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北齐书》、《周书》和《北史》因为分别以北朝时期的北魏、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为主要记载对象,因而被合称为“北朝四史”。
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因头绪纷繁而不易把握,更因此时处于南北分裂、对峙状态而容易各执一词,使真相湮没在双方的笔墨官司之中。在这两个方面,北朝四史既为我们勾勒出了北朝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又为我们留下了南北朝在历史记录上歧异的明显记录。
北朝四史卷帙浩繁,行文中常引经据典,对今日一般读者而言颇有距离。因此我们从中选取了部分重要内容译为白话,希望能借此让广大读者接近元典,并产生对这些史籍的阅读兴趣。而魏收的《北史》在对传世史书的改写方面有典范性作用。《北史(1)》就是其中一本。
北朝四史卷帙浩繁,行文中常引经据典,对今日一般读者而言颇有距离。因此我们从中选取了部分重要内容译为白话,希望能借此让广大读者接近元典,并产生对这些史籍的阅读兴趣。《北史(1)》就是其中一本。
魏收的《北史》在对传世史书的改写方面有典范性作用。其所开创的对传世史书进行删削后补入正史所未录之内容的做法,上承《汉书》对《史记》中有关西汉历史的记录进行抄录与改写之法,下启北宋欧阳修、宋祁在《旧唐书》的基础上修撰《新唐书》达到“文省而事增”效果的前驱。单就这一点而言,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十分有意义。
《北史》还有一个很有价值之处,就是可以与《魏书》、《北齐书》与《周书》互相对照,在这三部史书流传过程中出现内容散失时可以用来补全。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三部史书,阙漏的各篇正是用《北史(1)》的内容补入的。
魏书卷一
帝纪第一
序纪
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有些在中原华夏之地,有些到了中原以外的荒僻之乡,昌意以小儿子的身份被封到北部,治内有大鲜卑山,便以“鲜卑”为国号。他的后代世代统治最北方的荒漠之地,担任首领,以游牧射猎为生,风俗淳朴,教化简单,没有文字,刻木立约,一切古今之事都靠口耳相传。以“托跋”为氏,其后裔始均曾在尧、舜时在中原任职。
成帝拓跋毛
其后六十七代,至成皇帝托跋毛受到拥戴,统领三十六国,治下有九十九个大姓,威震北方,各地都表示臣服。
其后世系为:
节皇帝托跋贷,庄皇帝托跋观,明皇帝托跋楼,安皇帝托跋越。
宣帝拓跋推寅
宣皇帝托跋推寅立。推寅时南迁至方圆千里的大湖泊,其地昏暗卑湿,计划再次南迁,未出发便已去世。
景皇帝托跋利,元皇帝托跋俟,和皇帝托跋肆,定皇帝托跋机,僖皇帝托跋盖,威皇帝托跋侩。
献帝拓跋邻
献皇帝托跋邻立。他在位时,据说有神仙进言说:“此地荒僻,不能建都立国,应该再行迁徙。”献皇帝此时已经衰老,便将皇位传给其子。
圣武帝拓跋诘汾
圣武皇帝托跋诘汾。其父献帝传位给他,命他南迁,但一路有高山深谷阻碍,迁徙十分艰难,圣武帝便想停止南迁。后来得遇奇缘,一年多后终于迁徙到匈奴故地。迁徙的政策因为多在宣、献二帝时制定,所以国人将他们都称为“推寅”,就是“钻研”之意。据说圣武帝与天女相逢,生下神元皇帝。因为这段奇异的经历,所以当时的人曾经有个说法:“诘汾妻家不可寻,力微皇帝无外家。”
神元帝拓跋力微文帝拓跋沙漠汗
始祖神元皇帝托跋力微,生来睿智英武。神元帝元年为庚子年,此前,西部(鲜卑)进犯,拓跋部组织离散,神元帝依附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他有英雄气概,旁人不能揣测他的想法。后来他和窦宾攻打西部(鲜卑),兵败后窦宾失去座马徒步逃亡,神元帝派人把自己的坐骑给了窦宾。窦宾逃脱后命其部属寻找赠马之人,打算加以重赏,神元帝没有声张,很久以后窦宾才知道是神元帝救了自己,十分惊诧,打算将其一半的领地分给神元帝管辖,神元帝拒不接受,窦宾便将其爱女嫁给神元帝。窦宾还想再报答神元帝的恩情,一再向神元帝打听他想要得到什么。神元帝提出想率领其部族北迁到长川作为居所,窦宾接受了他的请求。迁徙之后的十多年中,神元帝以德服众,那些离散的族人纷纷前去归附。
二十九年,窦宾临终前告诫他的两个儿子,让他们恭敬地侍奉神元帝。可是他的儿子没有听从他的遗言,私下里计划对神元帝发动战争。神元帝将他们召至自己的地盘,并杀掉了他们,将他们的部众全部纳入自己的治下,各部大人都诚心归服神元帝,神元帝的实力大增,拥有二十万骑兵。
……
P1-2
《魏书》、《北齐书》、《周书》和《北史》因为分别以北朝时期的北魏、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为主要记载对象,因而被合称为“北朝四史”。
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因头绪纷繁而不易把握,更因此时处于南北分裂、对峙状态而容易各执一词,使真相湮没在双方的笔墨官司之中。在这两个方面,北朝四史既为我们勾勒出了北朝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又为我们留下了南北朝在历史记录上歧异的明显记录。
北朝四史卷帙浩繁,行文中常引经据典,对今日一般读者而言颇有距离。因此我们从中选取了部分重要内容译为白话,希望能借此让广大读者接近元典,并产生对这些史籍的阅读兴趣。
以下对这四部史书的基本情况做一简要介绍:
一、《魏书》
《魏书》问世于北齐时期,共130卷(含子卷,如不含子卷则为11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8卷、志20卷。主要记载了自拓跋氏先祖至北魏分裂前后的历史,并对东晋以来与拓跋氏政权共存的南北政权历史进行了简述。
此书从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二年(551)正式开始修撰,至天保五年(554)初次修成。因为议论纷纷,并未马上颁行于全国,而是在北齐孝昭帝、武成帝时期进行改写,今日我们所见之本就是成于武成帝高湛时期的修改本。
在《魏书》问世之前,北魏政权就先后在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分别委任邓渊、崔浩等人编纂北魏早期的历史,但这两部史书都是编年体。后来李彪负责国史编纂,才将编年体改为纪传形式,再后来邢峦、崔鸿、王遵业等人又对孝文帝至孝明帝时期的起居注进行了编写。因此,《魏书》是在这些北魏国史的基础上删削编纂而成。
《魏书》的主要编写者为魏收。根据《北史·魏收传》的记载,虽然当时还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人辅助他一起从事这项工作,但“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缉;高孝干以左道求进”,所以修史工作还是落在了魏收一人身上。
魏收字伯起,出生于北魏世宗宣武帝正始二年(505),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他是东魏北齐时代著名的文人,在北魏节闵帝(后废帝)时期开始兼任国史修撰之职,接触到北魏的图籍档案,这也为他日后修撰《魏书》打下了基础。
魏收修《魏书》,历时四年就完成了第一稿,但质量较高,这与他此前的准备是不无关系的。他长期担任国史修撰工作,对材料非常熟悉,因此在高洋建立北齐王朝后不久,就表达了“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的志愿。
《魏书》的长处与特色主要有四:
一为取材真实可信。20世纪30年代,周一良先生就发表了《魏收之史学》,对《魏书》的取材真实性给予了肯定。而近年田余庆先生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时,也认为《魏书·序纪》的记载十分准确(见《拓跋史探·前言》)。记载真实可信,对《魏书》而言意义重大,在问世之后,这部历史著作就被强加以“秽史”的恶名,用实证研究论证其记载的真实,是还它以清白的最好方式;而证明了记载的真实,《魏书》对了解北魏历史的重要性也自不待言。
二为体例上的自觉创新与改造。《魏书》没有拘泥于《史记》、《汉书》定下的传统,在写作过程中,魏收能够做到因时而变,创立一些对反映北魏历史有利的体例,或是对原有体例进行改造。例如,为了反映北魏时期道教和佛教对于上层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他就专为这两教设立一篇《释老志》;再如,拓跋鲜卑原来治下诸氏族在北魏从民族政权发展成为中原正统政权过程中的发展情况,与官制一样都能反映出北魏政权“中原化”(或称之为“汉化”“封建化”)的特色,他将这二者合编为《官氏志》,就如班固在《汉书》中将“礼”“乐”合为一志那样。除了创新之外,魏收针对北朝时期大家族成为左右朝廷和地方政治、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力量这一现实,改变了列传的写法,记传主时,将其父祖、兄弟、子孙也一并载入,使家族源流与家族概况得以直观地表现出来。
三为规范史书写作。《魏书》之前的史书,由于种种原因,一直陈陈相因,虽然体例创新屡见,但对传统中不合理之处则少有变革。比如,《史记》做《天官书》,因其为通史而无碍,但《汉书》中设《天文志》,则将西汉以前就存在的星空情况也记于其中;至于《外戚传》多记后妃之事,更是显而易见的弊病。针对《天文志》的这一问题,魏收主动效仿《宋书》、《南齐书》中《天文志》的写法,只记史书所载时期的天文现象,而星空介绍、分野情况则完全省略;针对《外戚传》兼记后妃的陈习,魏收在《魏书》的《外戚传》中只记外戚家族中有政治表现的男性。这种将史书写作推向规范化的做法,也为唐代刘知畿在《史通》中针对史书写作提出全面的规范性要求打下了基础。
四为以北魏为中心,对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政权进行记载。《魏书》中,对于与拓跋鲜卑早期政权并立的十六国政权、北魏建立后的南朝、柔然等政权都有记载,尽管为了正统的原因,以“僭”、“私署”或“岛夷”名之(当时又有哪个政权没有这种做法呢?),但全局之观念足可称道。此做法,上承陈寿《三国志》,下启唐修《晋书》与欧阳修《新五代史》,从史学上对“大一统”进行了表现。
当然,《魏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记载北魏分裂后的历史,依旧享有政治上的特权,无论政权如何变化,人仕为官者与此前没有太大差别。因此,李延寿做《北史》,自然要对这一时代特色进行充分的表现。这样写的好处,就是对某一个家族自身的发展脉络呈现得十分清晰;坏处,自然就是将《魏书》中原本不是很过分的家族性传记写成了家谱形式,同一家族之人,前后相差几百年,也尽数收于一传,造成了一大批“生无令闻,死无异迹”(《史通·列传》)之人厕身于史册的现象。所以,烦冗的家传即是《北史》的特色,也是《北史》最令后人反感之处。
《北史》在对传世史书的改写方面有典范性作用。其所开创的对传世史书进行删削后补入正史所未录之内容的做法,上承《汉书》对《史记》中有关西汉历史的记录进行抄录与改写之法,下启北宋欧阳修、宋祁在《旧唐书》的基础上修撰《新唐书》达到“文省而事增”效果的前驱。单就这一点而言,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十分有意义。
《北史》还有一个很有价值之处,就是可以与《魏书》、《北齐书》与《周书》互相对照,在这三部史书流传过程中出现内容散失时可以用来补全。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三部史书,阙漏的各篇正是用《北史》的内容补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