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斯文·赫定从美国返回北京，投身于他的第四次中亚探险队即西北科学考察团（1927～1933年）的结尾工作。1933年8月，他受中国政府委托，组建西北公路探险队，勘察通往新疆塔城、伊犁、喀什的公路路线。这是斯文·赫定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中亚探险，时间是1933年10月至1935年2月。关于这次探险，他写了三部著作：《马仲英逃亡记》、《丝绸之路》和《游移的湖》。斯文·赫定编著的《丝绸之路》一书主要记述全程16000公里旅程中的见闻。

斯文·赫定是把自己视为贯《丝绸之路》始终的抒情主人公的，他的情感，他的尊严，他的热忱，他的冷竣，那就是一个探险家面对古道万物的反馈，那就是一个经行者针对古道历史、现况与未来的独白。《丝绸之路》的人物颇多，有中国人、外国人，但写得最成功、最丰满、最有感情色彩，又能引起读者去关注的人物，正是赫定自己。

出版说明

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

中国边疆研究60年与西域探险考察

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代序)

引言

一 出师不利

二 通往百灵庙之路

三 进发戈壁滩

四 等待中

五 生瑞恒归来

六 额济纳河畔的圣诞之夜

七 在额济纳河畔休整的日子里

八 通向丹宾喇嘛的强盗窝

九 穿越黑戈壁

十 汽车遭劫，身陷囹圄

十一 奔赴乌鲁木齐

十二 被困乌鲁木齐

十三 派遣救援队

十四 赫默尔和贝格曼返回瑞典

十五 一件令人尴尬的突发事件

十六 在乌鲁木齐的最后时日

十七 解脱的时刻

十八 丝绸之路

十九 奔向长城

二十 肃州和甘州

二十一 长城行

二十二 穿过险峻山岳地带

二十三 丝绸之路上的最后时日

后录

译后记

编译说明

一、出师不利

1933年10月21日的早晨，我和赫默尔博士驱车前往西直门车站，一路上两旁的树叶正在变成黄色。汽车探险队队员已在车站集结，周围都是赶来为他们送行的朋友，其中有刘复、徐炳昶两位教授和保罗·史蒂文森、博斯哈德先生、《泰晤士报》记者麦克唐纳先生和其他许多朋友。当火车徐徐驶出车站向西北方开去时，他们大概都觉得这是和我们的诀别了。

北京的城墙和壮观的城楼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身后。我们行驶在灰色沉闷的广阔原野上。不一会儿，火车载着我们穿过南口，沿着用大块花岗石筑成的古长城，在山间蜿蜒行走着。傍晚，我们在张家口短暂停留。午夜，就在我们专用的、没有暖气的车厢里，用羊皮铺好床睡觉。早上6点钟，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说话的是瑞典人。门一下子打开了，一个年轻人闯了进来，兴奋地喊道：“好哇！”这时，有一位稍上年纪的妇女递给我一杯滚烫的热咖啡——火车已停在丰镇车站，瑞典传教团有一个传教站设在这里。那位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卡尔·埃弗雷姆·希尔，是一位传教士的儿子，20岁。经美国专家培训，他获得了汽车修理工的最高一级的证书。但因有其他任务，这次不能和我们同行了。递咖啡的女士是弗洛尔·尼丝特罗姆，1897年我们曾在宁夏相识。

车厢开始晃动起来，我们好心的同胞跳下车去，在月台上一边唱着瑞典国歌《你，古老而自由的祖国》，一边跟着火车奔跑，向我们挥手告别。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归化的城墙和城楼已出现在西南方。火车到站后，立刻被一伙吵吵嚷嚷的、形形色色的人群围住了。

生瑞恒的高大身影出现在我们的车窗外。赫默尔赶紧过去，生瑞恒对他低声说了点什么，他立时惊叫起来：“什么，他死了？”

我心中一紧，不知发生了什么。伯克塞尔和鲍肯坎普还在实地考察，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生瑞恒一定是听到了这两个下落不明者的消息了。是他们的驼队出事了，一个被杀。另一个被劫走了？是沙漠又发生了什么悲剧？还是我们这次伟大的探险在出发后的第十一个小时就被血影笼罩了？我把生瑞恒叫到了窗前。

“出了什么事？”

“我得向您报告，出了车祸，情况很糟。”

“伯克塞尔！”我脑中又闪过这个念头。但是谢天谢地，不是他。生瑞恒报告的这场事故和我们所属的科学探险队没有任何关系，但还是给我们这次新的行动的第一天旅途罩上了阴影。

生瑞恒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知道我们将于10月22日星期天早晨到达，但火车常常晚点。所以他想去车站问清我们究竟何时到站。于是备好了小汽车，蒙古族司机敦格拉带上牧羊犬“豹”，陪他一起去。敦格拉情绪沮丧阴郁，因为他夜里梦见自己和生瑞恒一起全速驶向一座架在深渊上的断桥，他觉得这预示着一场灾难在等着他。

生瑞恒坐到方向盘前，敦格拉坐在他左侧，“豹”蹲在了后排座位上。

他们沿着一条向北的街道朝车站驶去。街道前面是一片旷野，在右角处横卧着一条使用率很低的铁轨，离街尾的房屋只有6英尺，而在街尾却没有交通警站岗发信号，右边尽头的一座房子挡住了铁轨方向的视野。所以生瑞恒没有看到一辆机车正从铁道上驶来，走在机车前面的是一辆煤水车。汽车和机车都开得很快，根本来不及刹车。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但就在这一瞬间，两辆车相撞在一起了。敦格拉绝望地叫了一声：“天呐！”用力推开左侧的门，跳下车去，“豹”跟在他后面也跳了下去。

两辆车撞得惨极了！煤水车的车钩插进了汽车的一侧，机车又把已撞烂的车向前推了一段。左边的车轮扭曲着卡在枕木中，车轴弯得像钢丝一般。幸好有煤水车的车钩，汽车没给撞飞。要不是守护神保佑，生瑞恒早已粉身碎骨。他坐在车里，被牢牢地夹在车座、方向盘、操纵杆和撞瘪了的车门之间，根本动弹不得。机车推着被撞坏的汽车滑出枕木，向前移动了25码后，才停了下来。

鼻青脸肿的生瑞恒，慢慢从破烂的车中挣脱了出来。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还能站起来，还能走路。他呼叫敦格拉，可是听不到回答。最后终于在离出事地点13码的地方找到了那可怜的小伙子。他已四肢不全，前额也被撞碎了。显然他非但没能逃脱，反而滚到了车轮下面。

这时，立刻请来了天主教传教团的医生，但他已无能为力了，只能证明敦格拉是当场身亡。警察要逮捕机车司机，但生瑞恒解释说，他自己也负有同样的责任，警察也就不再追究，就此作罢。

我们去看了出事现场。我们出色的司机敦格拉浑身血污，一张草席盖在他身上。后来，死者被殓入棺木，放在一座庙里。他的亲属要求赔偿，我们尽力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南京铁道部又配给我们一辆新车，和那辆毁坏的一样，也是都铎式轿车。P15－17

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代序）如今闻名遐迩的词汇SILKROAD——丝绸之路——与另一个英语名词SERINDIA（西域）一样，是随着20世纪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热的升温，才广为人知的。人们对20世纪80年代初的多集电视片《丝绸之路》想必记忆犹新，日本作曲家喜多郎为其谱写的同名配乐，已成为现代电子音乐的经典之作。

一般认为，早期的中文文献并不曾把这条起自西安、横贯欧亚大陆的古老通道叫作“丝绸之路”。这一名称首见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教授的多卷本名著《中国》（1887年初版）。李氏不但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并作了有关的论证，在其《中国地图集》中，还涉及了“海上丝绸之路”。另一个西方学者赫尔曼率先接受了这一名词，并将自己的一部专著题名为《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1910年初版）。然而，真正使“丝绸之路”有了立体感，并普遍为学术界、读书界所接受，是因为西域探险家斯文·赫定于30年代中期出版了以其为书名的一部杰作。

斯文·赫定是著作等身的人。在他已过“古稀”之年时，为什么要写《丝绸之路》这本新著，这本书对于他的“探险生涯”，对于认识中国西部、开发中国西部，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1933年1月，斯文·赫定横渡太平洋，来到和太平洋一样并不太平的古都北京，并住进了“瑞典会馆”（瑞典人之家）。他是专门来主持开始于1927年的中瑞联合“中亚大探险”的收尾工作的。

1933年春夏间北京的政治形势是尽人皆知的。继1931年“九·一八”，1932年“一·二八”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已将北京和整个华北、内蒙古视为势在必得的区域。读过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对当时古都的压抑与紧迫氛围，想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6月之交，赫定正指挥救援失踪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籍团员安博特。6月7日，获悉安博特平安无事，正滞留在和阗（即今和田），“近日经印度返回”。这个好消息冲淡了老朋友、德国国防军将领泽克特造访带来的喜悦。然而此后的德国驻华使馆专门为泽克特来华举办的招待会，不但使赫定终生难忘，并“强烈地影响”了他“未来的命运”。

1933年6月28日，北京雨季之前的一场暴雨使夏夜分外沉闷、冗长。然而，德国使馆却灯火辉煌，来客川流不息。招待会一开始，如注的大雨或多或少分散了赫定的注意力，他或许由此而想到还在野外作学术考察的中瑞等国学者的处境。很快，一个陌生的、身着白色夜礼服的高个儿中国官员吸引了他的注意，说不上是他待人的友善，还是他无可挑剔的举止，使赫定决定请使馆职员介绍与之相识。原来，此人名叫刘崇杰，是当时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副部长）。那时，首都已迁往南京，但大多数国家的使馆尚留在北京，而刘崇杰的任务，就是加强各国使馆与南京政府之间的联系。

虽是初次相识，两人的交谈从开始就是热切而诚挚的。话题离不开时局与新疆。赫定阐述了他对中国西部历史命运的看法：乾隆皇帝统治中国时，在他的庞大帝国周围建立起一个由附属国组成的半圆形缓冲带。……共和以来，你们已经失去了西藏、外蒙和热河在内的满洲。如今内蒙古也受到严重威胁。新疆虽说仍属于中国，但是现在爆发了战乱。如果政府再不重视新疆事务，那么，用不了多久，你们也将失去它！他的论述打动了刘崇杰。次长反问：“那么，你认为我们该采取什么行动，才能扭转局势呢？”赫定立即谈出了自己久经思考的见解：我想，应该加强中国内地与新疆的联系。第一步是修筑并维护好二者之间的公路；第二步是铺设通往亚洲腹地的铁路。

其实，改善内地与新疆的交通状况，是近代关心中国西部状况的杰出有为之士的共识。早在1917年，谢彬就曾倡言：“余以便利交通，为开发新省第一急务。”并亲自向新疆主政者杨增新面陈修筑联结内地与新疆的干线公路的必要性与具体办法。然而，内地与新疆的交通从来也不曾像30年代初期那样大成问题，那样梗阻难行，改善古丝路之议，从来也没有具有如此的紧迫性与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刘崇杰次长被赫定的建议吸引了，在分手时，他要求赫定就上述问题起草一份“备忘录”，并附上标有新公路（适用于汽车交通的）走向的草图。同时，他邀请赫定于次日到他的办公室再作更详尽的讨论。

以下的事实证明，赫定的建议是有成效的：几个月后——1933年8月中旬，南京政府任命赫定为中国铁道部顾问，并以其为“铁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队队长”。1933年10月21日，赫定同他的几位中国及瑞典同事离开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开始了他历时3年（1933～1935年）的在中国西部沿古老的丝绸之路进行的多灾多难的“汽车考察”。此行不同于赫定以往的历次西部探险之处在于：一，所利用的交通工具不再是骆驼、马等，而是汽车；二，他的身份完全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籍专家，而不再是一位独行荒漠的外国探险家。而这个外籍专家“真诚地想要以自己游历中亚所取得的若干经验来给中国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丝绸之路》）30年代中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不平静的年代之一，内战、外患、灾荒遍及中国各省区，而当时的新疆又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是自从左宗棠挥师出关平定阿古柏之乱以来最困难的阶段，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当中，而整个政局变幻莫测，成了野心家的乐园，民族分裂分子以为有了一试身手的大好机遇，新疆也因而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中心。“老将军”——这是塔里木地区维吾尔人对杨增新的尊称——生前曾预言：“新疆治世是桃源，乱世是绝地！”“一旦发生战火，塔里木将成为一口烧红的大锅！”都不幸而言中。

就在这种形势下，年近70岁的斯文·赫定却率考察队义无反顾地向新疆进发了！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将赫定及中外助手此行比作“飞蛾”“赴火”。其实，更恰当的比喻应该是不惜为理想而献身。

关心西域探险史的人都知道，斯文·赫定的探险著作，往往比他的探险活动本身更知名。此后他一连出版了三本有关此行的新书，第一本是《大马的逃亡》，第二本即《丝绸之路》，第三本是《游移的湖》。《大马的逃亡》近年已有汉文、维吾尔文两种中译本，译名为《马仲英逃亡记》。而《游移的湖》也早由徐芸书译成中文，台湾省于1955年初版，此后多次再版，书名则译作《漂泊的湖》。两书的中文本都受到中国读者的好评。此行的压卷之作《丝绸之路》一直未译成中文正式出版。上述三部著作，都是有名的丝路探险史杰作，又被称为有关“战争”、“湖泊”与“道路”的“三部曲”。这“三部曲”总共有70余万字，后来，又由作者改写成全景式的史著，编为《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的第三卷，内容仅有26万余字，但首尾更完整，也对三部书中重复、“压茬”的地方作了剪裁。然而这三部曲，尤其是《丝绸之路》，绝不能用史著来替代，除了内容更丰富，更个性化外，其中对丝绸之路的探索与思考也是其独有的画龙点睛之笔。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的侧重在道路。在1927年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踏上西行之路时，是以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的，其驼队有近400峰骆驼备用，每次宿营，营地便被称为“驼城”。而1933年，赫定及其助手配备有4辆福特卡车，一辆小轿车，因此，对路况优劣的感受空前强烈。

我在《斯文·赫定的探察活动及（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文中，称赫定为“中国西部的最后一位古典探险家，第一位现代探险家”，这一提法曾被台湾省《历史》月刊引称。赫定是传统意义上首开西域探险之路的先行者，又是率先把本是“单枪匹马”独行侠式的探险变为多学科的科学考察的组织者、实践者。当汽车车队驶上坎坷多阻的西行征途时，昔日的盟友——被称为“瀚海之舟”的骆驼就成了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的象征。《丝绸之路》中写到骆驼，总是带有怀旧的情愫，而伴随骆驼产生的对青春岁月的回忆，则往往浸润着难以言传的迟暮之感。

在再次前往额济纳河的旅途中，汽车队宿营时与专门驮运汽油的驼队相遇。这些骆驼都是1927年就往返于西部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老“成员”，左颊的烙印“H”（赫定的头一个字母）已浅淡难识了，但其中一峰曾随中国科学家陈宗器进入罗布荒原考察的老骟驼一眼就认出了久违的赫定与陈宗器（陈也是这次“汽车考察队”成员），便毫不犹疑地离开队列，“昂首阔步踱到我们跟前，就像过去一样，伸出它那美丽的毛茸茸的大脑袋……这情景就如老朋友久别重逢，勾起了我们许多回忆”②——赫定这样写道。在快要进入新疆之前，一峰驼群中败北的孤零零的公驼在戈壁游荡，又引动赫定许多遐想。也许是旅途太寂寞，太难得有交流感情的机会吧，赫定在西域探险过程中分外地关注“无言的旅伴”——各种动物。除了“最老的朋友”骆驼，在《丝绸之路》一书中，他还写了由于帐篷较暖和，使一只冬眠于此的跳鼠过早地醒来，写了形形色色的狗——他一生写的最后一本书，名字就叫《我在中亚的狗》。此外，他还写下自己倾听“无韵之诗”——驼铃时的感受：我聆听着，深深为这古老而又熟悉的铃声打动，正是这千百年来回响在商队经过的古道上的特殊旋律，长伴着旅人商贾展开了一幅幅多姿多彩、震撼人心的沙漠生活图景。

直到很久很久，驼铃声完全消失在夜幕中，他的思绪才回到所住的帐篷里。

汽车取代了驼队，虽是一个实质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但作为天生的探险家，探险生涯的真正诱人之处，从来也不曾因之消失或变味儿。

《丝绸之路》一书中时时可见赫定对探险过程特有的乐趣的描写，这些段落有些是无意中涉及的，也有着意予以刻画披露的。比如，在外人看来荒野宿营是刻板而千篇一律的，而赫定则写道：驱车横断戈壁，在某种程度上是单调乏味的，可更有难于言表的魅力……每到晚上，或枕清泉而宿，或伴营火而眠。夜来在铺在地上的睡袋里做做美梦，早晚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从一处营地到另一处营地，无论是沙漠或是草原，日复一日展现的都是平淡而又荒凉的景观。可是，从来没有人厌倦过，而且还永远不会感到满足。凡是到过沙漠的人，总是渴望能旧地重游。这广袤无垠的大地，如同大海一般，使人就像着了魔一样地迷恋着它。

这里写的已不只是沙漠露宿的感受，而是探险家对无人荒野的征服感。

旅途是艰辛坎坷的。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宿营，才更令人怀念。在走过困苦难言的行程之后，赫定专门写到大家精疲力竭地挤在一起入睡的情景。那本来搅扰睡魔的鼾声，在他听来竞像“一支没有指挥家掌握的乐队”，有时听上去打鼾人像快窒息了，又有时候如同在“拼命吞吃一头野骆驼”——多么形象、幽默的比喻！哪怕三个民族混合在一起的汗臭，也成为回味美妙的沙漠生活的引信。而对丝路上汉族商队的描写（见第五章）则给读者刻画出古道日日常新的一个生动的横断面。赫定写过逃出软禁生活的放松感；写过维吾尔人之乡为白杨掩映下那奇妙细长的木桥；写过丝绸古道上“像心跳一般有规律地隐现在道路的尘土和冬天的寒雾之中的”一座接一座的古烽火台，这些烽火台“似乎铁了心要和事物消亡的法则抗拒下去”，历尽沧桑，依然不肯退出行旅的视野。一路上的道路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车行之难，车辆损坏后的苦恼，是每天都不请自来的“伴侣”。赫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但探悉了探险生涯的苦与乐，还及时把自己的感受升华为对未来的关注。作者是以古丝路的经行者、探索者的身份发愿：将来一定要在这里修建一条通衢大道，以便利后来的丝路旅人。

可以说，《丝绸之路》一书中有关“干沟暴雨”的段落，是其最精彩的内容之一。

赫定本人先赴乌鲁木齐去向盛世才要汽油，一到便被拘禁于城中。他得知医生赫默尔（从1927年就在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工作的瑞典学者）得了重病，便不顾一切地脱身赴南疆救助。路上，在离开托克逊县城，进入著名的百里干沟时，却受阻于一场百年（也许是千年）不遇的大雨。干沟就是唐代的银山碛，仅这个地名就足证那一带是以缺少水源而知名。但1934年7月的这场大雨使干旱的天山谷地变成了“热带雨林”。长久的瓢泼大雨引发了山洪，而足以冲垮一切阻拦的山洪又险些把赫定一行吞没。在大雨来临时，他们正露营在山谷一处要冲之地，手足无措，缺乏心理准备。全凭齐心合力，有准确的判断力，才幸免于难。我读过有关新疆大风、大旱、大雪的描写，而关于大雨，再也没见过比这更令人心旌飘摇、意念难执的文字了。然而最令人难忘的则是，当大雨消歇，山洪退去之后，他们竟于一个阴郁的早晨，意外与已渡过危险关头的赫默尔大夫相逢在某个无名的山谷营地。读到这儿，我们不能不承认，自然风光也罢，古道难行也罢，荒漠情韵也罢，那都不过是一个恰如其分的铺垫。好比撑杆跳高的助跑，京剧中各角色出台的定场诗，《丝绸之路》一书中真正令人难以忘怀，令人读后不免掩卷长思的，还是那形形色色的人物！三首先，赫定是把自己视为贯穿《丝绸之路》始终的抒情主人公的，他的情感，他的尊严，他的热忱，他的冷峻，那就是一个探险家面对古道万物的反馈，那就是一个经行者针对古道历史、现况与未来的独白。可以说，书中写得最成功、最丰满、最有感情色彩，又最引动读者去关注的人物，正是赫定自己。

《丝绸之路》不是赫定篇幅最长的著作，但涉及的人物颇多，有中国人、外国人，中国人当中有汉族学者、回族军人、蒙古汗王、维吾尔知名人士……外国人中，除瑞典人，还有白俄、苏俄红军、波兰流浪者、外蒙活佛、日本间谍、英德传教士、北欧邮政官员、土耳其籍的阴谋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当属“假喇嘛”丹宾、苏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尕司令”马仲英及“新疆王”盛世才等。

丹宾喇嘛本身就是“丝绸之路之谜”。在不同的书籍中，他的面貌各异，或是“丝路侠盗”——罗宾汉式的好汉，或是占山为王，为患丝绸古道商旅的强盗，或是外蒙古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不管怎么说，二三十年代的丝路经行者难于忽视他的存在。据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所著《通往新疆的荒漠道路》一书，丹宾是“蒙古化的华人”，在外蒙古于辛亥革命后陷于混乱时，曾风云一时，“得到一份权势”，“当苏俄积极夺取外蒙古主权时，他便与部属及仆从远避他方，另图发展”，占据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明水一带，曾掘井开荒，占山为王，成为丝路上一股独立的势力。后来被外蒙古派的刺客暗杀。苏联地理学家奥勃鲁切夫（1863～1956）所著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当中，丹宾（被称为黑喇嘛）是甘南藏族与蒙古族的混血儿，自幼随为甘州（即今张掖）守备当马夫的父亲住在河西走廊。

后来父亲因马匹大批饿死而入狱，弟妹被掠卖到北京为奴。他聚众在古丝道河西西部路段劫富济贫，并专劫中国官员，而且准备有钱后去北京赎出亲人。后来下落不明，据说劫了一个汉人商队，有了足够的钱，便洗手不干，带上四个部下到北京去了。

不管怎么说，赫定一行并未见到丹宾喇嘛，在大约10年前，丹宾就已不存在了——或是被杀，或是离去。赫定见到的，只是一座空无一人的废堡——“强盗窝”。在赫定眼中，不论他出于什么动机，只从阻断古道、为患过往商旅（“向过往商队勒索税钱”）这一行径上，就应与一切不利于丝路通畅的事物：匪帮、税卡、战乱、地方主义等归为一谈，根本没有考虑过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干。说实话，我是赞成赫定对丹宾的看法——“强盗”、“中亚冒险家”的。他的存在是丝绸之路的客观障碍。

关于丹宾喇嘛，《丝绸之路》着墨不多，书中另一个“中亚冒险家”（这是我借用的，不是赫定的原意）、苏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是赫定反复提及的人物。总的来说，由于阿布列索夫给予过赫定相当重要而关键的支持，书中对其是一再予以称赞的。要全面认识阿布列索夫其人，应该参阅包尔汉的《新疆五十年》的有关章节。尽管如此，赫定对阿布列索夫在新疆政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刻画，是入木三分的。比如当赫定被盛世才拘禁于乌鲁木齐，不能去营救赫默尔大夫时，阿布列索夫竟能当着赫定面，给新疆外交署下死命令，让赫定出城。于此可见苏俄在当时的新疆政界影响有多大。

尽管行文很有分寸，但看得出来，赫定对盛世才是很反感的。他对盛世才的描写最值得借鉴、最有教益的地方，在于他毫不隐瞒地写出自己对盛世才“看不透”的困惑感与陌生感，这样反而突出了盛的阴鸷、深沉、多变的特点。逃到台湾后，盛世才写有回忆录《牧边琐忆》，并有英文传记《小卒与轴兵》。可惜这些书难得一见，否则能拿盛对赫定的印象做个对照，就更耐人寻味了。

无疑，赫定对另一个历史人物马仲英则抱有一定的好感。马仲英也是新疆历史之谜。肯定地讲，马仲英是个相当有个性魅力的人，是具有领袖风度的将军。尽管赫定吃尽了马仲英部下的苦头，并几乎被枪杀，尽管赫定从未正式与马仲英结识。但马仲英的确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在《丝绸之路》最后一章“后录”当中（系1938年6月追记），赫定对马仲英的复出所抱的希望，毋宁说是对其突然投入对手——盛世才——的盟友的怀抱感到难以理解，对这曾使西部大地久久为之震颤的不守常规的将军竟然一入苏俄之境再无声息感到担忧——或说有着不祥预感。希望马仲英东山再起，也许是希望他能有一种更圆满的结局。

马仲英的下落的确是谜中之谜。或说他在苏联学开飞机而失事，或说被斯大林杀于莫斯科郊外别墅（系出自盛世才《牧边琐忆》），或说因被指为托派而死于苏联肃反。斯文·赫定与各界都有着良好的联系，他想必也听到过上述说法的一种。正因为如此，那个本不够清晰的回族军人的形象，才在他头脑里越印越深。盛世才在《牧边琐忆》中提到，1937年初，斯大林曾计划让马仲英回国，建立回族抗日联军，但被盛坚拒。而赫定对他的复出（“再生”）所执的态度，像是盼与一个久别的朋友重逢那样，只有一个饱经沧桑的睿智老人，才会怀有那样的信念。

读过《丝绸之路》，我们会觉出赫定这个精力过人、似乎永不疲倦的探险家的的确确是老了，与以前的著作相比，他似乎更重感情，更少决断，尤其是在与老友重逢或告别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当考察队中的两位瑞典助手随苏联车队回国，他的两个中国助手去送行时，在一个人苦思冥想中，他竟回忆起许多本已遗忘的往事，他写道：这样，就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整个院落寂静得像坟地一样。我回到起居室，坐到一把扶手椅上沉思起来。一个人有时会忘掉一些往事，可是当随着年复一年时光的流逝，又重新回想起当年这些事的时候，仍能感到生活的魅力，这该有多好！这种情愫的表露，我们不但在其早期著作《穿越亚洲》、《罗布泊：探险与考察》等书中见不到，在此前几年所写的《回到亚洲》、《戈壁沙漠横渡记》（中译本名为《长征记》）等书中也很难品味得出来。

也许斯文·赫定已经意识到，这次沿古丝路的探险是他长达半世纪的探险生涯中最后一次亲临中国西部的荒野，所以，在写《丝绸之路》时，他以较多的笔墨写下了自己对西部大地与人民的挚爱之情，并且对朋友与敌人都给予较大的关注。没有患难与共的朋友，晚境会凄凉难耐；而全无敌手，也会平添几分寂寞惆怅。从这个角度来说，《丝绸之路》是西域探险家赫定写给西域探险史的告别辞与最后的留言。从这个特定意义上来讲，《丝绸之路》是古道经行者、探索者赫定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四我们说过，《丝绸之路》第十八章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本章可以题名为“丝绸之路忧思录”或“古道启示录”。

对丝绸古道而言，旅人、商贾、释子、探险家……都是匆匆来往的过客。而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最漫长的这一条陆路交通线上，推动古道繁荣的丝绸并没有留下往日兴盛的痕迹。“中国的商人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由他们的商队往西运送的数不清的大捆丝绸，到何处才是其旅程的终结”，这就是古老丝绸之路所具有的特殊性。在赫定心目中，丝路的历史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他写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条丝绸之路最萧条的场景：见不到一点生机，商业已是奄奄一息，一路上的村镇，除了废墟，还是废墟。在一贫如洗和朝不保夕的惨境中，人口越来越少。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看到过去那一幅幅丰富多彩、辉煌繁盛的画面，那川流不息的商队和旅行者为每抵达一个新的绿洲而跳跃欢腾的景象。

作为丝路经行者，赫定面对衰败的残迹，“又一次恍然听到了如流的岁月拍打着双翼疾驰而过”，他已经站在了通向未来的门槛上，发现只有迈出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才能向过去道别，而赋予古道新的生命！“当驼铃和马銮铃被代之以喧闹的汽笛和喇叭声时，昔日的浪漫风情就所剩无几了’’0他进而写道：旅途中，我一直都在想象，仿佛已看到一条崭新的公路穿越草原和沙漠，一路上有无数的桥梁架在河川小溪和水渠沟壑上……公路的路线会忠实地沿着古代丝路上商队和车轮留下的足迹和车辙向前延伸，到了喀什噶尔，也绝不意味着它已到了尽头。

我想象着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画面和热气腾腾的生活情景，憧憬着技术进步将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灿烂前景，幻想着人的创造力将得到空前发展，使人为之目眩。

昔日的壮景一幅幅沉入西方的地平线，而新的灿烂辉煌的景象每天随着初升的朝阳，一幕幕展现在东方的天际。

这就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古道的未来。在20世纪，“任何一种预期可以使不同民族接近并团结起来的事物，都应得到欢迎和理解”，而丝路的新生，正是符合这一目标的。

在20世纪30年代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斯文·赫定关于中国将依靠丝绸古道来与日本一决胜负的预言完全应验了。赫定指出，“中国人已下定决心要尽最大努力保卫自己的国家”，而只要使古道复活，“中国就能在内线继续这场战争”。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甘肃、新疆的公路成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的生命线，为此，苏军红八团进驻哈密，而漫长的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路段已改建成现代化的公路干线。

1996年3～4月间，我只带了一本书，即斯文·赫定《丝绸之路》的中文译本，踏上往返于北京－乌鲁木齐的旅途。路上，乘坐火车、汽车，走完了甘肃至新疆的行程，也读完了赫定这本名著。而这部写于60年前的书的深刻内容、丰富视野、精辟预言使我的旅途充满回顾与思索。

一路上我想到，80年代中期就有过“开发大西北”之议，相当鼓舞人心。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未能真正实施。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国际学术界已向中国西部倾斜，21世纪必定是中国西部的世纪，“丝绸之路热”将再次升温。开发大西北，调整中西部与东南沿海的发展速度，不可避免地会给西部大地注入生命力，使古丝路充满生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披读《丝绸之路》，那就不只是“温故”，而必定能够“知新”！正如斯文·赫定所说：“落后的亚洲也会再次进入文明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

1933年1月，斯文·赫定从美国返回北京，投身于他的第四次中亚探险队即西北科学考察团（1927～1933年）的结尾工作。1933年8月，他受中国政府委托，组建西北公路探险队，勘察通往新疆塔城、伊犁、喀什的公路路线。这是斯文·赫定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中亚探险，时间是1933年10月至1935年2月。关于这次探险，他写了三部著作：《马仲英逃亡记》、《丝绸之路》和《游移的湖》。

《丝绸之路》一书主要记述全程16000公里旅程中的见闻。探险队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古，取道额济纳，由甘肃明水进人新疆。后由乌鲁木齐出发，经由哈密以东星星峡进入甘肃安西，途经肃州（即今酒泉）、甘州（即今张掖）、凉州（即今武威）和兰州，最后抵达探险终点西安。此行正值盛世才与马仲英交战之际，新疆处于兵荒马乱、动荡不安之中。作者本人先后被幽禁于库尔勒和乌鲁木齐达数月之久，他在著作中对新疆当时的战争、政治等状况和盛世才、马仲英等历史人物的记载，生动翔实；对沿途所到城镇村落的社会经济、生活习俗、人口等以及旅程中的道路交通、自然地理等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作者对两千年前把中国这一丝绸之国和罗马帝国连接起来的古丝绸之路，作了历史性的回顾和展望，笔触酣畅，联想翩翩，使人读来饶有兴味和启发。卷末附有后录一篇，对1935～1937年新疆的政局势态乃至日本侵华战争的现状和趋势，均有阐述分析，不妨可看成是正文的续篇。本书对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和新疆的现代史，尤其是对研究当时的“盛马之战”和外国插手新疆的争夺，提供了一份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本书最早的版本为瑞典文本：“Sidenvaigen”，1936年于斯德哥尔摩出版。同年于德国莱比锡出版德文本，“DieSeidenstrasse”。1938年于纽约出版F．H．莱昂所译英文本“TheSilkRoad”，增印了上述的那篇“后录”。日文本先后有高山洋吉（1939）、桥田宪辉（1944）、西义之（1965）和福田宏年（1984）译的4种译本。这次的汉译本系根据莱昂的英译本译出，并参考了福田宏年的日译本。

对著作中的人名、地名等，译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几经核实资料后译出。但是，大量的小地名，事隔半个多世纪，不少已屡经更改，或是出于其他原因，已很难查找。对这部分地名，一般予以音译。英译本中的气温测量，系取华氏温标，考虑到当前国内外通用情况，参照日译本，一律改成摄氏温标。

译者水平有限，如有疏漏误译之处，望学界予以批评指正。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马大正先生、杨镰先生及罗致平、范玉梅、米海力、朝克等学者的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