根据毛拉的制度，流亡是逃避死刑的唯一选择，于是在随后的岁月里，我变成了一名流浪者兼战地记者。被卷入冲突风暴中的人们是我投入的第一个“战场”，我要打碎他们痛苦的沉默。飞翔从未停息。

不平等的战役

三场战争，三个年头，三幕悲剧，同一个野心：展示人在面对战争的暴力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力和脆弱，以及占领了整个世界的恐惧。这些都是摄影所无法容纳的。

的黎波里，1982年，叙利亚的军队包围了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游击队。这是一场不平等的战役。如何通过图像来见证这个事实？摄影，同时也是一个等待和获得惊喜的过程。叙利亚人轰炸了油库。一道黑烟蔓延到空气中、天空中、城市中、生活中。有一个人在行走，他戴着头巾，那是巴勒斯坦的标志。我给他拍了几张照片。他在威胁面前显得那样渺小。

1983年的这个夜晚，一队反苏联占领军的阿富汗游击队第一次进攻喀布尔。54名战士，还有我，蜷缩在地上，头顶上飞来飞去的是苏联入侵者声势惊人但毫无目标的火力，划破黑色夜空，留下红色的痕迹。随着夜越来越深，我冒着巨大的风险抬头拍了几张照片。我们就在战场的中央，这幅照片体现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火光和烈焰的夜晚。

2004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交给我一个到阿富汗沿着本·拉登的足迹进行报道的工作。我与正在东方、尤其是在部落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军队经过协商，获准登上了向一个基地运送士兵的直升机。照片中的炮兵正在戒备，准备射击。在这片山脊、沟壑和蜿蜒小路一望无际的风景背后，塔利班成员正在窥探，随时可能袭击，却没有人窥探到他们。在这些来自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的士兵们身上，恐惧和无力几乎可以触摸得到。威胁并非来源于这名美国炮兵的姿势，而是来源于这片一望无际的风景，塔利班对这里的地形了然于心（见第10页）。

只在一线间

摄影记者的作用不是臆造事实，而是到现场去，以图像见证，并且进行真正意义上地“展示”。在所有的冲突当中，都随处可见这些被枪林弹雨击中乃至熄灭生命的红色灵魂。而我，尽管悲伤、愤怒、憎恶、灰心，有时还会恐惧，却仍然要在这生死一线间游走。这里到处都是免费诊所和乡村医院，吞噬着那些没有生命的肢体以及惊恐的幸存者，仿佛是流浪在完全不可理解的世界当中。

1986年，是南非各地发生暴乱的一年，黑人和有色人种奋起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白人政府藐视国际社会的判决，仍然予以血腥的镇压。困苦与暴力在开普敦的十字区最为深重。警察包围了当地居民，因为害怕暴政即将结束而疯狂的向居民施暴。孩子、女人、男人纷纷倒在大粒霰弹的射击之下。我设法进入一家设备短缺并且受到监视的诊所，躲在一个空棺材里面。我看到因为医疗条件不足，医生和护士在痛苦、死亡和病人家属的愤怒面前是那样无力。我拍的照片很少。后来，回到巴黎以后，我选择这一张，它将整个背景分为两个部分：一面是生，一个人在走动；一面是死，一个年轻人躺在床上，全身裹着布，嘴唇紧闭，上面包着白色的纱布。

14年之后，马苏德在阿富汗继续抵抗着塔利班，并在潘杰希尔峡谷建立了自己的自由领地。在一次激烈的进攻当中，很多年轻、甚至是非常年轻的男人牺牲了。马苏德对负责埋伏的一位将领大发雷霆，因为是他的轻率使这些年轻战士成为了受害者。崇山峻岭之中，墨黑的夜晚被死寂笼罩，只有一所乡村医院的巨大帐篷中时不时地传出痛苦的呻吟。灯光昏暗，人影幢幢。在这场战役之后，我还见证了另一场战役。在免费诊所的帐篷里，这些人平躺着，有的人甚至躺在地上。到处是血，破碎的肢体，陷于沉寂的极端疼痛，还有死亡。我始终记得这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他名叫海拉拉，围着一圈纱布的面容看起来十分平静，仿佛远离了对战争、痛苦和创伤的恐惧。失而复得的天真无邪又回到了他身上。他放下了武器。他的朋友站在一旁，显得十分迷惘，脸上与所有幸存者一样都浮现着仍不放弃的表情，手中提着一盏光线微弱的灯，一如生命的痕迹一般微弱。我感觉这两幅画面的结构有相似之处：生与死只在一线间。

P11-14

除了在伊朗国王（Shfah）监狱的那三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摄影。我因为拍摄了有关贫苦和不公正的照片，并且将这些照片张贴在德黑兰大学里的墙上而备受折磨。那时我22岁。

我与摄影的相遇可以追溯到那之前的几年。人生常常如此，总是在青少年的几个关键年头，即13岁到17岁，一个事件，一次邂逅，能够决定一个人未来的方向。那时，一根在你心中悄悄燃烧的蜡烛，有时这火光甚至能照亮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父亲送我相机那年，我14岁。我的第一张照片是给我侄子拍的，他站在一个埃菲尔铁塔的模型前面。对那时的伊朗来说，摄影是一种奢侈。我靠着打零工，艰难地买到了第一批黑白胶卷。我带着相机四处走动，常常会在大山和村庄里住上几天。我用眼睛去探索，努力地想要驯服这台机器，让它成为我的同伴。我感觉只有依靠它才能表达自己。是的，确实如此，它是我所有情感、想法、意愿的“翻译官”。我把每张照片都提前设计好，以便节省胶片，还在家中洗手问里布置了一个临时暗房，用来冲洗和晒印胶卷。我充满了激情和癫狂，在隐秘的昏暗当中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看着这种能让图像显现出来的魔法而惊叹不已，我为这种炼金术一般神奇的魅力所倾倒。到了选择专业的时候，我挑选了物理学，因为这是有关焦点和镜头的学科。我天真地以为这些学业与学习摄影是相关的。一年之后，我放弃了物理学，改学建筑学，因为受到了德黑兰大学美术学院神秘氛围的吸引。先是中学生，然后是大学生，最后成为建筑师，但在这期间我始终坚持摄影。我的生活不会有其他的发展过程。我看到的、见证的一切当中都有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当我25岁走出监狱时，我只是变得更有决心，是所有这些与我一起蹲监狱的人磨炼了我，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监狱对我来说是一所生活的大学。我结束了学业，开始在一家建筑设计所工作。伊朗伊斯兰革命此时正在酝酿之中。有一天，我在窗外看到一批游行的学生与伊朗国王指挥的军队对峙，我听到一声枪响，接着又一声，然后看到一个学生受伤倒地。有一个摄影师跑上前去，将这个场景永久地记录下来。我愣在那里很长时间，仿佛是突然受到了启示。当天晚上，我就向设计所请了三天假……后来这个假期变成了30年。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摄影师！当时，从世界各地来到伊朗拍摄时事的记者很多。我经过自学，有幸能够成为马克·吕布和唐·麦卡林的助手，这使我有机会观察他们的工作方法。一开始，我不敢在他们面前拍照片。因为在东方，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但是不久之后，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开始展示一些自己精心拍摄的作品。我最早的一批照片被刊登在杂志上，我因此成为了法新社驻德黑兰的摄影师，并且加入了由天才的高克辛·西帕里奥格鲁建立和领导的西帕新闻图片社，他也是摄影新闻的创始人之一，非常注重为新的人才提供机遇。在拍摄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之后，我被迫流亡，因为我的照片见证了新的政体对库尔德民众的残酷掠夺。于是整个世界都走进了我的视野。在那些年里我一直为《时代》和《生活》杂志工作。作为战地记者，我游走在无理由的暴力和无辜受害者的流浪当中，虽然看到的是诸多的残酷暴行，但我却坚持追求绝望背后的希望与和平。自1991年起，我开始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担任摄影师。多年以来，我从未停止视觉的探索，总是不停地质疑自己的方式和知识，作为一个初学的“朝圣者”，朝着新的摄影冒险之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