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楔子的开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靠稿费生活的人。说好听了是个专业作家，但没什么名气。没什么名气的作家说难听点叫作无业游民。从很年轻时我就这样无业。除了发表过几个中、短篇小说之外一无所成。当然还写散文。直到前年有个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提升做了编辑室主任，想提携我把那些小说和散文集成一个小册子发表，使我兴奋了很久。后终因征订数量太少出版社实在赔不起而未能付梓。还有大大前年我写了一个反映新疆维汉两族青年爱情题材的电影剧本，被一位导演选中，但在电影厂的审查中认为有些情节违反了少数民族政策，如果拍成片子恐怕会引起穆斯林的抗议，遂遭枪毙。总之这么多年就如此浪掷光阴。幸喜目前还有几个杂志和晚报封我为专栏作家，允许在报屁股上定期发表些豆腐块文章，聊以糊口。
前不久一个杂志约我写一个音乐家的专访。那音乐家早先是乐队的指挥，后来提升做了乐团的团长。我对他的采访连寒暄喝茶在内大概不到一个小时，无非是请他谈谈经历学业，留意记下他多年以前的两部作品的名字，然后问问他对当前音乐的看法和对未来音乐的展望，以及他的个人爱好，如此等等。写这类八股式的专访对我来说早已驾轻就熟，用一个路数和模式，套不同姓氏和职业即可。音乐家和我聊得兴起，说我很懂音乐，算是个知音。起身告辞的时候，音乐家正好也要外出，执意要用来接他的一辆桑塔纳送我一程。在车里我问他当领导和搞音乐指挥更喜欢哪个，他说当然更喜欢后者。“要不是当这个劳什子团长，我还背不上那个处分呢。”音乐家的口气虽然轻松，但仍然使我觉得诧异：“您是著名的音乐家，谁处分您？”
“怎么，你不知道？我这档子倒霉事在音乐界可算是无人不晓。”
音乐家自嘲地笑笑。原来多年以来他的乐团一直保留着一把17世纪的意大利纳格希尼小提琴，目前在中国仅存一把，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几年前突然不翼而飞，被人偷带出国，后经公安机关和国际刑警通力合作，才得以完璧归赵。音乐家作为乐团的领导，当时被上级课以记过处分，处分材料还进了个人档案。
“还好，据说小提琴是从香港被追回来的，幸亏没走远。”
毕竟已经事过境迁，音乐家此时的神态已显得有些超然。档案中的这点记录在今天的时代对他也算不上什么负担。做一个单纯的音乐指挥固然无官一身轻，但做领导也有做领导的实惠，至少还能有辆桑塔纳作为代步的专车呢。
这事过去几个月后，几个朋友合谋写一部反映刑警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拉我人伙。我对警察生活一无所知，从小到大，甚至没进过一次派出所。然而朋友盛情相邀，又是出名赚钱的好事，却之颇有些不识抬举。情急之中想起音乐家讲起过的关于意大利小提琴失而复得的故事，感到颇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想想外国惊险电影中的种种细节，觉得完全可以套用在这个故事上，于是便一口应承下来。
后来知道参加这个系列剧创作的，竟有七八人之多，每人各写一个独立故事。听听这七八个名字，在文学界都可算不同凡响，不由暗自惶恐，心想与名人为伍，又是自己陌生的题材，相形之下，难免技拙。因此不敢漫不经心，急来抱佛脚地托熟人求到一位公安系统的干部，向他打听是否知道这个小提琴案的一点细节。那人在公安部某局当副处长，也听说过这个案子（足见确是大案名案），但细节不知。他给我写了一张两寸宽的条子，要我去找市公安局某处的处长，说在某次会议上和他曾有一面之交，知道他曾主管过这个案件的工作，细节一定知道很多。
条子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地址和那处长的名字。处长叫伍立昌，听上去很威武也很斯文，但当我在那机关的传达室把条子像介绍信一样递上去以后，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没能得到接见。愤怒之余想象这位伍立昌大概官气十足。不过我听说在公安局当一个处长，确实比其他机关里的处长要威风许多的。
看传达室的是个老头儿，原先也是公安局的干部，退休以后来这里拿补差的。这种侦察机关往来访客的人不多，传达室比较清静。老头儿闲得无聊，就与我侃山，说到这个案子，竟也知晓一二。他劝我不要再等处长召见，“伍处长现在是正处长了，太忙，就算见你也顶多五分钟的事儿。再说案子上的事，说多了就是泄密，他不会跟你说什么的。”
“那怎么办呢，找别人行不行？”我求教道，“您看还有谁能提供点情况？”
老头儿想了想，扭脸问一个进来取报纸的干部模样的老同志知道不知道吕月月现在去了什么地方。那老同志说好像到什么皇族夜总会去了，然后又反问老头儿你这个老不正经的找吕月月想干什么。老头儿说不是我找是有人想找，我给他介绍去。那个人瞥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老头儿告诉我那个叫吕月月的是个女的，原先也是这儿的警察，好像参加过那案子的工作。“你可以去问问她，反正她已经调出公安局了，说说这事也许没什么顾虑。”P1－4
在这个早春的下午，曾凡华对我说，你为我们编一套“中国悬念小说经典丛书”吧！说话的时候，他的脸如窗外阳光一样灿烂。
我跟凡华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他是《解放军报》文艺部主任，力主编发了我的中篇小说《这里是恐怖的森林》，开创了军报小说连载之先河。遗憾的是，之后，军报再也没有连载小说。我的那个作品就是一部悬念小说。30多年过去了，身为作家、诗人的凡华，在线装书局任总编辑仍壮心不已，带领全社同仁，奋力开拓名字颇为古老的出版社的崭新局面。
说话间，他向我展示了书局新出版的线装本“当代大家散文丛书”，主编是我的好友王必胜兄。宣纸柔软，油墨清香，让我爱不释手。随意翻看其中贾平凹的《定西笔记》，淳朴浓郁的西北风情扑面而来，像成群的麻雀飞起，如一大片麻布飘过，又像山里的簇簇野棉花云朵般绽放。丛书中还有陈忠实的《漕渠三月三》、铁凝的《农民舞会》等，姚黄魏紫，各呈其妙。
谈及出版悬念小说，凡华说他的悬念情结一如既往，希望这套丛书能通过曲折的故事讲述，关注社会问题，颂扬人性之美和正义可贵。说着，便把书局各要塞同仁一一请来，现场办公。编辑、美术、出版、印制、发行，兴致勃勃，各抒己见。有高人提议，要选就选最经典的作品，丛书名能不能叫“最悬念”？OK！
选题一致通过。散会。
悬念小说往往跟案件纠结。悬疑丛生，扑朔迷离。案情大白之日即悬念破解之时。
那天，几个热心此道的朋友聚在昆仑饭店座谈这个话题，地点是海岩提供的。因为他不但是“便衣警察”，还是这个饭店的老总。其间，主持人发问卷检测各位智商，“请用一句话说出什么是悬念小说？”我想了想，写下一句特土的话——
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
我朴素地认为，不论是施贤臣施大爷得梦访案，还是福尔摩斯趴在地上人肉搜索，不论是开创了“乡间别墅派”的阿加莎指使笔下的波洛在东方快车上摇晃光头，还是松本清张以精准的点线破译出天才音乐家杀人背后的悲情世界，其所布阵的悬念及事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表现的都是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
警探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罪犯亦然。同样，读者跟随扑朔迷离的悬念，也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从而得到阅读快感，拍案叫绝。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就是悬念小说。
这就是悬念小说的魅力。
当你被一部精彩的悬念小说吸引，你也许会随着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不知不觉跌宕其中，使自己成为里面的一个角色，为寻找出路左冲右突，掩卷良久而不能自拔。
其实，现实生活又何尝不如此？几乎每个人都曾经或正在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都曾经或正在演绎自己的真实版“悬念小说”。要么，你是警探；要么，你是罪犯；要么，你是案件目击者；要么，你是坐在法院旁听席的旁听者。总之，你无法躲避，你无法选择，你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或惊心动魄，或化险为夷。当经历这一切后，你也许就爱上了悬念小说，甚至动笔写悬念小说。从阅读或写作中，寻找感应，弥补缺憾，重温过往，考问良知。
我在自己的真实版“悬念小说”中就扮演过“罪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不妨在这里悬念两分钟，打破为丛书写序的一般规律，尝个新鲜。
1971年，我在云南勐腊建设兵团1师6团9营当知青，写了一篇小说《后代》，发表在昆明军区出版的部队文艺丛书《磨刀歌》里，责任编辑是作家张昆华。小说有幸被云南人民出版社相中，约我前往昆明修改。在那个年代，请工农兵作者进城修改作品是很时髦的行为艺术。我在昆期间，云南蒙自驻军42师宣传干事杨芳优找到我，说师首长看了小说很喜欢，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做梦都想。杨干事说征兵季节他会来勐腊接我入伍。真是天上掉馅儿饼还肉多葱少！我心花怒放，很快完成了改稿。这时，我接到兵团1师宣传科的通知，让我前去报到。在临回兵团前，省文艺界请我参加创作座谈会。会上，诸位大仙装神弄鬼大谈“三突出”创作原则。我在发言中却说，《后代》中的主角始终没出场，同样达到发表水平。语出，会场静如死。我说完拍拍屁股打道回府。北京大爷就这样儿！
从昆明回勐腊必经景洪，兵团l师师部在此。我前来宣传科报到，邱科长说，你不要回勐腊了，就留在师宣传队搞创作，调动手续我们很快办，办好后派车送你回去取行李。哎哟喂，好事连连，天上又掉下一张香河肉饼，我赶紧张大嘴接着。没等吃到嘴，一天傍晚，邱科长找到我，阴着脸问，你在省里改的小说怎么样？我说改好啦很快就会出版。他眼里好像藏了个小人儿，是吗？你再问问？我就跑到邮局给出版社挂长途，对方给我个喜帖子，啊，啊，已经下厂印了。我兴冲冲返回禀告。不料，邱科长摇摇头，假话！他四下看看无人，压低声音说，这件事我本来不该跟你讲，你的小说根本没下厂。出版社不但撤了稿，还给我们来了函，说你在会上攻击江青的“三突出”，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来函已经转团里去了，听说营里都准备好了批斗会。师里不能留你了，明天就要派人送你回去。你……你不能回去，下面的批斗会弄不好能把人打死！
啊？！邱科长的话如当头一棒。我蒙了。我想不到。我浑身发抖。所有美梦瞬间粉碎，黑云压城城欲摧。
不能回去，师里又不能留，我往哪儿走？
我无路可走！
天暗下来，已看不清邱科长的脸，只见他眼里闪着光，你不是说部队想要你吗？我点点头。那你快去问问，能不能现在就去？真是救命稻草！我又跑回邮局挂长途。女营业员死羊眼盯着我。难道她知道我是“反革命”？我的心怦怦乱跳。听到电话里传来杨干事的声音，我急中生智，叫着表哥表哥！把杨干事叫傻了。斜眼看看女营业员不再钟情，我这才说，杨干事，我现在就想去部队！杨干事更傻了，啊？不是说好征兵时……你出什么事了吗？我捂住嘴说，你救救我！杨干事好像一下子全明白了，你电话多少号？你别走开，等我回话。我告诉了电话号，离开柜台，躲进阴暗角落，像马一样竖直耳朵。天黑透了，外面刮着风。邮局里早己没了顾客，只有我一个人，像鬼！我等电话，我等回音，我等生死。我在希望与失望的轮回中煎熬。不知过了几年，女营业员说你走吧，我们要下班了。就在这时，电话铃突然炸响，把我俩都吓掉了魂儿。杨干事在电话里急迫地说，你来吧，马上来！跟谁也别说！我问，到哪儿？他说，思茅。我说，好！
事后，我才知道杨干事接到我的电话，就去找了政治部主任王定一，紧跟着他俩又敲响师政委办公室的门。张跃水政委当即表示，不管有什么事，让他先来部队再说！于是，杨干事紧急通知我赶到思茅，那儿离景洪最近，是42师125团驻地。
逃跑！马上！
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
紧要关头，不能犹豫，也不容犹豫！
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
杨干事让跟谁也别说，可我不能不跟邱科长说。他不会害我。但是，为防万一，我还是昧着良心隐瞒了关键词，邱科长，部队让我马上到蒙自去。话一出口，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反革命，不敢再正眼看对方。邱科长沉闷一会儿，突然问，你有通行证吗？我立刻愣了。那时边境管理很严，沿途军警设卡盘查，外出必须有通行证。我所持的通行证往返一次有效，回勐腊可以，去思茅不行。邱科长说，通行证师里开不了，你只能回团里开。但你一回团里就别想走了。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到勐腊去找这个人，求他帮助。记住，一切要秘密进行！今天晚上你也不能回宣传队了，夜长梦多。我给你点儿钱，到街上找个鸡毛店住下，明天一早坐头班车回勐腊。通行证一到手，调头就上思茅，千万不能耽误。明天师里发现你不在了，肯定会派人找！
我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感谢邱科长的，也记不清当时是如何离开他的。但是，我却永远记得他！当我写到这里时，他就出现在我面前：脸黑黑的，眼睛小小的。对比身高，他的头和脸都显得有点儿大。因为，他真的太矮了，像传说中的武大郎。他是现役军人，听说是被冤枉了才下放到建设兵团。他让我秘密联系的人，是跟他同时被下放到6团的现役军人杨士相。杨在团部任军务参谋，职责就是签发通行证。
那一夜，无处落脚的我，连鸡毛店也不敢住，在长途车站的墙脚下缩成一小团儿。月冷，风寒，虫鸣。每句人声都让我心惊，每个黑影都让我肉跳。何为罪犯？此为也。第Z－天一早，我上了头班车。为了不让人发现，我不但在脸上抹了泥，还假装睡觉用衣服蒙住头。躲在衣服里，大睁着眼，大支着耳。我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修炼成反侦察老手？……
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我秘密潜回勐腊后，情况又如何呢？
就此打住，留下悬念。
下面，我介绍入选本丛书的作家海岩。他的入选作品就是你手上拿到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为无爱时代做爱情小说，是他新近的感言。读来令人感慨——
去年某日，北京某报，称某老者产病于途，路人皆绕行，致其冻死街头。旁有编者按语，痛责见死不救者冷酷无情。今年某日，上海某报，有新闻照片报道某老妇病卧路中，围观者众，却元援手。照片一侧的文字除声讨外，亦有表扬，日幸有好心人呼来老妇亲属，将其扶起送入医院得以拎救云云。
读京报新闻时，虽震撼不已，但料想之中，因类似现象，早不绝于耳。看沪报图片时，感慨之余，又存疑惑：人既好心，何不尽快将老妇扶起急救，反而舍近求远付出喊亲属？包括那位摄下此景的路见不平者，有调焦取景按快门的工夫，为何不先救人于危难之中，以身作则？
世上人情，想来如此淡薄。
难怪我的小说始终被舆论质疑——现实中还有如此纯粹的爱情吗？原来我所倾心的那种举案齐眉的境界，早已不是男女爱情乃至整个风气的常态，我确实在粉饰生活，凭空杜撰，随意拿捏呢。 于是更加感叹两千年前的先哲孔子，以一个“仁”字为内核创建儒学的苦心。儒者，社会及他人所需之人也；仁者，两人相处时应持守之道德也。在先儒的学问中，“仁”的基础其实就是爱心。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伦常，即是互相施爱于对方，所谓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然后由小及大，由近及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爱心推己及他，广而大之，遂令天下德行其道也。
古人说：“人之初，性本善。”爱心原是人之天然本能。又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爱心也需后天教化与培养。且爱心犹如一座宝塔，须从基础开始，分层而建。即是先儒所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递进关系。人生在世，先要自我修炼，养成良好性情，承担家庭责任，孝敬父母，善待妻儿，方可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现在，我们教育后代之方法，常常忽略此天然之顺序。孩童时代，咿呀学语，便有许多声音教授其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这固然重要，但问题出在，他爱不爱父母，爱不爱他人，爱不爱花草动物，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长大成人也如是，只要你声称爱党爱国，其余均属个人小节，无碍于财路及仕途。
但我想，一个缺乏基本爱心的人，一个连对父母、朋友、妻小都不愿尽责的人，一个很少怜悯、同情和体恤他人的人，会爱国吗？能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吗？
当然，把爱心的缺失仅仅归罪于教育未免失之偏颇。多年以来，宣传教育的事倍功半，并非错在本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存在决定意识依然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辛勤劳动已很难致富，当不义之财可一夜暴发，当本应在思想上立于社会前列的知识精英沦为社会下层尊严不保，当无数不平等现象从个别转为普遍，因而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和价值观的逐渐异化，就不是简单靠提倡些什么弘扬些什么所能救药的了。
或许也不该归罪于那些见死不救的围观者和绕行者。本来，人的善良本性加上后天的教育，完全可使芸芸吾辈在轻微伤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做出有益他人之事，譬如伸手扶起病倒老人甚至将他送到医院。但如果做出此种有益他人之事需付出高额代价，譬如扶起老人后可能被老人或他的亲属诬为肇事者继而索取养老送终的资费，而又无人愿意为你作证的话，那么从最简单的成本收益率分析，成本远远大干收益的事，不取收益但需付出巨大成本的事，恐怕我等绝大多数凡夫俗子都要遮颜绕行了。
如此看来，只有当社会更重视基础德育，同时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善行义举不必承担过大风险，甚至可以受到一定奖励；使不仁不义难逃直接惩治，无须等待来世报应，只有这样的现世报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常规，公德之普及才足可期待，尽管在我们每个人的胸襟里，都藏有博大之爱心。
我的读者曾赐我醒悟，他们对我那些纯情小说喜爱之甚，远远超越小说价值本身，似乎说明：功利化趋势越泛滥，人们对于单纯的爱，美丽的爱，渴望越深！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由海岩编著。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讲述了：
大陆女警吕月月为了执行追查国宝级文物小提琴的任务，而涉身一场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家族之争和帮派斗争。她与涉案的潘氏家族的潘小伟相爱相惜，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国宝小提琴终于回归祖国。但潘小伟的绝望自杀，使卸去警服的吕月月并未能过上平淡的日子，也正是一个个如她一样的悲剧之警，成全了世人的安宁和国家的利益。
海岩编著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讲述了年轻的女刑警吕月月由沈阳刑警学院毕业，刚分配到北京某公安部门，就参与了一起要案的侦破。某乐团一把价值连城的意大利小提琴竟然神秘失踪，最后落到了香港黑社会手中。帮派头邻潘大伟想独占小提琴并逃避对方的追杀，而让其胞弟潘小伟带着小提琴悄然躲进北京。为了获得小提琴的有关线索，吕月月以旅行社导游的身分暗中掩护潘小伟。生死共度的朝夕相处，吕月月与潘小伟相互倾慕，爱情益深。明知不能为而为之，面对种种物欲，主人公将对善与恶、生与死作出最后的抉择……故事以读者采访的形式层层展开，峰回路转，扣人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