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承德，是溥仪祖先康熙大帝以“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雄才大略在此修建行官“避暑山庄”之地，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过二百年陪都的历史，是汇集过各民族王公大臣的朝王之所。现存有中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集中展示了皇家文化、古建筑文化、佛教文化和中原儒文化，是世界文化遗产。赵继敏等编著的《末代皇帝溥仪在紫禁城》从不同方面介绍了溥仪的生平事迹。

《末代皇帝溥仪在紫禁城》主要内容：

爱新觉罗·溥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因其一生政治生涯的变化曾先后辗转于北京、天津、长春、前苏联、抚顺等多处居住。由于其作为伪满洲国皇帝在长春生活居住了十四年，使长春与溥仪有了地缘、资源、人才三方面优势的不解之缘，这三个方面的优势是其他省市所无法相比的，这也是长春市的一笔知识财富和无形资产。赵继敏等编著的《末代皇帝溥仪在紫禁城》分为9个部分对溥仪进行研究，分别为宫廷事件、宫中教育、后妃习俗、饮食起居、人物杂议、众说溥仪、书画手稿、伪满侧记以及旧址揭秘进行研究。

宫廷史事

 1912年的宗社党：以《申报》报道为中心

 溥仪的二次登极与退位

 清末帝逊位优待条件若干问题之探索

 简析建福宫大火及对溥仪的影响

 庄士敦、郑孝胥与整顿内务府事件

 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前因后果评析

 关于逊清史的几个问题

 紫禁城内最后的两场京剧演出

 从紫禁城到天津时期溥仪的复辟心理分析

宫中教育

 中西式教育下的末代皇帝溥仪

 如何看待影响少年溥仪的正负面因素

 帝师庄士敦与逊帝溥仪述略

 从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身上引发的思考

 亦师亦友亦父子——溥仪与庄士敦

 试论溥仪早期思想中的崇外观

后妃习俗

 隆裕太后和溥仪

 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

 末代皇后婉容御用簪花与佩饰研究

 社会变革对末代后妃的影响-

 爱新觉罗·溥仪的婚姻家庭心路历程

 溥仪和他的五位妻子

 从满族习俗看溥仪大婚

 逊清小朝廷时期宫规习俗变迁之考察

 紫禁城内残存宦官制度的特点及终结探析

饮食起居

 画说溥仪

 溥仪逊位后的皇室生活

 溥仪在紫禁城12年的逊帝生活

 从饮食习惯探究溥仪的心路历程

 溥仪在紫禁城的生活起居

 简述溥仪的几项“贵族运动”

 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的饮食条件

人物杂议

 冯玉祥与溥仪-

 驱逐溥仪出宫的鹿钟麟将军

 新文化领袖中的悯君者——胡适与溥仪的缘起缘落

 论载涛在溥仪婚姻中的角色和作用——从紫禁城承办大婚的王公到新中国溥仪婚礼的主婚人

 泰戈尔与溥仪

 溥仪与润麒

 溥仪与紫禁城小朝廷的太监

 溥仪与溥伟的三次皇帝梦

 溥伟与溥仪的命运——大清帝国的宿命

 从杀害革命志士的刽子手到关外皇陵的守护人——记赵景祺的一生

 工藤忠与溥仪

 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

众说溥仪

 从末代皇帝溥仪的慈善之举看善举善心与善名

 溥仪眼镜的文化内涵及商业价值探究

 溥仪与紫禁城

 溥仪在紫禁城那些事

 溥仪：一个男人的人生三大悲剧

 逊帝溥仪从旅顺踏上傀儡之路

 溥仪的两次旅顺之行

 溥仪改造期间思想转变内外因探析

 东京审判、沈阳审判溥仪出庭作证之比较

 从移居天津到出关投敌——溥仪在天津时期思想主旨解析

 外国人眼中的溥仪

书画手稿

 溥仪的书画情结

 溥仪与国宝

 吉林省博物院庋藏清宫散佚书画

 末代皇帝溥仪书画述考

 溥仪在清宫所盗书画《清明上河图》的流传始末

 伪满皇宫小白楼与清宫散佚字画

 红色风暴中末代皇帝的思想沉浮——溥仪“文革”时期手稿研究

伪满侧记

 从中日历史环境分析看九一八事变的发生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历史走向研究

 溥仪与《日满议定书》的签订

 溥仪与伪满洲国

 对溥仪及伪满洲国满系官吏政治角色的分析

 溥仪第三次称帝后东北民众心理剖析

 试论伪满时期关东军与总务厅的关系

 溥仪投靠日本充当傀儡的主客观原因之分析

 凝同了的战争汜忆——伪满洲国“满苏”国境阵地个案研究

 两次访日对溥仪思想的影响

 日本佛教在伪满洲国的活动及影响研究——以净土真宗大谷派为例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海关的强占与东北贸易的变化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对中国东北海关的劫夺

旧址揭秘

 荣源与天津南市房地产开发

 九·一八事变后的沈阳故宫

 伪满皇宫建筑考辩

 伪满帝宫同德殿建筑装饰构件考析

 伪满中央银行俱乐部旧址记述

 溥仪御用防空洞揭秘

 藏品看历史之：充当日本军围主义殉葬品的神风特攻队

 末代皇后婉容的遗物——紫貂皮大衣

附录

 溥仪研究的学术创新与特色发展——第四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

清末帝逊位优待条件若干问题之探索

关伟

清朝宣统皇帝溥仪的逊位，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当时各派势力从全局出发，对封建皇帝不杀、不圈、不逐，并制定优待条件，给予皇帝、皇族以安逸生存之机。对优待条件制定的背景、内容、实施与废除等问题加以考察，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有意义的。

1911年，在武昌起义和各省政权更迭的过程中，革命派既表现出了革命勇敢精神，义暴露出了软弱妥协态度。

12月18日（宣统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北方代表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在卜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与会者除南北代表外，还有英、美、俄、日、德、法六国驻上海总领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在全国继续停战的问题。南方代表要求北方军队遵守停战协定，停止在北方的晋、陕、皖、鲁及东北七省的军事行动。

第二次会议于12月20日（十一月一日）召开，主要讨论国体问题。南方代表坚决主张实行共和政体。会议约定把停战期分别展限7日和15日。12月29日（十一月十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议，约定国体问题交同民会议公决。并就皇帝、皇室和满、蒙古、回、藏四族待遇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第四次会议于12月30日（十一月十一日）召开。会议确定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办法细则和各省代表名额。翌日召开第五次会议，主要商定了三种优待条件。第一个优待皇室条件，计6条；第二个是优待满、蒙古、同、藏人条件，计5条。以上条件均列于公文，通告各国政府，以昭大信。第三个是伍廷芳、唐绍仪为双方代表通过私下秘密协商，于12月20日（十一月一日）草签了一份包括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等为主要内容的文件。

但是，当袁世凯得悉12月27日（十一月八日），已“独立”的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从海外回到上海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围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时，不仅“沮丧”又“有病”了“。袁世凯遂宣称已签各项文件，概不承认。为扭转谈判局面，孙中山于1912年1月16日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22日再次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他就“履行前言”。孙中山又提出五条具体办法：一、清帝退位；二、袁世凯宣布绝对赞成共和；三、孙中山在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五、袁被选为总统后，须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始能接受事权。

袁世凯见孙巾山等革命党人的妥协，而开始加紧布置逼宫计划。“称病不入朝”。这时，满族贵族虽然不甘心退位，却见军政大权已完全落人袁世凯手巾，全国大多数省份已经独立，未独立省份也全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他们已经是山穷水尽。回天无力了、又加段祺瑞秉承袁世凯旨意联名发表通电，要求立刻采取共和政体“以维大局”，否则将率兵入京。

袁世凯领衔全体内阁成员L奏隆裕太后：南方“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目下“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倘大局至此，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臣会同内阁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政，关系至重，一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义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只得要求“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针”。

当时宫廷中由光绪帝皇后、宣统帝尊为隆裕太后垂帘听政。她接到袁氏奏折，先令召开内阁会议。1月17日，清廷召开内阁会议。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助、恭亲王溥伟及蒙古王公与会，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以遭革命党人炸弹伏击，身体欠佳为名不到，而派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为代表。会上，赵秉钧转达袁世凯的意旨：“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此言立遭溥伟的强烈反对，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决定，“请旨办理”。

1月19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集满蒙王公亲贵醇亲王、恭亲王、睿王、肃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等14人举行御前会议，讨论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问题。当太后提出“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的问题时，众人均“力主君主”，认为“无主张共和之理”。太后冉抖出奕助与袁世凯所谓“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及“必使摄政王退位”的说法，溥伟、那彦图、载泽、善省等人纷纷表示反对。他们一面攻击“奕勖欺罔”，认为“嗣后不要再信他言”：一面坚决主战，甚至要求太后拿出宫中金银器皿，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甚至用“君主立宪维持会”名义散发揭帖，攻击共和。要求清廷“齐同振作，与革匪决战”，以巩同“圣清万万年邦基”。这些人坚决反对共和的态度对隆裕太后产生了影响，清廷仍举棋不定，但隆裕太后已有无力回天之感，她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会议无果而终。

同日，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按袁世凯意图联衔奏称：

“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

为了尽快迫使清廷就范，袁世凯又于1912年1月26日授意段祺瑞联合北洋将领姜桂题、张勋、何宗莲、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馄、李纯、潘矩楹等46名将领，联名电奏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并威胁说：“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这是什么话?这不等于明告朝廷，皇帝再不退位，北洋军队就将要直攻北京。

与此同时，地方大吏亦敦促清廷宣布共和。署直隶总督张镇芳、署两江总督张勋、署湖广总督段祺瑞、河南巡抚齐耀琳、署山东巡抚张广建、安徽巡抚张怀芝、山西巡抚张锡銮、署山西巡抚李盛铎、吉林巡抚陈昭常等也联衔电奏，·致要求“速降明谕，宣布共和”。

1月26日，极为仇视共和制度的满族亲贵首领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杀。满族亲贵个个心惊胆颤，纷纷离京，逃至天津、大连、青岛等地外国人控制的地方。至此，隆裕太后切切感到大势已去，方于2月3日授全权予袁世凯“研究一切办法，先行迅速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南京政府重申了早已在南北和谈中已拟了的优待条件，

1912年，南北双方代表伍廷芳与唐绍仪的和谈。主要协商对清朝皇帝、皇族的待遇问题。

处置清室的基本原则是三不：不杀、不圈、不逐，并制定优待条件，给予皇帝、皇族以安逸生存之机。其办法是清帝退位，给予优待。

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是经过南北双方有关人员反复商讨之后确定的，且在，定程度上考虑了清室的意见。《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记述称“此条件文字，盖经往返商讨数十次而后定，皆由（梁士诒）先生与唐少川（绍仪）先生居间传达，南方则由汪精卫先生主稿者居多，每次持稿入奏（隆裕）皇太后，则先生与赵秉钧也。太后逐字讨论，见解明快，对宗庙陵寝最为注意。”

其实原则上的优待条文，是1911年12月29日唐绍仪与伍廷芳第三次会议时已初步确定了。所议清皇帝待遇条件为：一、以待外围君主之礼待之；二、退居颐和园；三、优给岁俸数目，由国会定之；四、陵寝及宗庙，听其奉祀；五、保护其原私产。同时对有关满蒙回藏之待遇条件议定为：一、一律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i、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八旗生计以前，原有口粮，暂仍其旧；四、从前营业之限制，居住之限制，一律废除；五、所有王公等爵，概仍其旧。对上述条文虽已取得原则共识，但没有具体讨论。

清廷得知以上优待条文后，提出保存大清皇帝名号，并“世世相承”，“仍居宫禁”等要求。

对清廷所提要求，孙中山、黄兴表示坚决反对。1912年1月18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一、名号定为宣统皇帝，删去‘世世相承’四字。二、退居颐和同。”同一天，黄兴在致电伍廷芳电中严厉痛斥“世世相承”，说：“议和愈出愈奇，殊为可笑!第一条仍保存大清皇帝之名称及‘世世相承’字样，可谓无耻之极。第二条‘仍居宫禁’，是与未退位无异。第一、第二，为我军人之绝对的反对。”翌日，伍廷芳复电孙中山、黄兴，阐明自己见解，认为“若清帝退位，则共和目的已达，其他枝节，似可从宽”。在他看来，所谓清帝的名号只不过是个空名、废物，不必重视；“仍居宫禁，改为暂居宫禁，将来迁移，势在必行，所争只在迟早”。

“优待条件”经过修改，南伍廷芳于1月20日正式电告袁世凯内阁。

优待皇室之条件6条：一、清帝退位之后，其名号仍存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二、暂居宫禁，日后退居颐和园；三、优待清帝岁俸年支若干，南民国政府提交同会议决，惟不少于三百万之数；四、所有陵寝宗庙得永远奉祀，并南民国妥为保护；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及奉安经费，由民国政府照实用数目支出；六、保护其原有私产。优待满蒙同藏人之条件5条：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应有之私产；三、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以前，原有口粮，暂仍其旧；四、从前经营之限制、居住之限制，一律蠲除；五、所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后又经过双方多次反复修改，于2月6日由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最后修正案，并电告袁世凯。

《清帝退位诏书》，由曾任中央教育会会长的张謇起草，遂经唐绍仪转电袁世凯。袁阅后擅自在后面加入“以袁世凯全权”6字，寓意由他从清政府取得了政权。孙中山发现后极为愤怒，指其不当。但袁世凯与唐绍仪竟将加字之责推给清廷，解释成“以其为遗言之性质，无冉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

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代表6岁的皇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并以谕旨宣告接受优待条件，

《清帝退位诏书》颁布之日，标志清帝的退位，统治268年的清王朝覆亡，延续两干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结束，中国历史上二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诞生了。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正如列宁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

清帝退位后，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表示“从此努力进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誓词”中又说：“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然而，袁世凯说一套做一套，不认真履行诺言，甚至演出幕幕丑剧。

孙巾山对袁世凯保持一定警惕，因此在让位后，始终不忘保卫革命党人历尽艰辛所建立的民主制度。他在给参议院的辞职咨文里，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不能更改；二是俟参院举定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时，大总统及国务员才能解职；i是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孙中山提出这三项条件，是想凭借南京临时政府所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和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临时约法，以防止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其实这是幻想，“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其后，民国政府又相继颁布了一些文件的相关解释文件。民国元年（1912年）8月19日，颁布了有关蒙古待遇的特别通告《蒙古待遇条约》。条约共九款，主要内容是消除蒙古与内地之间所有的壁障和差别，取消蒙古的藩属地位，达到蒙占不再自认为独立，而成为巾华民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11月23日总统发布命令。重申优待蒙、回、藏各族，宣布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联合组成新邦，同享共和之福。

最后一个“优待条件”的解释文件，已是1914年12月16日所颁布的《善后办法》，共七条。此文件以及对“优待条件”的解释，清室和民国政府两方存在些微不同。

综观“优待条件”，民国政府采取了宽宏态度，但在执行“优待条件”的十几年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探索。P21-24

今天，由长春溥仪研究会主办，避暑山庄博物馆、伪满皇宫博物院承办的第四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承德乾阳大酒店隆重开幕了。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会议主办方，向来自北京、天津、西安、哈尔滨、沈阳、长春、常州等全国高校、社会科学院、博物馆、出版社、杂志社和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及媒体的朋友，向长春溥仪研究会的会员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给予我们这次会议大力支持与帮助的承德市文物局的领导和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爱新觉罗·溥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因其一生政治生涯的变化曾先后辗转于北京、天津、长春、前苏联、抚顺等多处居住。由于其作为伪满洲国皇帝在长春生活居住了十四年，使长春与溥仪有了地缘、资源、人才三方面优势的不解之缘，这三个方面的优势是其他省市所无法相比的，这也是长春市的一笔知识财富和无形资产。随着对溥仪生平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资料不断发现，研究人员不断增加，利用溥仪研究成果开发创作的文艺作品的层出不穷，影响的逐步扩大，波及国内外溥仪研究热的形成，成立一个研究组织，树立一个学科旗帜，为国内外学者搭建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切磋观点的平台，将处于分散格局的溥仪研究统筹起来，形成溥仪研究的规模与权威，是溥仪研究的客观要求，长春溥仪研究会即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长春溥仪研究会自2005年8月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七整年不同寻常的岁月。从溥仪研究会的筹备到溥仪研究会的诞生；从“第一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春的成功召开到第一部学术成果《漂泊沉浮多少事——解读溥仪》一书的问世；从“第二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的隆重举行到专题溥仪研究成果《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的问世；从“第三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辽宁新宾赫图阿拉的成功举办到来代皇帝溥仪系列图书《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的出版；从第一个连续出版物《溥仪研究》的出版发行，到今天“第四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承德的隆重召开，长春溥仪研究会在理事会的领导和国内外专家、学者、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现已拥有国内外会员100余人，形成了溥仪研究的专门化、系列化和规模化，溥仪研究正在向纵深领域发展，在国内、国际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和知名度。

值此硕果累累的金秋之际，我们见证了“康乾盛世”百年辉煌，承载着四海归心、天下一统梦想的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承德举办第四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紫禁城时期的溥仪”为主要议题，重点探索研讨紫禁城时期与溥仪相关的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将溥仪研究向深化、细化领域发展，推进溥仪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丰富溥仪研究的成果，并致力于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进而深化对东北亚文明史和中国近代史、东北沦陷十四年的研究。同时，我们也将借助长春溥仪研究会这个平台，加强和促进长春与国内外的联系与沟通，增强长春历史厚重感，扩大长春市的对外影响，为促进长春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历史的承德，是溥仪祖先康熙大帝以“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雄才大略在此修建行官“避暑山庄”之地，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过二百年陪都的历史，是汇集过各民族王公大臣的朝王之所。现存有中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集中展示了皇家文化、古建筑文化、佛教文化和中原儒文化，是世界文化遗产。近些年来，承德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上均都值得长春市学习借鉴，将这次学术讨论会确定在承德举行，一方面在解读溥仪，推进溥仪研究方面让我们的研究者了解、感受溥仪思想形成的主客观原因，另一方面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清朝历史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拓宽溥仪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同时也是我们宣传、扩大溥仪研究会影响，提升溥仪研究会社会、学术地位，与溥仪研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区和单位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达到双方共赢发展目标的积极探索。

最后，预祝本次讨论会圆满成功！预祝会议研讨取得丰硕的成果！

（此文为长春溥仪研究会会长、长春市政协副主席万芝兰在第四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