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菊与刀》从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入手，于生动的叙述中进行有力论析，语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鲁思·本尼迪克特编著的《菊与刀》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关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并且深入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人双重性格产生的根源。《菊与刀》从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入手，于生动的叙述中进行有力论析，是了解日本民族绕不过的经典读本。

第一章 矛盾的日本人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和各安其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

第六章 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

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

第八章 洗刷罪名

第九章 人情世故的世界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日本人的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子女的教育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第一章 矛盾的日本人

任何事物都具有矛盾的一面，但是没有那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矛盾。他们既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又彬彬有礼；既十分顽固，又能善于变通；既十分驯服，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十分忠贞，又骨子里叛逆；既行为勇敢，又内心怯懦；既心态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菊和刀就是日本这个民族矛盾性的象征。

曾经与美国对抗的所有对手中，最让美国头疼的就是日本。因为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所要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岛屿海滩的登陆行动和后勤供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日本人的行动意图。这和两国文化的差异有关。在与其他西方国家打仗时，美国根本不需要花过多的精力去考虑两个民族在思维和习惯上的差异。举例来说，1905年的美俄战争中，美国的对手虽然是与其他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沙俄，但他们仍然遵循西方人的做法。那就是，即便在战时，也会遵循一些符合人性的战争惯例，而这一点完全不适用于日本人。

日本打开紧闭的国门已有七十五年了，但在外人眼里，他们的一些说法仍然让人费解。比如，“但是，又……”等词句是他们使用频率极高的。任何一个严肃负责的非日籍的人文社会学家，在谈及其他民族时，通常不会说这个民族既彬彬有礼，又蛮横、傲慢；他也不会说这个民族既顽固不化，又适应激烈变革。同理，在他们的论述中，是不会出现某个民族既性格温顺，又不轻易服从上级的命令；该民族既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等论调。他不会说某个民族既勇敢无惧，又怯懦；不会说他们更在乎自己的主观感受，又非常照顾别人的感受；不会说他们遵守规则，又不服管制，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说该民族故步自封，又崇拜西方文化。任何一个严谨的非日籍观察家，通常都不会在自己的著作里说某个民族崇尚美好的事物，高度重视演员和艺术家，醉心于菊花栽培，同时又强调该民族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  然而，上述这些矛盾论调在有关日本的论著中却经常出现。而且，这些矛盾不仅仅出现在著作里，更是日本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菊与刀便是这样一组矛盾。很大程度上，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又彬彬有礼；既十分顽固，又能善于变通；既十分驯服，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十分忠贞，又内心叛逆；既行为勇敢，又内心懦怯；既心态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但是，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毫无所知时，他们内心就会充满罪恶感。他们的士兵规规矩矩，但骨子里他们又生性叛逆。

了解日本人的矛盾个性对于研究日本人这个课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对于美国来说，日本给我们出了很多所谓的“日本通”都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不攻打日本本土，他们是否会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的皇宫？日本战俘能够为我们提供哪些有用的信息？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舆论措施来说服日本士兵和日本平民，从而消除他们对美国人的敌对情绪？如果战争结束，我们应该对日本人实行永久的军事管制以维持世界和平吗？我们的部队是否要在日本深山老林中与那些疯狂的顽固分子决一死战呢？在战争还未结束之前，日本本国会不会爆发一次类似于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最有可能领导这次革命呢？如果革命没有爆发，那是否意味着日本民族只有等待灭亡？

1944年夏初，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日反攻行动。许多美国人认为对日战争可能还得持续三年，或许十年，或许更长时间。而日本民众则认为这场战争可能会成为百年战争。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远。而日本官方的公报、媒体甚至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

就在日本国民仍然坚信他们会是真正的胜利者时，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欧洲战场一直被盟军最高司令部放在军事优先考虑的地位，这一年六月，盟军又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对德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在太平洋地区，美军部队已在塞班岛登陆，这将是一场预告日军大败的重要的战役。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军更是日益与日军短兵相接，一决胜负的时刻越来越近。依据以往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地与日军的战役，我们已清楚地知道，美国所面对的是一个极难对付的敌人。

因而，到了1944年6月，尽快了解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我在这时受命研究日本，任务是使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尽早弄清日本民族的真实面目。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仅要关心日本军事、外交方面的事情，还要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仔细观察，关心他们在一段时间内的方针政策以及对后方普通老百姓生活产生的影响。日本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我们不仅要了解东京当局的目的和动机，了解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经济、军事实力，还必须了解日本政府对本国国民的期望值，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处世模式；弄清这些行动、想法背后的制约因素；撇开一些先人为主的观念，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会怎么做。我们必须尽量撇开美国人的思维模式，避免以自己的思维习惯去揣测日本人的想法。

显而易见，我的工作任务是很艰巨的。由于当时美日两国是敌对的双方，很容易对敌人充满憎恨，因而要真正了解敌人并不容易。我要做的，不是去想我们处在他们的境地会如何行动，而是要弄清楚日本会如何行动。因而，在研究中我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把日军在战争中的一切行动都看作是有价值的资料来加以分析和利用。我认为应该把对日本发动战争这件事本身当作一个文化问题来研究，而不是当作一个军事问题来看待。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和他们在和平时期一样具有自身的特点。要了解日本人对待战争的态度所反映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可以从了解日本的将领着手。他们不断鼓舞士气，消除疑虑，激发潜能。我认为这些战争中的细节，都透露了日本人在战争中把什么视为可以利用的长处，而收集和研究这些细节是了解日本人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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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起国人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对日本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大部分人都会脱口而出——不好。排除掉对日本心怀不满的愤青的比例，是什么造成了对日本如此的印象不佳，这个国家到底哪些地方让人厌恶？要了解这些，我们就需要认真地去了解和研究日本和日本人，而《菊与刀》这本书正好可以给予我们要探求的一些答案。

《菊与刀》的作者在二战临近结束时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研究日本民族，以便为美国制定战后对日政策。作者利用了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对在美国的日本人进行研究，并且参考大量有关日本的文献、文学和电影，最终完成了这本研究日本的著作。《菊与刀》的作者就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鲁思·本尼迪克特于1887年6月出生于纽约，她的父亲是名外科医生，母亲则受过高等教育。小时候的鲁思因为听力不佳，反应有些迟钝，被亲戚和其他人认为是痴呆儿，因而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也养成她文静甚至孤僻的个性。1905年，鲁思就读于瓦萨学院，主修英国文学。毕业后，前往欧洲旅行一年。返回美国后，她曾在慈善组织会社、西湖女子学校工作过一段时间。1919年，她到社会研究新学院旁听了人类学的课程，并对人类学产生浓厚兴趣。1921年，她进人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学习，最终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聘任讲师。

1934年，鲁思·本尼迪克特经过多次的修订与整理，出版了著作——《文化模式》，她提出的文化相对论观点：每个文化各有自身的特性，因此不存在谁好谁坏，谁优谁劣的判断。1939年，她完成了专著《种族：科学与政治》。1943年，鲁思开始接触各参战国的文化资料，并出版了一系列介绍罗马尼亚、泰国等国的著作。后来，她奉美国政府之命开始研究日本文化，最终完成了《菊与刀》一书。1948年5月，鲁思突发冠状血栓症病逝，享年61岁。  鲁思·本尼迪克特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在东方生活过的美国人，她准确把握了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并把这种文化差异对民族气质的形成、民族气质对人和国家在生活层面和战争层面上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精辟的论述，对日本人和日本这个国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日本人认为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就是这个精神狂热的民族，二战时在遭受敌人空袭的形势下，在缺少事物并且要高强度劳动的情况下，他们仍做广播体操来消耗体力，同样士兵会以自杀撞机的激进方式来参加战斗。在狂热的精神背后，日本人也有一种易乎寻常的冷静力量，日本人有一种信念——所有事情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日本人的情谊不仅包括善意关切，对传统荣誉的维护，也包括消除毁谤和侮辱。这些荣誉感包含着一些具体的要求：如能忍受痛苦，保持稳静和克制的行动，对于危险和痛苦必须坚忍和处之泰然。它要求人在生活方式上要守本分，要有很强的耻辱感和报复心理，他们的有恩必报、自我克制的道德准则，似乎要把个人欲望等同于罪恶，坚决从内心根除。但日本人同时又对感官享乐非常宽容，他们并不谴责个人私欲，相反追求肉体享乐，认为这和义务一样需要学习。

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根u形曲线，幼儿和老人有最大的人生自由，到结婚前后降至最低。他们在最富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最大的约束。日本人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格，使他们在成人之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溺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使他们举动往往怯懦，但又可以勇敢得近于鲁莽；他们非常殷勤有礼，却又傲慢不驯；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却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

日本人呈现给世人的是极为矛盾行为。“菊与刀”两者中，“菊”是日本皇室族徽，象征忠诚和圣洁；“刀”是武士文化的代表，象征勇敢和力量。作者用“菊”和“刀”的组合，形象地刻画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他们一手捧着花，一手拿着刀”，也有西方学者将其称为“精神分裂的民族”。

现在距离《菊与刀》这本书写成已经过去了近70年，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本书依然是研究和了解日本的重要著作。对于在历史上曾饱受日本人带来深重苦难的中国人，阅读和思考这本书具有更加特殊而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