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二十四史》涵盖了中国古代清以前的全部历史,是中国古籍中最有价值的图书,读之,可以令人知古知今知未来;用之,可以经纬天地,纵横捭阖;藏之,可以使你的家庭书香有继,蓬荜增辉。但二十四史对于现代人来说,又有着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读不懂,二是读不完,三是买不起。张传玺教授主持主编的《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上述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让我们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悠悠历史之中,去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智慧,让你学会不仅可以主宰你自己的人生,还可以洞悉社会历史的发展。它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精彩!
本册为《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之沈约的《南史》的《南史(1)》。
沈约的《南史(1)》力图通过精心的选目和准确生动的翻译,帮助读者了解南朝的历史,了解其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风貌,了解这一时期绚烂多彩的思想文化和哲学宗教、文学、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成就,从而把握南朝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传承的脉络。
本册为《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之《南史》的《南史(1)》。
《南史》由张传玺等主持主编。
宋书
本纪第一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名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是汉高帝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
高祖生于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成人后,身高七尺六寸,风骨奇特。家贫,有大志,不修品行小节。侍奉继母以孝著称。
起初担任冠军将军孙无终的司马。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十一月,妖贼孙恩在会稽作乱,晋朝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东伐。牢之请高祖参谋军事。
四年五月,孙恩又侵犯会稽,杀死卫将军谢琰。十一月,刘牢之又率领部众东征,孙恩撤退逃跑。
五年春,孙恩频繁攻打句章,高祖多次打败他,孙恩又逃入海中。
八月,朝廷任命高祖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统领水军追击孙恩到郁州,又大败孙恩。孙恩向南逃跑。十一月,高祖追击孙恩到沪渎,在海盐追上,又打败孙恩。三次交战都大获全胜,俘虏斩首上万。孙恩部众从此因饥饿疾病而死亡大半,从浃口逃往临海。
元兴元年(402年)正月,骠骑将军司马元显西伐荆州刺史桓玄,桓玄也率领荆、楚大军,东下讨伐元显。元显派镇北将军刘牢之抵御,高祖为牢之参谋军事。驻在溧州。桓玄到达,高祖请求出击,牢之不答应,要派儿子敬宣前往桓玄那里讲和。高祖和牢之的外甥东海人何无忌都一再劝阻,未被采纳。于是派遣敬宣前往桓玄那里。桓玄攻克京城,杀元显,任命牢之为会稽内史。牢之畏惧而对高祖说:“他夺了我的兵权,大祸就要临头。现在应当向北投奔高雅在广陵起兵,你能随我前往吗?”高祖回答说:“将军率领几万强兵而望风投降。桓玄刚得势,威震天下。三军人心,都已散了,广陵哪里可能到达呢!我当为旧君服丧退回京口。”牢之叛逃,自缢而死。何无忌对高祖说:“我该到何处去?”高祖说:“镇北将军此去必不能幸免,你可随我回京口。桓玄确能保守节操侍奉君主,我当和你侍奉他;否则,和你一起图取他。现在正是桓玄矫情用智的时候,一定会用我们这些人。”桓玄的堂兄桓修任抚军将军镇守丹徒,委任高祖为中兵参军,军职、郡职照旧。
孙恩自从失败逃亡之后,部众逐渐离散,怕被活捉,就在临海投水而死。残余的部众推举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首领。桓玄想要暂且安宁东部地区,就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虽然接受任命,而作乱劫掠不止。五月,桓玄又派高祖东征。
桓玄做了楚王,将谋划篡夺帝位。
在这之前高祖东征卢循,何无忌跟随他到达山阴,劝说他在会稽起义。高祖以为桓玄还未占据帝位,而且会稽离京城遥远,事情难以成功,等到桓玄篡位叛逆的事情显著,慢慢地在京口收拾他,不怕不成功。到这时桓修还京,高祖假称刀伤发作,不能徒步随从,就和无忌同船一起回京,订下复兴晋国的计策。于是和弟弟道规、沛郡人刘毅、平昌人孟昶、任城人魏咏之、高平人檀凭之、琅邪人诸葛长民、太原人王元德、陇西人辛扈兴、东莞人童厚之一起参与起义。当时桓修的弟弟桓弘担任征虏将军、青州刺史,镇守广陵。道规任桓弘的中兵参军,孟昶任州主簿。于是派刘毅秘密前往会合孟昶,在长江北聚集部众,计划起兵杀死桓弘。长民任豫州刺史刁逵的左军府参军,谋划占据历阳相互响应。元德、厚之谋划在京城聚集兵马攻打桓玄,并约定日期一齐发动。
三年(404年)二月己丑初一,乙卯,高祖假托狩猎,和无忌等人聚集起义徒众,同谋的共有何无忌、魏咏之、咏之的弟弟欣之、顺之、檀凭之、凭之的侄儿檀韶、檀韶的弟弟檀只、檀隆、道济、道济的堂兄范之、高祖的弟弟道怜、刘毅、刘毅的堂弟刘藩、孟昶、孟昶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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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公元420年-589年)是东晋之后建立于南方的四个朝代的总称。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而自立,建立了宋朝,此后在南方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与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总称北朝)并立,至公元589年隋灭陈朝为止。该时期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下接隋朝,合称为南北朝。
南朝的四个政权存在时间都相对较短,其中最长的刘宋不过59年,最短的萧齐仅有23年,是我国历史上朝代更迭较快的一段时间。南朝继承了东晋的领土,其范围为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的地区。四个政权中,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3年外,其余的时间,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终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政权,历4代8帝,共59年;南齐(479—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3年,但由于争杀频繁,竟历3代7帝,平均3年1帝,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梁代(502—557年)历3代4帝,其中武帝萧衍个人享国时间最久,几近半个世纪;陈(557—589年)首尾凡33年,历3代5帝,其疆域只有江陵以东、长江以南的狭小国土,最终丧亡于隋朝之手。
记载南朝历史的史料是比较贫乏和紊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极为兴盛繁荣,但史书虽多,却大都散佚不存,以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主要只能从现存的有限的正史资料中去求索。就正史而言,今存二十四史中,南朝时期占有四书(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一史(即《南史》)、一志(即《五代史志》,亦即《隋书》诸志),数量似乎不少,但论内容,却远远不如其他朝代正史的内容丰富,且又多重复处。像《陈书》仅有三十六卷,《宋书》之诸志,则将宋之前诸代之制重复一遍(当然这些重复中不排除有新增内容)。至于《南史》,卷数虽多,却与南朝诸史重复至多。
我们这次选译南朝五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就是想删去芜杂、重复,帮助读者梳理南朝史的脉络,使其清晰简明,易于读者去了解南朝看似纷繁无序的历史。
《宋书》一百卷,是由梁朝沈约修纂的,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宋朝国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就已开始,何承天、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等都曾参预编撰,著作郎徐爰曾修成《宋书》六十五卷,这些著作都为沈约修《宋书》时所依据。《宋书》中的突出内容,就是颂扬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体现了士族门阀制度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充分发展。除此之外,《宋书》记述保存了不少的历史资料,尤其是当时人的许多奏议、书札和文章。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宋书·州郡志》中对于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都有较为详细的讲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南齐书》原有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计有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是由梁朝萧子显修纂的。《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后亦称《齐史》,至北宋,为区别于唐代李百药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南齐书》,而称后者为《北齐书》。《南齐书》亦有志,其中以《州郡志》与《百官志》尤具史学价值。在列传人物的写法上,萧子显能够“于序事中寓论断”(顾炎武语),因此被后人誉为“良史”(赵翼)。
《梁书》五十六卷,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是由唐朝姚思廉修撰的,不过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日”,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其父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在内容方面,除政治、军事等问题外,《梁书》在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方面,也都保存了一些资料,《梁书·诸夷传》还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海南一些国家的历史,记载了它们的传说、风俗、物产,以及我国人民和海南各地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极有价值。
《陈书》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也是由姚思廉修纂的,其中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日”,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缚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内容不如《梁书》那样充实,较为简略,或许与陈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建树有关。
《南史》八十卷,包括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唐朝李延寿撰。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烦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这种家传的形式是《南史》的显著特点,突出了门阀士族的地位,反映了南朝的社会现实。另外《南史》也增补了南朝各史中所没有的史料,与南朝各史可以互相补充,不可偏废。最后,《南史》全书的编纂,显示了李延寿父子历史观方面的进步。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有鉴于此,于是发奋成就《南史》与《北史》。《南史》中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具有积极意义。 南朝170年的历史,自有其特点。
一、南朝综合实力不断削弱,最终形成北强南弱局势。
刘裕的两次北伐都曾取得了辉煌成绩,一度收复了关中地区,对北方诸少数族政权都形成了一定威慑。此后,随着北魏统一北方,形势发生了变化。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拓跋焘亲率大军南下,进攻宋朝,对宋朝形成了巨大的破坏,当时人说“虏之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众所共见”(《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宋书·索虏传》称:“喋喋黔首,……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甚矣哉,覆败之至于此也。”南朝经此空前浩劫,国力大为削弱。此后宋齐梁陈政权更替频繁、门阀士族日益腐败僵化,兵士身份不断低落,自耕小农经济持续衰颓,加上侯景之乱对南朝的再次毁灭性破坏,以及陈朝政治的极端腐败,都一步步削弱着南朝的力量,形成了北强南弱的局势而一蹶不振,最后统一于北方实则为势所必然。
二、门阀士族的势力臻于极盛,但同时也开始趋于僵化并走向衰落,寒门庶族的势力不断崛起。
南朝的世家大族凭借世资,“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王僧达(王导五世孙)在宋孝武帝时为尚书右仆射后,“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僧达的孙子王融,在齐武帝萧赜时期,“自恃人地,三十[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曾孙融附传》),这些都可以说明他们有着非常优越的政治地位。同时世家大族还拥有雄厚的庄园经济基础,陈郡谢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宋书·谢弘微传》。琅邪王骞(王导六世孙)“有良田八十余顷”(《梁书·太宗王皇后传》)。会稽孔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今浙江萧山县)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宋书·孔季恭传》)。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更是显赫,他们与寒门庶族的界线也越来越严格,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论》)。为了保持其高贵身份,士族讲究在门第内通婚,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袁氏等大族之间相互联姻,范围始终限制在很有限的圈子里。土族标榜门第,“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连帝王之家也以与士族联姻为莫大之幸事。
然而高门大族的显赫中已经开始酝酿其衰微的必然。士族普遍鄙薄武事,不肯“屈志戎旅”(《宋书·王昙首传》),结果使得寒门庶族逐渐掌握了军权。此外,由于高官清要都由士族把持充任,君主的用人之权只及于卑官寒吏,加上士族官员们不屑于留心吏治,因此许多机要实权和实际吏治都逐渐由寒人掌控了。寒门庶族的势力不断抬头,预示着门阀时代的必将终结。
三、南朝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东晋以来的战乱流离,引发了北方农民的大量南迁,这些流徙的民庶以部曲、佃客等身份依附于世家大族,成为士族庄园土地上的劳动力,江南农业经济因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从刘宋时代起,江南稻米的产量,已经压倒北方,所谓“自淮以北(北朝),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南朝),千斛为货”(《宋书·周朗传》),家庭纺织业固然还不如北方,稻米生产量则逐渐要超过北方了,《史记》中所记的那种南贫北富的局面开始根本扭转,正如沈约《宋书》孔季恭等传论中所说:“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会稽)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鄯杜之间(关中)不能比也。荆城(荆州)跨南楚之富,扬郡(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韧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到了唐代,“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韩愈《送陆歙州诗》序),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由北方移到南方了。
四、佛教、道教的广泛传播。
汉末以来的长期战乱和儒家学说独尊地位的动摇,为佛教的流传提供了良好的时机。佛教宣扬的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适合当权者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也为处于苦难中的广大人民指引了一条精神上的解脱之道,因此南朝时期,佛教得到广泛传播,并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名僧,他们翻译和整理佛经,撰写佛学著作,发展了佛教思想,使佛教走上了中国化的历程。慧远宣传因果报应,刘宋初年的竺道生则宣传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这些学说得到了迅速传播,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佛教的发展到梁朝时达到顶峰,梁武帝则是南朝帝王中佞佛的典型代表。他不仅敬重僧侣、大造佛寺,还亲自讲论佛法,注译佛经。他为严格戒律,反对肉食,撰写《断酒肉文》,强令僧尼一律遵守,从此形成了中国汉族僧尼吃素的传统习俗。在佛教思想方面,梁武帝倡导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二教都来源于佛教,治国方面则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主张三教并用。此时的佛教实际上已经儒学化和玄学化了。
道教在南朝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刘宋时的道士陆修静整顿天师道组织,吸收佛教仪式,完善了道教的斋醮仪范。梁朝的陶弘景把某些佛教教义和封建等级制度引入道教,建立起道教的神仙体系,使道教从杂乱的多神崇拜的宗教逐渐走向一神为首的宗教。梁武帝经常向陶弘景咨询国家大事,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南史·隐逸·陶弘景传》)。 总之,无论佛教还是道教,对于儒学和玄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当时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佛道盛行,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产生了全面持久的影响,最终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本书力图通过精心的选目和准确生动的翻译,帮助读者了解南朝的历史,了解其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风貌,了解这一时期绚烂多彩的思想文化和哲学宗教、文学、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成就,从而把握南朝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传承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