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央视播出了《恰同学少年》、《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等一批好作品。国家各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此类书籍。我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理想话题的。这说明一个现象，我们的社会有一大批正直的艺术家、史学家、文学家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社会存在信仰危机的问题，他们用先辈的光荣历史在拷问自己，也在拷问所有中国人。

作者贺捷生以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是不能“死机”的，它应当不断地被激活。从这一点出发，他用了三年时间，苦心写作这本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精)》，就是想以一个老人的绵薄之力，加入激活精神信仰的行列。

贺捷生将军是贺龙元帅的大女儿，1935年出生仅18天，就由父母背着去长征。沪教版小学语文课本将她的这段经历编写成课文，称其为“走完长征的婴儿”。但是，还不止这些。1937年，当她还不足两岁，父亲贺龙率领八路军一二○师东渡黄河去抗日，托两位国民革命军前部下将她带回湘西抚养。此后的12年，父亲的两位前部下先后离世，、养母带着她隐姓埋名，孟母三迁，从湘西洪江陆续转移到乾州、保靖等地。懵懂中，有中共地下党在悄然关注她，爱护她，也有不明身份的人在暗中窥探她，跟随她。1947年，当她走进雅丽山，成为保靖省立八中的一名中学生时，才惊奇地发现，每当危机来临时帮她化险为夷的，却是一个神通广大，也曾是她父亲前部下的神秘人物。1949年冬天，正在沈阳担任区委书记的母亲蹇先任不顾一切地返回湘西寻找她，终于让她回到父亲贺龙身边。之后，她考上了北京大学，逐渐成为大学教师、记者、编辑和党史军史专家，并跻身于恢复授衔后的第一批女将军行列。

《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精)》，是作为著名军旅作家的贺捷生将军在古稀之年，直面昏暗、严酷和惨淡的历史，顽强地追溯父亲贺龙、母亲蹇先任和自己童年散落的足迹，以优美而略带伤感、真实而接近雕刻的文字，为读者奉献的一部有别于惯常读本的元帅和女儿的生命史与心灵史。《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精)》中的部分篇章先行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作品执意寻觅的历史天空和精神原野，被文学评论家们赞赏为奇崛的如梦如歌的“红色意境”。

自序 信仰的力量

卷一 苍茫

回到芭茅溪

父亲的忠诚

虫声唧唧不堪闻

途经香港那串足迹

木黄，木黄，木色苍黄

远去的马蹄声

不能遗忘的小镇

我和大武有个约会

在歌声中寻觅

去看一棵大树

梦萦伊犁河谷

卷二 血亲

外公在母亲心中

啊，遥远的桥

在围场骑马挎枪

我们的瞎子哥

卷三 怀想

以女儿的名义

爱在青山绿水间

钢铁将军贺炳炎

五台山那些神奇往事

寂寞英烈周成荣

像黄金那样纯粹

《星火燎原》，永远辉煌

卷四 童眸

鸿蒙初开的日子

兰姐的逝水流年

庭院深深深几许

乾州那条石板路

逃离雅丽山

后记 追溯着，倾诉着，快乐着

父亲的忠诚

父亲贺龙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部书，一部博大精深的书。从我懂事那天起，我就用心灵去读他，用我沿着他的足迹孜孜不倦地跋涉和寻找去读他。而在我用几十年生命读懂的几个篇章里，南昌起义前后投向共产党怀抱，是他写下的最激动人心的一章，最耐人寻味的一章。如果给这个章节取个题目，我想，非“忠诚”二字莫属。

在人们的印象中，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父亲，身材伟岸，手里总是握着一只大烟斗，动如虎，静如松，是个无所畏惧而又敢于担当的人。他生于民风强悍的湘西，长于军阀混战的乱世，一旦给他一个机会或一片天地，他便会像苍鹰那般翱翔，像蛟龙那般翻飞。我查过民国时期的史料，1916年2月，当他带领血气方刚的十二个弟兄端了芭茅溪盐局，在故乡湘西桑植建立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后，一时三湘震惊，朝野惶恐，当时的湖南省长曾继吾后来在《湖南各县风俗调查笔记》中写道：“桑植地处偏僻，昔年风俗淳朴，民性耿直，自民五（1916）军兴，匪风颇炽。贺龙以贩夫走卒，揭竿作乱，不数年荣绾军符，总领数千，身跻显要，名震乡帮……”

父亲出身贫苦，小小年纪就凭着超人的胆识，出外赶马谋生，养家糊口，曾继吾说他是“贩夫走卒，揭竿作乱”，虽然口吻轻蔑，但与事实大体相符。问题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正是“贩夫走卒”这样的劳动人民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在以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中，试问有几个不是这样的贩夫走卒？又有几个不被他们梦想推翻的统治阶级诬陷为“赤匪”？至于曾继吾说我父亲“不数年荣绾军符，总领数千，身跻显要，名震乡帮”，我倒要感谢他如实道来，为历史记录下了父亲在那个远去的年代，曾怎样的八面威风，怎样的叱咤风云。

父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南昌起义前的十几年，他追随孙中山，自告奋勇地站在讨袁护国和护法的旗帜下，东征西讨，屡建奇功。他几起几落拉起的人马，也在一次次成功与失败的磨砺中发展壮大。但是，穿着那身挂着乱七八糟零碎的旧式军服，他却心生烦忧，对狗咬狗般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深恶痛绝，尤其不忍看到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啼饥号寒。1921年，四川南北两军形成对峙，父亲奉命率领一团人马人川作战。三年乱仗打下来，父亲虽从团长升任师长，但对孙中山利用旧时武装治理中国的做法产生了怀疑。许多年后，他用一生也没有改掉的湘西口音叹道：“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几十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深感父亲当时的内心有多么凄苦和悲凉。因为这次公开发表的言论，既透出了他对中国时局积重难返的无奈，又流露出对中国未来的茫然。他看到了要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必须打倒军阀和官僚，又苦于身单力薄，根本改变不了中国的现状。那种进退维谷的窘境，就像在黑夜中踯躅，在荆棘丛中盘桓。

1925年至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先是依靠有许多共产党人的黄埔师生喋血东征，荡平了陈炯明叛匪；接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始北伐。父亲驻扎在贵州铜仁的队……

P18－19

信仰的力量（自序）

三年前，我利用住院体检的闲暇机会，读了一本名为《讲坛随笔》的书，作者是部队的一名将军，长期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作品以散文随笔的形式谈理想道德话题，对这样一本谈信仰说励志的书，有人可能觉得不合时宜，我却捧读在手，欲罢不能，并想起了许多与理想和信仰有关的往事。

理想、信仰，今天忽然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摆在全社会的面前。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信仰何以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问题？这确实很值得研究。《讲坛随笔》中谈到电视剧《潜伏》的一个情节，国民党天津情报部门的李涯讽刺用情报换美元的谢若林“没有信仰”。谢若林回答得很干脆，也很无耻：“我有信仰，我信仰生存主义。”这就是说，我为生存活着，只要能活着，其他的通通无所谓。无疑，这种观点丢掉了一个人的社会属性（责任），剩下的只是自然属性，即像丛林里的动物那样弱肉强食，为活着而活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在网上，竟然有许多帖子对这种论点表示赞同。我在读到《讲坛随笔》对信仰的分析时，思绪回到五十年前，那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那时我们也谈理想，也谈信仰，当时我们的中心话题是：报效国家，尽快完成学业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中国。我们的青春同朝气蓬勃的新中国一样，时时充满向上的活力。而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再谈信仰，为什么会突然觉得沉甸甸的？是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信仰变得多元，甚至更趋功利化，因此，这种讨论也更具特别的意义。

正如《讲坛随笔》书中所说，在有些人看来，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年代，理想和信仰是一种很遥远的东西，已经不值一提了。而在我们这代人看来，信仰不仅是理念和精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人生的最高追求。不论社会怎么发展，不论经济怎么繁荣，即使到了我们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时候，如果放弃了对理想对信仰的追求，我们的社会同样也会走向沉沦和没落。同时，不谈信仰，我们的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也就无法理解。

我是研究军史的。《讲坛随笔》一书在谈信仰时，以较大的篇幅谈了牺牲的话题，读后我很有同感。其中有一篇《高山芦苇》还写到我的父亲贺龙和贺家英烈，更让我感动落泪。在中国革命史上，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过六位亲人，是社会上都知道的；徐海东大将的家族有七十多人牺牲，就少有人知了。我也想起我家的历史，从我父亲投身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两千零五十人。父亲贺龙在世时，认为满门忠烈，都是为国家献身，那是战争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不必要常提我们自己，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多年前，我女儿为缅怀先辈业绩，自费出版了一本贺氏宗亲英烈名录，社会上才知道这件事。我常常想，前辈们这种不惜生命代价的精神为了什么？是为了理想，为了他们坚守的信仰。可能当年千百万的普通士兵只是为了有饭吃有田种的最低目标，然而，作为共产党和军队的领袖们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在中国彻底推翻黑暗的旧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所以，他们可以舍家纾难、英勇献身。

2009年和2012年，为上天子山给父亲扫墓和缅怀牺牲在三湘大地上的无数英烈，我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先后两次回到故乡，重访一个又一个英雄的牺牲地，凭吊一座又一座烈士陵园。满目青山中，埋着许多与我的家族有着亲蜜联系的先辈和亲朋，沿路我想了很多很多，理想信仰的问题再次撼动我的心灵。

我的叔叔贺文掌，大革命年代，他因参加武装斗争遭敌人逮捕，敌人要我父亲贺龙送五万大洋便可放人，但送信的人遭到我父亲一顿怒斥，敢人随即将我这个年仅十五岁的叔叔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我的四姑贺满姑，是一个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1928年桑植起义后，在当年五月的一次作战中，被敢人包围，在弹尽粮绝中，她同她的二子一女同时被捕。敌人对这样一个三十岁的女红军最后用了极刑，我四姑在敌人五马分尸的惨烈手段下英勇就义。至死她都顽强不屈。我的大姑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原型）、二姑贺五妹，她们两人牺牲在同一次战斗中，同样英勇悲壮。他们为了什么？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全民族的彻底解放。

有一段记载今人或许无法理解，1927年我父亲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得知消息开始拉拢他，以五百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送他，企图收买贺龙一颗效忠心。但这丝毫不能动摇贺龙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脱下皮鞋穿草鞋，毅然决然率领包括三千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浩浩荡荡地开赴南昌参加起义，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装。起义之后，敌人出于对贺龙的仇恨，对我的家乡桑植洪家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屠戮。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贺氏族人一次就被杀害八十多人。

我重提这些历史，决不是要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光辉和理想的旗帜，是父辈们合生忘死的动力之源。正如那位将军在《讲坛随笔》中说的，先辈们如若没有信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今天。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我们的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前辈在九十多年前，为什么能像雄鹰一样“飞”到欧洲去倾听大革命的余音流响，“飞”到苏俄去领受工农革命的风暴？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要知道，包括我的父亲在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都有比较段实的家庭生活，但他们投身革命，义无反顾，为什么？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信仰。在人的生活里金钱是重要的，但仅有金钱是不行的，拜金主义只会让人堕落，金钱的泛滥能使信仰沉睡，官场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逐利的失信能使社会畸形。值得注意的是，蔑视理想的拜金主义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损害着我们社会的健康肌体。在全社会中张扬理想，重塑信仰。建立和倡导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去和一切腐朽的低俗东西作斗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所有中国人都应当为此努力。

近几年，央视播出了《恰同学少年》、《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等一批好作品。国家各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此类书籍。我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理想话题的。这说明一个现象，我们的社会有一大批正直的艺术家、史学家、文学家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社会存在信仰危机的问题，他们用先辈的光荣历史在拷问自己，也在拷问所有中国人。

我以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是不能“死机”的，它应当不断地被激活。从这一点出发，我用了三年时间，苦心写作这本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就是想以一个老人的绵薄之力，加入激活精神信仰的行列。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应该有更宏伟更高远的目标；因为精神信仰的薪火。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012年12月12日北京木樨地

追溯着，倾诉着，快乐着

早知道文字是迷人的，却不知道文字这般迷人。坐在北京木樨地那座住满世纪老人的高楼里，我期待的文字常常穿越时空，翩然而至。它们引领我回溯和追忆，寻觅和缅怀，在一次次倾情呼唤中，沿历史的大河逆流而上，直至它的源头。我发出的声音可能很微弱，但我感到我是在对天空倾诉，对大地倾诉，对潺潺湲湲流向未来的时间倾诉，而这种倾诉，原来是如此幸福，如此快乐。

感谢生活，感谢命运，它们让我经历了那么多，那么曲折和独特。这其中有苦难，有艰辛，有郁悒，有悲伤；有绚丽和繁华，也有黯淡和飘落。同时，还得感谢命运给了我一枝笔，它让我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倾诉的欲望。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见证人，一代俊杰和风流的目击者，朋友们每次见到我，都说我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书，随便把生命中的往事写出来，就是弥足珍贵的文字。我说，是吗？那我试试吧。然而，我仅仅是个业余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要照顾自己的家，哺育膝下的儿女，当然也有自己的工作，而且这种工作要求严谨和细致，不允许我心猿意马，走火入魔，只好把倾诉的欲望埋藏在心里。那时，我唯一能挤出时间做的，就是把某个早晨或者夜晚触景生情回想起来的，把整天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偶然遇到的，把在与父母那一辈人的聚会中即兴讲述出来的那些东西，用如同画家匆匆勾勒几笔的素描，简单地记录下来。久而久之，竟然积累了厚厚的一沓。孰料人生苦短，在不经意间，我也到了古稀之年。这时候，再环顾四周，不仅有许多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许多的事早已被人淡忘，而且，一个时代和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都陆续谢幕了。因而，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再等了，我也没有时间等下去了。这样，我便以孤独而孱弱的身躯，翻出过去那些长长短短积累的文字，开始了我自封的“专业写作”。我写我亲爱的一生跌宕起伏的父亲和母亲，我宿命般诞生的故乡和忧伤的童年。写我在漫长的七十多年中亲身经历的林林总总，点点滴滴，枝枝叶叶。我承认，这种如同每天呼吸和咳嗽那般的回忆和写作，让我感到逐渐充实，逐渐愉悦，以至有那么一点自得其乐的感觉。我安慰自己：我写了，我倾吐了，我诉说了，我就有理由相信。当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读过后，也许会说：这个一生颠簸的老太太，她活得还算精彩，还算丰富，因为她和我们一样，哭过，笑过；迷茫过，快乐过，千山万水都曾走过。

我近年写的都是散文，回忆和追溯性的散文。有人说我是唯一的，是独自在营造“红色意境”。我觉得这种说法没什么不好，我能够接受。但我必须告诉人们，我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亲眼看到过的事情，还有我没齿难忘地爱着和记住的那些人。真实和真情，是我最在乎的东西，最珍惜的东西。我把这种真实和真情，当作我写作必须遵守的原则。我心里清楚，假如离开了真实和真情，我的这些文字将变得一钱不值。

文学界有些朋友对散文书写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他们觉得要把散文写得更精彩，更智慧，更超脱和空灵，也可以虚构，可以像写小说那样无中生有，这让我大吃一惊：一个作家写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自己曾经有过的甜酸苦辣，怎么可以偷梁换柱，明修栈道而暗渡陈仓呢？或者像当下的某些食品那样滥用添加剂？这太不可思议了！它直接造成的破坏力，是损伤我们对文字的真诚和敬畏。我们要知道，我们写下的这些文气肯定会比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久长，如果你哪一天发现鲁迅写的那两棵枣树纯属子虚乌有，发现朱自清没有望着父亲那肥胖的背影穿过铁道去为他买那几只忽然滚落的橘子，那会是什么情景呢？

也许我老了，跟不上时代潮流了，也许我写不出人们期待的那种锦绣文章，但我在文字的真实性上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因为我害怕给后人留下一些虚幻的东西，真假难辨的东西，有化学残留物或病毒的东西。要知道，信息时代的病毒对文字的侵略和腐蚀已防不胜防，如果我们对自己父辈的经历，还有自己的亲身经历都不加尊重，都要去杜撰或粉饰，那我们留下的这类文字，何以去面对我们的后人？

谢谢关心和爱护我的朋友和亲友们，谢谢每个有兴趣读这本书的读者。因为有你们，我才感到不孤独，才觉得依然行走在我热爱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2012年11月1日北京木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