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说“先生”我们一般都是指鲁迅先生一样，在香港文化界说“蔡诗人”则肯定是指蔡炎培，他以他张狂的诗人形象和不拘一格的长短章诗篇，恰好符合了安分守己的香港人对“诗人”的想象。
我从不掩饰对蔡诗人的喜爱，因为他是香港这彬彬之地罕见的真性情之人，我始终认为写诗绝对需要真性和热情，蔡诗人虽然年长我近四十岁，激情却不让二十少年，常常给我们提示生之欲、文字之欲为何。我曾戏称，与蔡炎培一席谈，胜吃十锅羊腩煲，所以初冬风紧，我便生一访蔡诗人的念头，诗人互相取暖，夜话不必围炉。
其实如果说什么波希米亚香港，蔡炎培与其同代的诗人昆南、戴天、画家蔡浩泉、王无邪等哥儿们应该算是第一代波希米亚香港人。走进蔡诗人独居的寓所，欣见凌乱如昔——我当然没有亲眼见过昔日的蔡诗人，我想见的是那一个遥远时代的纵酒长歌之夕，凌乱的是生活的面孔，因为凌乱而充满生机与神秘。
在堆满各种诗集和小说的饭桌上，空出了一张A4纸大小的位置，那里放着一摞白纸和一支钢笔——蔡炎培无论写诗写文还是抄稿，都亲自手写，别说电脑了，影印机、传真机他都不用。在这个网络时代，我邮箱里唯一能收到的实体书信，就来自蔡炎培，抬头必写某某某诗人收，读之就如互通天地会暗号一般的光荣。
蔡炎培和我天南地北聊天，常常离题远奔，谈名师、名士，谈情伤、情傲——当年多少人被他诗歌中兼有的温柔与孟浪之姿所倾迷！但他就像他所私淑的诗人吴兴华，独来独往，自恃一身才华与傲气，不惜碰钉与寂寞。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他又有这样一种痴情，是与所谓英雄不同的、一种甘入地狱的大悲悯所在。
“我接触到吴兴华才觉得这个人才有资格做我的老师，他很深沉。我熟读他的《秋日的女王》、《记忆》、《绝句》、《十四行》……都能背出来。我是很挑剔的，觉得诗的文字和节奏必须很讲究，吴能满足我。他的重要在于承先启后，是新诗运动最重要的诗人。”素未谋面的吴兴华曾经救他一命，“那时我因为感情问题几乎崩溃，出现幻听幻觉。那时我从台湾读书回来，Blue Coat要离开我。”Blue Coat是他生命中重要的女子之一，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从来不需诉说出口，唯叹天以百般磨难成就一诗人而已，“直到我在文学杂志读到吴的《论里尔克的诗》[编按：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德国诗人]，马上感悟了，诗歌晋级了，写出一系列的好诗来。我没有见过吴兴华，但私淑他是老师。”
从此他学会了豁达，虽说仍然想兹念兹，念兹在兹，他也就将此道一以贯之。“我一直这样走，我是一个跟着命运走的人，别人会计划什么，我不会，即使如今这个年纪也如是，我一直感谢上天给我能够走到今天的机会。”爱情、写作、还有赌博，成为他生命中最自豪的事情，我想起的，是他的那句妙语：“写诗如花钱，花完便算。”爱情呢，他倒不这样洒脱。
赴台湾求学，蔡炎培开始拼命写诗，寄了一首《创世纪》去，马上被刊用了，当时香港有几个诗人被台湾看到？诗歌给予他的台湾岁月极好的回忆，“我在台中念书，路过台北的时候就会和那里的诗人会面，叶维廉介绍我认识痖弦和洛夫。我还记得一次在淡水河畔，我拿《离骚》给他们看，大概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之间。在淡水河畔吃烤肉，痖弦和洛夫问我：‘在那急流河畔，满月在扶光之中’何谓之‘扶光’？我说，现在满月，它的光像水一样，快要满泻，但是因为有张力而不泻，所以像扶住光一样。他们说有道理，作出一个要颁给我学位的姿势。”那夜之后，痖弦送他上车，对他说：“炎培，我们的文坛是有希望的。”这句话他至今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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