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政策变动之前
央行宣布加息之后，各路理财专家活跃起来了。有的为你分析存款是否应该转存；有的建议你购买债券选短券、弃长券；有的让你选择固定利率房贷，等等。这些都是有效的理财方式，但又都是“马后炮”。人人都想把长期债券抛出去，争相购买短券，长券价格下降，短券价格上升，你有什么收益呢？银行发放房贷是为了利润最大化，加息了你想改为固定利率，人家干吗？
这世界是一个未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家庭理财正是在这不确定的世界中实现财产的保值和增值。如果一切都尘埃落定，没有不确定性，也没有风险，人人都知道怎么做，你的理财会有多大收益？学会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理财，才能回避风险，或者利用风险。这就需要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根据这种预测来选择不同的理财方式。当你知道未来即将加息时，在央行未宣布加息之前抛出长券、收购短券，理财才会成功。同样，在加息之前有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可供选择，你才可以根据自己对未来利率的预测进行选择。不关注未来的变动，仅仅在变动出现之后忙于应对，永远是家庭理财的“初级阶段”。
在这不确定的世界上，能引起风险的事件极多，从世界经济走势、国际冲突，到汇率变动、自然灾害发生，无一不影响家庭理财决策。当然，如果一定要对这大大小小可能发生的事件都做正确的预测才可以进行家庭理财，那就没有人敢理财了。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进行家庭理财最重要的还是预测短期中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比如，在近期内央行会不会调整利率或汇率，会调整多少，等等。然后，再根据这种预测做家庭理财决策。只要预测大体正确，理财就能成功。但是，如果人人预测都正确，都做同样的理财决策，这就与人人都不预测，或者人人都预测错误，没什么差别了。只有别人没有进行预测，或者别人都预测错了，你才能成功。用个比喻说，人人都预测今天要下雨，出门带了伞，你的伞就卖不出去。只有大家都不知道今天有雨，唯独你知道，你才能卖伞赚钱。
如何在别人不进行预测，或者做错误预测的情况下，做你的正确预测呢？这不仅需要你有点悟性，而且需要你有点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知识，并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变动。
宏观经济政策并不是决策者为所欲为，或者灵机一动拍脑袋决定的。它有一定的规律，宏观经济学讲的正是这种规律。政府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的目的是实现经济稳定。也就是让经济既不过热，出现通胀或存在通胀压力；又不过冷，出现衰退与通货紧缩。如果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出现或冷或热的波浪式发展就是正常的。政府的宏观调节就是在经济过热或出现通胀苗头时采用加息这类紧缩性政策，在经济过冷或出现衰退的苗头时采用降息这类扩张性政策。各国政府都根据这个原则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
根据这个规律，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央行加息了。中国的经济连续多年实现了高增长。经过调整，2005年GDP增长达到10.2%，2006年上半年又达到10.8%。这种增长率正常还是偏热呢？根据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中国适度的增长率在7%～9%。低于7%，存在衰退，高于9%就出现了过热。也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属于经济过热。而且，这种高增长是由固定投资增加和出口增长带动的。尤其是固定资产增长过快已引起一些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为了抑制经济的过快增长和固定投资增加过多，使经济在稳定状态下运行，采取紧缩性政策就是必然的结果。关于经济过热的情况，媒体常有报道，经济学家也有分析。如果你关心宏观经济走势，就不难得出加息势在必行的结论。根据这种预测，在央行尚未宣布加息之前调整家庭理财的方式，理财不就成功了吗？
在经济中，利率的变动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影响存款与贷款，还要影响股市和汇率。一般而言，利率与股市价格反方向变动。加息会引起股市下跌，降息会刺激股市上升。所以，当你把股市炒作当作家庭理财的一种重要方式时，一定要通过预测利率的变动来决定在股市上抛还是进。利率也影响汇率，通常是利率上升，汇率也上升，利率下降，汇率也下降。如果你持有外汇，或想通过外汇买卖来实现家庭理财，也必须考虑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当然，在中国目前市场经济尚不完善、股市运行并不规范、汇率还没有放开的情况下，利率对股市和汇率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但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利率、股市以及汇率之间的关系对家庭理财会越来越重要。
根据宏观经济状况来判断宏观政策的走势，或者说预测央行会加息还是降息是家庭理财决策的基础。只要能正确判断宏观经济状况，预测就不难。难是难在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判断上。我们老百姓并不是专家，而且专家也会由于信息不充分或其他原因而作错误判断，我们该如何判断宏观经济状况呢？
首先要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字。例如，GDP增长率、CPI（消费物价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等等。这些数字很容易获得。要注意的是专家对这些数字的解释。例如，这两年CPI并不高，但专家指出由于CPI中所选的商品种类与各种商品所占的权重，CPI实际上低估了通货膨胀率。
其次是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如央行领导，有关经济问题发表的讲话。他们作为官员公开讲的代表了政府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他们又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因此，他们的讲话中往往含蓄地表达了政府的政策意向。
最后还要关注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讨论。他们的言论也许不一定全面、客观，他们相互之间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那些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有某种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样去进行家庭理财也许会累一些。但如果不这样做，走在政策的前面，人云亦云地去理财又有什么好果子呢？
皮洛斯的胜利
2005年金秋十月，当以色列经济学家奥曼和美国经济学家谢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南京城里，国美和苏宁正打得难解难分、硝烟弥漫。奥曼和谢林获奖是因为他们运用博弈论为走出冲突设计出了求解之道，南京的价格战是非要打个你死我活。一边是双赢，一边是两败俱伤。同样的冲突，结局却不同。
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可以化解。在价格竞争中，这种情况也不少。20世纪初，美国汽车工业是一个暴利行业，厂家有400家之多。福特先挑起价格战，没有和解，没有让步，一路打下去才有了福特、通用、克莱斯勒这三家巨头，才有了强大的美国汽车工业。由于生产技术特点，汽车企业只有做大才能做强。汽车行业是一个典型的寡头行业，那些达不到规模经济的企业应该被消灭、被兼并。但没有一家企业自愿退出，这就只有走对抗竞争之路。而且，福特之所以敢挑起这种对抗是因为它有实力。福特发明了自动装配线，又对工人实行效率工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其他中小企业。生产效率的优势使它稳操胜券。
当生存竞争的规律要求优胜劣汰，而且优者有明显优势时，解决冲突的方法当然是把打击坚持到底。这个过程对被淘汰者有一点残酷，但自然规律无可奈何。
但历史与现实并不全是这样，有时和解比对抗更有利。当年英国资产阶级和王室达成和解，成为英国产业革命的制度保证，才有了以后的大英帝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消灭了王室，但这种成功又给法国社会带来多少进步呢？有时，力量稍强的一方胜利了，也是“皮洛斯的胜利”。
皮洛斯是古罗马的一位国王，他在一次双方实力相当的战斗中胜利，但也损失大半精锐部队。皮洛斯望着横尸遍野的战场，感叹地说：“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就完蛋了。”“皮洛斯的胜利”就成为代价巨大的成功的代名词。
不过“皮洛斯的胜利”总算还是胜利，如果双方实力相当，连“皮洛斯的胜利”都没有，结果岂不是双方都很惨？我看国美与苏宁就是这样。国美与苏宁分列全国家电零售业的第二、第三位，可以说实力相当。就企业的管理效率而言也是在伯仲之间。而且，南京又是苏宁的总部所在地，苏宁当然要对抗到最后一兵一卒。国美何苦挑起这场价格战呢？双方死拼硬打，售出的电器价格甚至打到五折。没有完善的制度，没有一流的物流、资金流调配体系，只能靠压低供给商的进货价，收取进店及其他费用，或拖延还款。这种两伊战争式的打法，最后只有两败俱伤，连皮洛斯国王还不如。
人类社会的许多冲突正是这种谁也灭不了谁、谁也无法获胜的状况。小的如国美与苏宁这样的价格战，大的如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争、如今仍看不出希望的巴以冲突。国美与苏宁最后不会有赢家，美苏军备竞争浪费了资源，巴以冲突是两个伟大的民族都在流血。奥曼和谢林正是在努力寻找化解这种冲突的出路。
博弈的目的不是与什么都斗就其乐无穷，而是为了共赢。化解冲突，走出对抗当然是要通过谈判来实现。谈判的起点是达成共识。这就是双方知己知彼。比如，在价格战中双方都会知道，我降价，对方也会进一步降价。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地降下去，最后低于成本时，不就是双方共亡了吗？如果能达成这种共识，双方就有了通过谈判而和解的愿望。由愿望变为现实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无论是价格战、国际冲突，还是其他博弈，都不是斗气，不是匹夫之勇，作为理性行为者应该在无益的对抗中达成这种共识。
在双方的谈判中当然要有妥协。实现共赢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不过这种代价比对抗到底要低得多。双方付出多少代价取决于各方的实力。不过谢林的研究证明，并不是力量强的一方逼迫力量弱的一方做更大让步。恰恰相反，是弱的一方往往比强的一方有优势。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这种情况下，强的一方要主动做更大让步。因为谈判失败，强的一方损失会更大。在巴以冲突中，以色列政府顶住了国内右翼势力的压力，主动退出加沙地区，正是一种让步。一些亿万富翁在与弱势群体的冲突中不愿意做让步，执意对抗到底，最后玉石俱焚，谁的损失更大？
当然，奥曼和谢林的博弈论还有更为严格的推理和更丰富的内容，否则何以能获诺贝尔奖？但他们的理论并不是“看起来很美”，是有现实意义的。明白化解冲突实现共赢的道理，再去学学奥曼和谢林告诉我们如何谈判，应该付出什么代价，你在打价格战和冲突中突会理智得多。国美和苏宁的老板们也许无暇关心奥曼和谢林，但这两位学家者的贡献的确与他们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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